《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只要社会现象合规律性的学说根本否认杰出的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对事变有影响，这种责备就仍然是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责备之所以尤其会产生强烈的印象，是因为新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像18世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当局，历史运动的所有一般原因都是从它而来，并且听命于它。既然法国革命表明了，历史事变不是仅只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制约，那么米涅、基佐和同一派别的其他学者们就把如此频繁地摆脱了任何意识控制的情欲的作用提到了首位。然而如果情欲是历史事变后的和一般的原因，那么，圣伯夫断言一旦出现一些活动家，能够使法国人民产生跟曾经使他们激动过的那些情欲相反的情欲，法国革命就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为什么不对呢？米涅会说：因为根据人类本性的属性本身，其他的情欲当时不可能使法国人激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许是真理。然而这个真理会具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因为它等于说人类历史按其全部细节都是由人的本性的一般属性所预先决定的。在这里宿命论是作为个别消融于一般的结果出现的。其实，它始终都是这种消融的结果。有人说：“如果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这是对正确的思想的不正确的表述。应该说：如果一切都是通过一般的东西完成的，那么个别的东西，也包括我的个人努力，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它被不正确的应用了。应用于现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它毫无意义，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个别的东西也是有地位的。而应用于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它却是有根据的。
现在已经不能把人的本性看作历史运动后的和一般的原因了：如果人的本性恒久不变，那它就不能解释变化无穷的历史进程，而如果它是变化的，那么显然，它的变化本身就为历史运动所制约。现在应当承认人类历史运动后的和一般的原因是制约着人们社会关系中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一般原因同时起作用的有特殊原因，也就是特定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赖以进行而且本身终是由其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即同一个一般原因所造成的那个历史环境。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和其他“偶然事件”的作用，由于这些个别原因和偶然事件，事变终才获得自己的个别外貌。个别原因不可能使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这种作用制约着个别原因影响的方向和范围。然而毕竟无可怀疑的是，如果影响历史的个别原因为同一序列的另一些个别原因所取代，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外貌。
莫诺和拉姆普雷希特到现在为止都是立足于人性观点之上。拉姆普雷希特斩钉截铁地和不止一次地声称，按照他的意见，社会心理是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由于这种错误，想要考虑“社会生活全部总和”的那个本身很值得称赞的愿望，可能只会导致毫无内容甚至烦琐冗长的折中主义，或者——在始终贯一的人那里——导致卡勃利茨之流所谓理智和情感孰重孰轻的议论。
不过且言归正传吧。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在其论英雄的名著”中称伟大人物为创始者（Beginner）。这是非常恰当的称呼。伟人正是创始者，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些，他的欲望比别人强烈些。他会解决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提上日程的科学课题；他会指出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他会发挥首倡精神来满足这些需要。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英雄，不是说他似乎能够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而这是一种极巨大的意义、一种了不起的力量。
什么是事变的这种自然进程呢？
俾斯麦说过，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而应当等待历史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谁来造成的呢？历史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因素”。社会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即社会的关系。然而如果社会人在特定时期所创造的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任何伟人都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已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者还不适合这一状况的那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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