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 后发优势是否会变为后发劣势？
袁佳薇（外国语学院）：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可以少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发展中国家可以容易地引进和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来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那么是否会缺乏一定的动力进行更深刻和长久的制度变革？这种后发优势会不会变成后发劣势，形成路径依赖，对以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形成巨大的阻碍？
林毅夫：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杨小凯教授所提出的后发劣势问题。对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我在 2002年和杨小凯教授曾有过一场争论。杨小凯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容易地引进和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来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因而缺乏进行更深刻和长久的制度变革的动力，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使得长期发展变得不可能，甚至导致经济崩溃。这里我需要强调一下，杨小凯教授所提出的后发劣势指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不如发达国家好，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同样不如发达国家好，但他并不认为技术不如发达国家好是后发劣势，实际上他所指的后发劣势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来加快经济发展，这种发展的成绩会导致在引进可以克服国家机会主义，让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英美共和宪政的努力上产生“惰性”，他把这种“惰性”称为后发劣势。对于如何克服这种惰性，杨小凯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先难后易，即先进行彻底的共和宪政体制改革，有了这种“长治久安”的制度以后再去发展经济。可是，除了英国和美国，尚没有其他发达国家是先采用了英美的共和宪政再去发展经济而取得成功的，许多英国的前殖民地（如印度等）继承了英国的共和宪政，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成功。另外，我主张利用后发优势并不是主张制度不需要改革，而是要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改革制度。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制度是内生的，制度变迁是有路径依赖的，并且，在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许多扭曲也是内生的。由于制度是内生的，所以因为条件不同，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在另一个国家不见得是的，这也是继承了英美共和宪政的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原因。由于路径依赖，不同国家对某些制度所提供的功能或服务虽然有相同的需求，但是提供这个功能或服务的制度安排不会完全相同。例如，防止国家机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对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但是在不同的发达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所以，德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英国，法国的政治体制也不同于德国和英国，但是它们都是成功的发达国家。由于在转型经济体中许多看似扭曲的制度安排是内生的，例如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这些内生的扭曲背后的原因未消除之前，如果把扭曲取消掉，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更糟，这也是苏联、东欧采用休克疗法去推行华盛顿共识，试图一次性地把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取消掉，结果导致了经济崩溃的原因。所以，更好的发展和转型办法是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为制度变迁和消除扭曲创造条件，并在条件成熟时与时俱进地推动制度变革。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参考《解读中国经济》的附录五“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当中有详细的分析、论证和辩驳。
2. 如何判断制度完善的恰当时机？
袁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您在课程中提到，技术进步是一种利益驱动的主动变化，而制度完善则是一个消极适应的过程，制度完善也要以技术变迁为前提。那么，决策者该如何判断何时应进行制度完善呢？因为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经济活动，有可能恰恰是当前制度压抑了技术变迁，导致当前制度看上去和经济活动相辅相成，于是就并未出现改革的需求，从而制度也就无法变得更加完善。那么，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如何判断到底需不需要改革，以及改革力度该有多大呢？
林毅夫：好问题！确实，技术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影响技术的创新。这个问题在《解读中国经济》的附录一“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中做了专门的讨论。总的来讲，当制度成了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制约因素时，合适的制度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出现这种状况时，可能会有自发的制度企业家来推动制度变革。不过，制度变革需要协调许多参与者的共同行动才能成功；同时，制度是一个公共产品，制度企业家无法内部化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所有效益，因而靠市场自发的制度变革的速度可能会严重低于的变革速度。政府可以使用强制力，因而有可能更有效地推动制度的变革。但是，政府决策者应该如何判断到底需不需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呢？这就需要有合适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来帮助政府决策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只有总结于我国自己的经验或针对我国自己的问题而形成的理论，其前提条件才会符合我国的现实。这也就是为何我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来自我国的自主理论创新，并以“唯成乃真知”“知成一体”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和检验标准。
3. 关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
刘曦苑（国家发展研究院）：林老师您好！在完成课后作业时我将《解读中国经济》讲又细致地读了一遍。我认为比较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这一部分有一些隐含的定义。例如，“创新是在下一次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效率比现在高，不一定要求使用的技术”，这一定义是不是缺少对于产品质量以及差异性的思考？而自主研发在书中好像是指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技术引进像是一个拿来主义的过程，那么一些增量式的创新、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做的一些小创新应该属于哪种呢？
林毅夫：创新指的是在下一次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效率比现在高，同样的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创新还包含在下一期生产时升级到一个附加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对发达国家而言，现有的技术和产业都已经处在全世界的前沿，所以，不管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只能靠自己发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水平低，代表技术和产业与世界前沿水平有差距，从而可能用引进的方式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时，只要过去没有这种产业，那么同样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和产业时经常也要做一些改进，这种增量式的改进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发明”，但这种“发明”是根据当地的生产条件、需求的特性或市场情况对原有的技术和产品所做的改进。例如，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合资生产汽车，为了降低成本，通常会把生产线上许多原本由机器人生产的环节改为由工人来生产。这种改进有些也可以申请专利，只不过是实用新型专利而不是发明专利，其投入、风险和回报与发达国家在全球
技术和产业前沿的发明相比要小得多。
匿名同学：我很赞同林老师说的“引进技术具有后发优势”，但是，我有两个问题：
1.我国是否仍然应该加大在部分核心科技上的研发力度？因为倘若依赖引进，这或许会成为竞争对手遏制我们的手段。
2.如何去判别哪些技术是可以依赖引进的，哪些技术是我们需要防止对手遏制而必须自主研发的？我粗糙的想法是：当一项技术被多个国家掌握时，可以依赖引进，因为这涉及博弈问题，即使其中单独的一个国家对我们进行遏制，造成的威胁也较小，我们仍然可以从别国引进；当一项技术仅被一两个国家掌握时，我们就需要重点研发。
林毅夫：同意你的看法！根据和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研发周期的长短以及是否符合比较优势，我把中国的产业分成五大类：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其中，能引进技术的是追赶型产业，领先型、换道超车型产业的技术必须自己研发。上述产业的技术引进和研发根据的都是比较优势原则。如果一个产业对我国的国防或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可能被“卡脖子”，即使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也必须自己研发，则这类产业属于战略型产业。技术研发需要大量投入，成功后利润的高低取决于市场的大小。我国有世界上的单一市场，因此，拥有尖端技术的企业通常会有积极性让我国的企业来使用它的技术以获利。“卡脖子”是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政治行为，会这么做的国家应该只有出于维持政治霸权目的的美国，所以，在战略型产业中真正需要我国动用新型举国体制去重点攻关的是只有美国拥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其他的技术如你所言“可以从别国引进”。我国政府可以像华为那样，对所有的关键技术都支持一些科研院所和企业做一些“备胎”，但在能引进而且引进比自己生产便宜时仍然依靠引进。这种做法能破解美国对我国的“围堵”，也能遏止其他国家加入美国对我国的“围堵”。
4. 如何理解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
任啸辰（国家发展研究院）：林老师您好！您在课程中提到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创造后发优势，而外界却常有对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批评的声音。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正好可以为发达国家现有的技术带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提供了“技术变现”的渠道，双方属于合作共赢。为何这种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会为发达国家所诟病呢？
林毅夫：一个发展中国家哪有可能强制比其发达的国家进行技术转让？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说法！请参考我在“古文观止”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美国什么时候才会心悦诚服？”一文。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是自愿的，不管投资的目的是以中国为生产基地、把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还是把产品卖到中国的市场，为了保持竞争力，这些企业都必须用好、的技术在中国的投资厂生产。这都是企业为了保持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和自己的利润（如你指出的，为了实现“技术变现”）而做出的自利选择。
5. 关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和技术前沿参照的问题
徐鸿诚（元培计划委员会）：我想请教两个问题。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问题。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2018年中国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占美国的 29%，接近韩国 1988年的水平。而韩国在 1988年之后保持了 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在 1998年经济负增长后，次年经济反弹，但是进入 21世纪之后经济增长乏力。1988—2008年韩国的 GDP平均增速为 6.6%，与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速较为接近。请问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中国在自 2018年起的 20年里经济增速稳定在 6%～ 7%较为正常？
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前沿的参照问题。美国自然是当之无愧的科技强国，但是同为发达国家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同样拥有先进的技术，而它们的人均 GDP普遍比美国低一些，请问是否可以考虑以它们为参照系？这样的话，可能中国与技术前沿的差距就会看起来小一些。期待老师指正！
林毅夫：个问题，你的分析忽视了两点， 1988—2018年间，韩国经历了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会低于潜在增长率。所以，韩国在 1988—2008年的实际增长率为 6.6%，那么潜在增长率应该高于 6.6%，具体高多少要看危机带来的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我认为中国自 2008年起有 20年每年 8%的增长潜力，目前我仍然认为从 2018年到 2028年中国有每年 8%的增长潜力，但实际能实现多少，会受到外部和周期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 2011年的 9.6%下滑到 2019年的 6.1%并非潜在增长率下滑所致。如果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滑而导致实际增长率下滑，那么我们应该看到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实际上从 2011年以后每年困扰我们的是通货紧缩的压力，证明中国的增长是低于潜力的。我认为 2018—2028年中国还有 8%的增长潜力，但实际能实现多少则仍然要看外部经济和周期因素的情形。至于 2028—2038年，我认为会有 6%左右的增长潜力。
第二个问题，中国以美国作为参照系较合适，因为美国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 4倍、德国的 5倍，我们可以追赶的产业更多。
匿名学生：林老师您好！您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未来有 8%的经济增长潜力，但近年来中国 GDP增速一直在 6%附近。您认为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有哪些？中国应该如何实现 8%的增长潜力呢？
林毅夫：这方面我写了许多文章加以分析，这些文章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查到，另外在《解读中国经济》第十二讲中也有专门分析。总的来讲，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技术创新的后来者优势来判断的，但是，能实现多少，还取决于需求侧。需求侧方面，因为发达国家尚未完全从 2008年的危机中复苏，影响了其增长和消费，导致其进口增长放缓，影响了我国的出口增长，同时也影响了我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所以，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要低于增长潜力，并表现为通货紧缩的压力。另外，有 8%的增长潜力也不一定意味着要每年都实现 8%的增长，就像一辆新买的跑车会有一个时速的技术指标，每次实际开到多少时速还取决于路况、天候以及驾驶员的身体状况。不过，时速 200公里的汽车和时速 100公里的汽车相比，前者行驶 120公里可能轻而易举，后者行驶 120公里就可能会抛锚、出事故。所以，买车时要知道时速的技术指标；在规划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时，也要知道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