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国际移民的两大潮流促进了农业国家的经济发展。约有五千万人离开欧洲前往温带殖民地，其中约有一千三百万人来到了我们现在称之为温带殖民地的新兴国家：加拿大、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大约同样数目的人——五千万——离开印度和中国，主要是去热带，在种植园、矿井或建筑工地当契约劳工。这两股移民潮流的出现，分别决定了热带农产品和温带农产品的贸易条件。就温带商品来说，市场力量确定的价格可以吸引欧洲移民；就热带商品而言，市场力量确定的价格可以维持印度契约劳工的生活。这两种价格水平迥然不同。
这种价格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和热带地区的农业生产率有差别。在曾是欧洲移民一个来源的英国，1900年的小麦产量，每英亩是1，600磅，而热带地区每英亩谷物的产量不过700磅而已。而且，欧洲的机器设备比较精良，每人耕种的土地也比较多，所以每人的平均产量势必比热带地区高六七倍。在大多数欧洲移民涌往的国家（如美国），产量的差别甚至更大一些，这并非由于每英亩生产率更高的缘故——它比欧洲低——而是因为其机械化程度比较高。新开拓的温带地区的殖民地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之所以较能吸引欧洲移民并使他们定居下来，仅仅是由于这些殖民地使移民的收入水平高于西欧和北欧。因为西欧和北欧先是需要这些殖民地的羊毛，在1890年以后则需要它们的冻肉，随之在1900年后又需要它们的小麦，所以，西欧和北欧为这些商品所支付的款额势必使这些殖民地的生活水准高于欧洲。
另一方面，就热带地区的情况来说，只要茶叶、橡胶或花生的价格能使每英亩土地所提供的生活水准高于700磅谷物所能提供的水平，这便是一个改进。农民就会考虑利用闲置的土地和余暇来生产这些农作物；随着经验的增长，他们就会减少自己的口粮生产，即使付出较高的代价，也要去专门生产经济作物。但是，不管小农的反应如何，愿意为一天一先令而到任何地方的种植园干活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却络绎不绝。亚洲的这般移民潮流和欧洲的移民潮流一样规模巨大，并且决定了热带地区的物价水平。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种植园劳工的工资是每天一先令，而澳大利亚非熟练建筑工人的工资却是每天九先令。如果茶叶是温带作物而非热带产品的话，它的价格也许就会高四倍。如果羊毛为热带产品而不是温带作物的话，它的价格也许只不过是市价的四分之一。
这一分析清楚地表明：对于以欧洲和亚洲的农业生产率分别决定的价格而进行的任何一种经济活动来说，从长期看来，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是无限的。这种分析可以应用于李嘉图式的、包括两个国家和三种商品的比较成本模型。这些商品之一的粮食系由两个国家生产，这个事实决定了以粮食计算的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人们当然可以增加商品或国家的数目，对此进行详细阐述，但是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要生产粮食的话，那么这个模型的基本内容仍旧是适用的。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热带国家无法通过提高出口商品的生产率来回避这些不利的贸易条件，因为这样做只不过降低这些商品的价格。我们从生产率提高快的两种商品一一糖和橡胶——的情况中，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只有提高热带国家的共同商品，即国内粮食的生产率才能够改善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
有趣的是，在两个国家集团进行竞争的场合中，有时候比较利益在哪一方很难确定。棉花便是一个例子。十九世纪时，美国是棉花的主要供应国，但是所有的热带国家也都种植棉花。尽管英国竭力促使其殖民地种植棉花，但是美国在市场上仍独占鳌头。美国每英亩的棉花产量约为印度或非洲产量的三倍，但仅仅是这点还不足以抑制热带国家的棉花生产。如果南方的黑人可以自由移居北方，在那里干活，领取和北方白人相同的工资，那么，美国就不能与热带国家的棉花进行竞争。美国的种族歧视压低了棉花的价格；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在种族歧视的情况下，美国黑人的收入不是那么低的话，亚非拉就会以较高的价格输出大量的棉花。
在工资差别超过生产率差别的情况下，热带国家的商品才能进行竞争。有一些商品由于热带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低而无法进行竞争，棉花就是其中之一。不只是北美奴隶未获解放前就生产的棉花和烟草，就连市场价格一直很高的玉米、牛肉和木材，都是热带国家无法竞争的；而且，随着甜菜生产率的提高，热带国家在生产糖方面的优势也逐渐消失了。这使得热带国家出口农产品的范围相当狭窄，并且促使热带国家过分专门化地生产一两种出口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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