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转学入清华
1935 年，我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大一的开学仪式上，我次见到了潘光旦先生。他是清华的教务长。潘先生是社会学家，也是优生学家。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他因踢足球而伤腿，鲁迅曾叫他作“拐杖先生”；又说他见人便说：“拿家谱来。”冯友兰先生说潘先生颇似春秋战国时代的“杂家”，我想也是称赞他博学的意思。
我入学时，清华外文系的师资队伍在国内可能是好的之一。系主任是王文显先生。他原是苏州一个孤儿，幼年被一位名叫昆西（Quincy）的英国传教士带往英国求学。他的英语和英国人一样流利，会说苏州话，但不会讲普通话。他在清华学堂时期已来清华任教。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他出任外文系主任。由于爱好戏剧理论、导演和创作，他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院进修。返校后，他讲授“西方戏剧史和理论”，自己用英文创作反映中国大学生活的剧本，培养了剧作家曹禺和导演张骏祥。我上大学二年级时，曾上他讲授的“西方戏剧”课，读了一些西方戏剧名著，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莫里哀的《伪君子》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先生未去后方，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听说后来他去了美国。
吴宓先生本来打算学习化学工程。校长周贻春先生知道他爱好文学，送他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吴先生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四年级转入哈佛大学。本科在哈佛毕业，入哈佛研究院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Irving Babbitt）教授。白璧德教授早年留学法国，主张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提倡“新人文主义”，来补救物质文明之不足。
吴先生是诗人，国学根基很好。在哈佛获得比较文学系硕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南南大学，讲授
“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为了宣传“新人文主义”，办《学衡》刊物，在国内文化界有一定的影响。胡适先生提倡“新文化”，主张写白话文。吴宓先生提倡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粹。有一次在
燕京大学演讲，胡适称在座的吴宓先生为“My Literary enemy”（我文学上的敌人）。
1925 年，清华曹云祥校长请吴宓先生回母校办国学研究所，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和考古。吴先生聘请当时学术界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国学人才。
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吴先生受命制定外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他从东南大学请来早年的同事温德（Robert Winter），他们参照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和芝加哥大学欧洲文学系的方案，结合我国对外语人才的需要，主张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系共同培养通晓中西文化的通才。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而清华外文系的确实现了这个理想。例如，曹禺研究西方戏剧，创作了《雷雨》《日出》和《原野》。钱锺书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很精深，写出《管锥篇》《宋诗选注》以及讽刺小说《围城》。除了这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外，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有用的外语教师、翻译家、外事工作者，在我国外语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吴先生对清华外文系的发展功不可没。
一般来说，南方学生（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四川等省）考清华较多，北方学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省）考北大较多。我上清华一年级时，同室三位同学都是浙江人。我同专业的人中，周珏良祖籍安徽，王佐良祖籍浙江绍兴，许国璋祖籍浙江海宁，只有牛其新是河南人，毕业于北平志成中学。
清华大学的大一新生都要学习共同的基础课：“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我的“大一国文”分在 B 组，由朱自清先生教读本，李嘉言先生改作文。我读过朱先生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对他十分景仰。现在能够聆听先生亲自授课，感到荣幸和兴奋。朱先生教书很严格。读本用的是没有断句，也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学生必须认真预习，在课堂上回答先生的提问。若回答不出，就要受批评。朱先生喜欢新文学，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卞之琳先生的新诗，让学生分析，后他来总结。这也是我次接触到卞之琳先生的作品。
我的“大一英文”课分在工学院入学英语成绩好的一组。读本由陈福田先生讲授，作文由朱木祥先
生批改。陈先生是夏威夷华侨，他的英文名字是 F. T. Ching。他原先学理工科，毕业后到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教数学和物理。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他到哈佛大学读了一个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到清华外文系教英语。他主管全校“大一英文”，自编了教科书。课选自赛珍珠写的反映中国农村贫苦农民生活的小说《大地》，这部小说 30 年代在美国是一本畅销书。其他课文有毛姆写的《哲学家》（The Philo sophe r），纽曼写的《大学之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爱默生写的《自立》（Self-Reliance）等。这本教材的内容和深浅程度对大一学生来说还是合适的。陈先生的教法不是逐字逐句讲解，而是讲课文的大意。另外，他讲一些与课文无关的常识，例如火警、棒球规则等。他让学生预先准备一个五分钟的英语小故事，有一次轮到我讲，我准备了一个 18 世纪英国文学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轶事，可能由于我的英语语音语调比较好，陈先生问：“Where did you study ？”（你的英文是在哪儿学的？）我回答道：“Nankai Middle School.” （南开中学）。
清华大一还有一门课“西洋史”，对我读西方文学大有帮助。授课教师为刘崇鋐先生，他毕业于哈佛大
学，对西洋史和西方文学都有研究。刘先生每周都要指定课外阅读的参考书，包括一些有学术价值的历史专
著。例如，耶鲁大学俄裔历史教授罗斯托夫采夫（M. I. Rostovtzef）写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书中提出一个观点，说罗马帝国的衰亡，除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原因外，还有“心理因素”。我当时 18 岁，对这个解释十分好奇。刘先生把我们这些孩子当成年人看待，善于激发我们思考问题的能力。例如，他曾问我们一个问题：“Does history repeat itself?”（历史会不会重演？），这种教学法是很难得的。另外，他也多次提到西方文学和艺术的名著，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名剧，法国民族史诗《罗兰之歌》，名画家乔托、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梵高，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等，我听得津津有味。这些世界名人，我初都是从刘先生那里听到的。
第八章 祖国，我回来了
我从 1941 年开始在西南联大教书到 1946 年赴美国留学，已积累了五年的教学经验。我教过的课程计有：“大学一年级英语读本和作文”“大学二年级英语读本和作文”“大学一年级法语”“大学三年级法语语法”“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莫里哀）等。出国前，我抱着尽自己一份力量办好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愿望，在耶鲁大学英文系研究院学习了四年，集中研究了古英语、中古英语、乔叟、莎士比亚、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拉丁文、英语史、大学二年级德语等课程，选定了《13 世纪英国政治抒情诗》为博士论文题目，并且完成了一半。1950 年，我国已解放，我迫切渴望回到清华园，用我学到的知识为母校外文系服务。
我从旧金山乘美国小货轮“印第安熊”号启程，途经太平洋中的美属关岛，那里是亚热带气候，我们曾上岸观光。在我们离开后不久，该小岛受到飓风袭击，据说飓风比台风还要厉害，我们深感庆幸。
船上普通舱中只有 12 位乘客，都是中国归国留学生，其中还有一位学物理的名叫佘守宪，说他在西南联大上过我教的“大一英文”课。船上大家说说笑笑，不觉寂寞。我不晕船，胃口很好。在甲板上我曾看到飞鱼。船长很友好，让我去听他的收音机，音质十分清晰，我因此得知了国际和国内的重要新闻。
在船上共渡过了 31 天，途经日本横滨，那是一个商埠，类似上海。上下货后，船抵达东京。我们看见日本天皇的宫殿对面就是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日本为战败国，受到屈辱。火车上日本人只准坐后面的座位，类似美国黑人乘公共汽车也只准坐后面的座位。
从东京我们乘火车抵达京都。那里的宫殿、庙宇、房舍，古朴典雅，颇似北京，又有点像成都。我们在京都餐馆中席地而坐（tatami），有女招待侍食鸡素烧（sukiyaki），别有风味。我们在日本还吃过鱼面，类似我国的凉面。中日文化颇有相似之处。
从京都回船上，继续开行，抵神户。又上下货。在那里我们参观了一个博览会。
货轮在海上继续冲浪，经过大连、旅顺，终于在1950 年春末夏初，在塘沽附近的新港抵达解放后的中国。我们感到十分兴奋，终于回到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