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古人眼中的意识
我出生的那一年，也就是1939 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去世。关于我们人类心理世界的本质，在当时流传着许多荒诞的说法，其中有不少都是弗洛伊德本人的凭空想象。但是，和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形象不同，弗洛伊德其实是一位生物学家，一位还原论者。同如今的许多神经科学家一样，他坚定地相信心智是由大脑产生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弗洛伊德的很多理论不过是空想，但直至20 世纪50年代，这些理论依旧被广泛接受，甚至进入当时的美国法庭，成为证明心理问题存在的重要证据。
弗洛伊德去世后，也就是从我这一代人起，人们才开始更好地理解大脑的功能。种种对掌控心智的神秘力量的大胆推测逐渐让位于更为具体的知识，人们开始探讨人类这种生物背后的分子、细胞及环境机制。的确，过去75 年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与大脑相关的信息，甚至揭示了部分大脑构成原理。
如果可能的话，我相信弗洛伊德一定会爱上我们这个新世界，并乐意在焕然一新的脑科学领域继续发挥他那非凡的想象力。然而，令20 世纪各个学派的科学家一筹莫展的难题至今仍未获得解答，事实上，同样的问题甚至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代。无生命的物质如何成为生物的基础？神经元如何让心智诞生？如何描述大脑与心智之间的关系？当人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是否会对真相心灰意冷？我们是否会永远无法理解“意识”为何物？抑或是答案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冰冷而又残酷？
梳理意识研究的历史是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工作。首先，你得面对大量由哲学家执笔的复杂而又抽象的文献。约翰·塞尔（John Searle）是当今意识研究领域的一位权威哲学家，就连他都承认：“我的确应该多读点哲学著作。
但是我认为很多哲学论文读起来就像接受根管治疗一样痛苦，只能靠意志力熬到结尾。”1 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也曾提供了有力的论述，表明哲学家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无法单纯用逻辑、数学及推理的方法来进行解答。尽管如此，到底还是哲学家早促使我们思考心智、灵魂和意识问题。自古以来，他们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觑。
“意识”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概念。直至17 世纪中叶，勒内·笛卡儿才为“意识”一词赋予了当今我们所熟悉的含义。当前，“意识”被用于许多不同的场景，因其囊括了多种释义，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称之为一个“行李箱式词语”（suitcase word）。英语中的“consciousness”（意识）源自希腊语的“oida”（意为“通过眼见或感觉过而获知”），以及后者在拉丁语中的同义词“scio”（意为“知道”）。但是，古人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意识”的概念。
他们也曾好奇心智的运作方式，思考过思想的起源，甚至考虑过是否有某种单纯的物理过程参与其中。然而兜兜转转，大多数早期理论终还是会回到同一个结论，即“心智活动产生自非物质的灵魂”。一旦把意识归为灵魂的产物，再想弄清楚其背后的机制可就不简单了。
数百年来，心智和灵魂这两个概念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大多数成文的历史记载中，鲜少将个人的内在心理事实视作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或是一个值得被研究的对象。考虑到古人的大脑、思维结构和情绪与现代人类理应没有多大差别，这着实令人难以理解。但是，就像本书即将展现的那样，在过去的250 年间，意识的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其虚无缥缈的前身相比，如今“意识”已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意识问题，运气好的话，本书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启发。不过，若欲知新好先温故，这是错不了的。
早期探索：成功与失败
古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是西方世界的哲学先驱。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大自然并不是生命需要与之艰难较劲的对手。相反，人类和大自然是携手共进的伙伴。他们看待自然的方式，与其看待自己或其他人的方式别无二致。
和人类一样，大自然拥有思想、欲望和情绪。因此，人类与自然的界限是无法划分的，二者也不必用不同的认知方式来理解。人们用自己的体验来解读自然现象：或慷慨或吝啬，或可靠或可鄙，如此这般。这些近东的古人能够觉察因与果的联系，但他们总是倾向于将自然现象视为拥有主观世界的个体，而非客观的事物。譬如，尼罗河水上涨是因为河自己想涨，而不是因为下雨。当时也没有科学能够提供其他解释。
古希腊人不一样。早的古希腊哲学家都不是神职人员，因此他们不需要和近东地区的同仁那样，被迫在上级的指示下思考灵魂问题。他们不是专业的先知，而是一群不受教条约束的业余思想者。他们终日在自家后院徘徊，对自然充满好奇，也乐于分享自己的想法。在开始思考人类起源时，他们没有去追问“谁”才是人类的祖先，而是希望知道到底是“什么”推动了人类的诞生。对于人类来说，这种思维视角的转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考古学家兼埃及学学者亨利·弗兰克福（Henri Frankfort）曾将之形容为“荡气回肠”：这群鲁莽的人遵循着一条毫无依据的假设一往直前。他们相信宇宙是一个拥有智慧的整体。换言之，他们认为，尽管人类的感知世界充满混乱，但其背后存在单一的法则；并且，人类有能力去理解这一法则2。
弗兰克福进一步解释了古希腊哲学家之所以能够达成这一突破的原因：“现代人和古人对待周围世界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崇尚科学的现代人来说，表观世界在根本上是一个第三人称‘物’；而对古人来说，世界则是一个拥有第二人称的‘人’。”拟人化的世界有自己的信仰、思想和欲望，自行其是，行为难以预测。
相反，拟物的世界则是一个单纯的物体，不能被视为朋友。“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符合逻辑的。人们能够利用这些关系进一步拓展，在可预测、有规律的条件下寻找行为和事件背后的统一法则。在理解“物”的过程中，人类的地位是主动的。反之，在理解“人”的过程中，人类是被动的，对方留下的印象也往往是情绪化的。拟人的世界是独特而又不可预测的，它不会对我们展露全貌，而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只能止步于此。每一次与拟人世界的遭遇都是个体化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编造出一则故事，抑或是一段传说，但你无法从中得出一个假说。正是有了“拟人”向“拟物”的转变，科学思维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