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研究/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丛书》：
山农论学，无论是“大中学庸”还是“神莫”，都不是传统的言说方式，原因并不是语言功力不逮而言不达意，而是因其屡屡申说的学术乃“精神心造”，并无太多承荷学术传统的压力，无须严格依循传说的言说方式。因为是“心造”，故而语言的表述往往晦涩、生新，如他说：“夫是心也，自帝秉御，渊浩天性，神莫精仁，以为人道。时适乎灵聪之明，为知格诚正之修，允端天下大本者也。”颜山农还采取拆字重组、镶字人句的奇诡手法，以呈现其“心造”之学，如他根据《大学》《中庸》，而缀成“大中学庸”：“《大学》《中庸》，绪造既可知可能矣。然则《易》日潜、见、惕、跃、飞、亢之序历，将何为躬造符节此大中学庸哉？”颜山农通过对传统语言结构的重置，使传统的、为人们所熟悉的语言通过变形、扭曲，使其以不平常的状态呈现于接受者面前。通过破坏人们的常规反应，以唤起人们对习惯的麻木性内容的注意，产生新奇的感受并进而对其发生兴趣，终为受众理解与接受。山农采取的言说方式与德国学者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而非俄国形式主义）所倡导的陌生化理论不谋而合，布莱希特之陌生化理论与俄国形式主义所强调的“唯陌生而陌生”不同，而是祈求借陌生化达到对事物的更高层次、更深刻的理解，亦即不仅仅是制造间隔。制造间隔只是一个步骤，终是要消除间隔，以达到对事物更深刻的熟悉。山农对《大学》《中庸》进行陌生化解读，通过变换文字顺序产生复杂化的效果，使接受主体的心理受到亢奋性的唤醒，唤起接受者对其“大中仁学”的注意，终的目的并不是要远离《大学》《中庸》，而是要对山农所解读的《大学》《中庸》有更深切的理解。山农所采用的陌生化解读方式确实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其弟子程学颜真切地记述了初闻“大中仁学”始而惊怪终而深信的过程，云：“颜叨面受心领，退省足发，遂申错综曰：‘大中学庸，庸中学大。’天下人闻之，皆曰：‘此老好怪也。’颜初及门，听之亦曰：‘此老真怪也。’自燕南旋，忽迎此老，同舟联榻，不下三旬日，朝夕听受，感悟隐思，渐次豁如，不觉自释其明辨，乃知此老竭力深造，自得贯彻，未为怪诞。”山农的陌生化解读方式并不仅限于“大中学庸”，他对阳明与心斋的推尊，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法：“日以阳为明造，时以心为斋明，上益神明，启师徒交震互发；驯造大成，错综理学之绪余，直合夫邹鲁一贯之道脉。”但山农的陌生化解读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风险，因为陌生化要求消除和解构理解对象的前在性，取消与打破语言及文本经验的先设，代之以新奇的形式，才能唤起接受者的惊异心理。但山农所面对的前在文本是被历代奉为经典的《大学》《中庸》，此经典恰恰又不是作为“末技”“小道”的文学文本，而是维系中国千年封建政体的儒家经典。无数儒生们皓首穷经，往往谨守着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传统。而山农对于《大学》《中庸》的陌生化诠释正是以解构这些经典存在为前提的，这无疑触动了正统儒学的敏感神经。无论山农对经典的解读在内涵上如何正统乃至迂执，但这一以文字重组为特征的陌生化表述，产生的不是形式主义美学所孜求的美感，而是卫道者的惊诧与不满。如果说王世贞对山农的评价依据的是爰书，这仅是“无贤不肖皆恶之”③的显性原因，那么颜山农对经典作陌生化解读，事实上存在着消除和解构经典权威性的可能，这无疑会使正统儒者对其产生抵触与不满。不但如此，他对于《大学》《中庸》的解释也被视为不经之议。《大学》《中庸》虽然受到了理学家们的一致推尊，但一般认为《大学》为曾子所作，《中庸》为子思所作。如朱熹释《大学》首章云：“右经一章，盖孔子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山农则认为《大学》《中庸》乃“尼父自造传心口诀也”。所谓“自造”，亦即孔子亲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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