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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可·波罗没有提到茶、缠足和长城?
饮茶是一种主要流行于汉人中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在中国中部的江苏、湖广地区。无论鄂多立克还是伊本·白图泰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及。显然,与波罗一家关系密切的蒙古人自认为更喜欢酒精饮料,如低酒精度的库迷思(kumis,发酵的马奶)、葡萄酒、蜜酒,尤其是米酒。他们喜欢的另一种饮料是舍儿别(sherbet)。对库迷思,尤其是米酒,马可·波罗都提到了。在黄时鉴看来,没有证据显示在征服了金朝(1115—1234)之后,蒙古人有饮茶的习惯。尽管在1330年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中列举了19种茶叶,但也没有证据表明在1260年代和1270年代,蒙古人普遍饮茶。 虽然在元代中国蒙古人和穆斯林社会的上层开始饮茶,但蒙古人和穆斯林人口的大部分并非如此。在欧洲,是剌木学在1545年左右次提到中国茶叶。直到那以后,关于中国茶叶的知识才开始在欧洲传播。在1265年,忽必烈开始垄断四川的茶叶贸易,1275年以后又把这种财政控制扩展到中国南方其他地区。1285年,对酒精饮料取消了征税,而对茶叶的征税则照旧进行,这有利于前者的销售而损害了后者。另外,正如上文普遍观点中已经提及的那样,马可·波罗不想讲述在欧洲不为人知的商品,茶叶非常符合这一标准,因为当时它在欧洲还默默无闻。
在西方、阿拉伯、波斯到过中国的人中,只有鄂多立克在大约1330年简短地记载了古怪的缠足习俗。在他之后,过了几乎250年,这种习俗才再次成为西方旅行报告的话题,见于1575年左右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的记述。很可能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这一做法既不普遍,也没有传播开来。缠足可能仅限于中国南方社会上层的汉族妇女和主要的大城市中。它没有引起这位威尼斯人的太大兴趣。事实上,辽朝(907—1125)的契丹妇女、金朝(1115—1234)的女真妇女、元朝的蒙古妇女,清朝(1644—1911)的满洲妇女,都不曾接受这种汉族的风俗习惯,这些政权的统治者也没有对此加以鼓励。另外,与波代诺内(Pordenone)人鄂多立克不同,马可·波罗主要活跃于中国的北部地区,而方济各会传教士鄂多立克在元帝国的南方停留了很长时间。马可·波罗与汉人社会的交往有限,他对汉人社会的习俗只有很浅表的兴趣,因此,对这种很大程度上不见于公共视野、属于异族社会阶层的习俗加以探究,对马可·波罗来说是很困难的。另外,至少在托莱多Z抄本中清楚地描述了汉族女性保持童贞的一种优雅的走路方式。尽管马可·波罗可能并不清楚这种特殊走路方式的深层原因,但这可能确实是缠足(或是对它的某种效仿)的后果。
对吴芳思的阐述而言,马可·波罗没有提到长城的问题已经成为令人信服的反论之一,因此,只需要对争论做一个简要的概述就足够了。现在能看到的带有很多敌楼、外面包砖的长城在马可·波罗时代并不存在,它是16—17世纪由明朝政府修建或重建的一道防御要塞。在明代之前,那里只有一系列不同时期矗立起来的壁垒,用夯土建成,里面用木桩或者捆扎的枝条来加固。那里绝不存在连续的防线,而只有并不相连的墙体,在不同的朝代,择址不同,位置会发生变动。贯穿不同世代而保持不变的只是有关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修建“长城”的文学虚构和神话传说。13世纪的汉文资料没有提到物质实体的长城。因此,直到1579年,它才次出现在一幅地图作品上,中国的地理学家自己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座墙的存在。在蒙古时代,著名的道人丘处机(长春真人,1148—1227)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曾经经过长期废弃的边境望楼和界壕,那是金朝为了防御蒙古人而修筑的边境工事。此后到过那里的主要有张德辉(1195—1274)和王恽(1227—1304)。由于知道这些边境防御工事的历史意义,这三位饱学之士留下了关于那里的记载。相比之下,马可·波罗和其他西方旅行者根本没有理由对这些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废墟感兴趣。
黄时鉴和龚缨晏在1998年用中文发表了一篇内容详尽的论文,一年后该文用英文发表。文中写到,波罗一家只有可能在两个地方见到秦汉时期长城的遗存,即敦煌地区、从上都到大都的沿途。不过,在这两个地区,秦汉长城的遗存要么很大程度上被毁坏,要么被流沙所覆盖。在元代文学、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献中,只能找到少量与这些遗址有关的资料。一个生动的例子是1330年代或1340年代黄溍关于榆林所写的诗歌,内容如下:

崇崇道旁土,云是古长城。却寻长城窟,饮马水不腥。
斯人亦何幸,生时属休明。向来边陲地,今见风尘清。
禾黍被行路,牛羊散郊坰。儒臣忝载笔,帝力猗难名。

黄时鉴和龚缨晏全面研究了元代文献中关于秦汉长城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历代普遍建造的长城常常被混为一谈;第二,士大夫们把这些城墙视为历史遗址和遗物,近似于被废弃的古代庙宇和其他纪念物;第三,在他们的作品中,强调了筑城者遭受的悲苦,尤其是考虑到长城无法阻挡外敌入侵;第四,有时废弃的长城与和平的、得到良好治理的边疆地区形成的对比打开了作者的心结,促使他歌颂元朝的大一统;第五,往往是在被告知以后, 作者才认识到所见的遗址是古长城,进而使他发思古之幽情。
总之,在元朝人的眼中,长城并不具有特殊意义,也并没有被视为中国的象征——这个象征是明朝修建的一条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长约7300公里的边墙演变而成的。这条在中国历完整、坚固的城墙早由葡萄牙人注意到并加以记载,但时间不早于16世纪中期,相关情况如下:1549年一位传教士的报告,1569年克鲁兹(Gaspar da Cruz,约1520–1570)、1561年维尔和(Bartholemeu Velho,卒于1568年)、1563年巴罗斯(Joao de Barros,1496—1570)、约1575年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1585年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约1540—1617)、1604年戈埃斯(Bento de Goez,1562—1607)的记载,在他们之后是16世纪末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1665年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18世纪后期以马戛尔尼(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为首的外交使团,以及此前、此后的很多其他人。
如果前代的废墟在马可·波罗时代依然存在,它们可能并不引人瞩目。无论柏朗嘉宾(Giovanni dal Piano del Carpini)、鲁布鲁克(Willem van Rubroek)、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约1290—1357后)还是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都没有谈及长城。虽然伊本·白图泰提到了想象中的由亚历山大大帝建造的“Gog和Magog”城墙,但是既找不到曾经见到过这座墙的人,也找不到任何人知晓有谁曾经见过它。马可·波罗没有注意到长城同样是不足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