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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劳动,我幸福

作为一个年轻人,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方有很多空白的时代,它不像以前我们行万里路身处的熟悉世界,今天这个时代前面的各种生活都是未知的,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个体形态都在不断更新,新的科技、新的交通方式、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都在变,中国人现在的时空都在变,碎片化的时间,大量的人员流动,等等。

这时候,我对年轻人有两个建议。一,要对世界保持好奇心,我们以前是代际的经验传承,是农业社会总结的,对前路有很高的预见性,现在这个转型时代我们无法做出预判,所以这时候要保持儿童一样对世界的好奇心,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去看一些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在进入社会之前就是专心读书,靠脑子里面的知识性增长也就是靠脑生长去竞争,但是对心的培育、对内在的热爱这些社会感情的培养就比较单薄。所以将来走入社会,你的阻力主要是来自对心的培育不够,不是脑子不够。

第二,要在新的东西里去找人生,要走出自我舒适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像滑冰一样在表层停留,他的情感一定要放大,要走出去寻找新的可能。建立起一个新尺度,首先要培养对自然的感情,万物有灵,万物有情,你要体会到万物各自的存在,感受它们开花、结果、奔跑的生命过程。人只有具有普泛的感情,才能不断地获得心灵世界的打开。今天我们很多人的自然感情丧失了,一路走来,大家都是功利性,人也就不自然,活得不自然对这个世界的感情肯定是扭曲的。其次是爱人类,总的来说,人类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具有多样性了,这时候不能因为跟自己的价值观不相合,就否定掉全世界那么多丰富多样的人,要在差异性里获得一种世界的丰富性。

再次,要给这个世界创造、增添一点新东西。热爱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的使命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再添加,跟世界互相扩大。这是一个拼图时代,没有谁比谁高,自己认真生活,把体会到的事实分享给大家,也不要求天下都符合自己,这时候每个人才开始真正活得有尊严,有价值。一个人的价值是在差异性里体现自己的创造性。这是年轻人需要去理解的部分。

当年我去云南高黎贡山插队,一边是大山,山顶有雪,一边是怒江,那里号称是亚洲动植物基因库,生态环境多样,少数民族很多,文化多样,人的生活样态不一样。我到了那以后,首先感受到大自然的雄伟。动植物保留到今天,都有它的自然智慧,人类再伟大也造不出大山大江来,所以人要敬畏自然,要抱着赤子之心去生活,而不是人为去搞一些虚荣、浮华、虚假的东西,那些东西是虚幻的,跟世界真正的本质不相合。这个对我的意义很大。

劳动对我影响也很大。到了那里,我次体会到挖地、种菜的真实意义,印象很深的是次吃到自己种的番茄,那个味道特别香甜,比所有吃过的东西都要香甜。很多人一生都没有品尝过这种滋味,那时候我才体悟出来,人的生命有两种,一种是快乐,一种是幸福,而幸福必然是投入劳动,然后有获得。后来做很多事情,我都时刻分析是快乐,还是幸福。

我爬过两次黄山,之前都是坐缆车上去,很轻松,那是快乐的,但那两次我是从正面上山爬两天爬上去的,爬到山顶回望云雾,那时候我感觉到人的价值、人的力量,幸福就在这里,幸福就是人的力量,人的坚持和追求。

所以,到了城市,我不喜欢投机取巧的人。市场是变化不定的,有的人专门想不付出,多收益。在劳动里,我培养出了一个观念,你的生活一定要跟劳动并存,能问心无愧地说,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劳动得到的,这个才踏实。

世界有一个规律,人类不是一个完全按照劳动分配的存在,因为人类世界中还有5%的残障人士、各种需要救助的人,所以人类劳动100%,只能拿90%,还要让出一部分去扶助那些人。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基本逻辑,但有的人尽量想自己多赚,活得很无情。从劳动里可以引申出非常多的价值观, 这点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劳动没有获得自己的尊重,一切工作都是要劳动者获得自己价值和尊严为前提,基本的正义是让整个天下的劳动者获 得公正,获得自己应该过的生活。

陶渊明去归隐,“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是核心,不 是“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那只是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情怀,重要的是回归土地,回归耕耘。

有时候你帮助过一个人,他当时并不觉得,但是多年以后 他懂得了,心怀感恩。这就是你的劳动。劳动包含了一些很深 的含义,比如你对他人的付出,对生活的耕耘。只有劳作,你 才会有收获,有收获,才能给别人。越不是靠劳动得来的,越舍不得给别人。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摸鱼可耻?怎样做一个理直气壮的打工人

 

现在年轻人讲“摸鱼”“社畜”“打工人”,其实是一种自我表达方式。我们没有产生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那样一种大的社会运动供年轻人来表达,但是他们的社会情感又需要释放,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自我重生。在原来的价值体系里,年轻人对自己的工作、生活都不满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与它的距离,通过自我调侃的方式,表达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生活细节、工作方式等内心深处急切改变的欲望。

这一代年轻人,所处的社会转型刚刚缓慢起步。起步阶段,一个人在社会大环境里,有怎样的站位,有什么样的价值?现在年轻人表达、关注的,不是物质、衣食问题,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生存,而是他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干什么的思考。当投石无路,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取得一个自我反思。

这些话语不是新词,而是表达一种无可奈何,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属性、劳动属性,发出的自我疑问。“佛系”“摸鱼”“打工人”这些热词看似反映出他们对工作不积极,但其实他的人生态度并不消极。这里面还隐含了代际的问题,上一代人对当代青年人失去了示范性,日本也曾有过这样的历史境遇。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人是奋斗的一代,他们工作特别勤恳,后来到了90年代,这批人升到中管,也习惯于晚上9点、10点不离开,但底下的年轻人难办了,领导不走,大家也不好走。代际之间的节奏很不一样,上一代人的示范下一代人根本不想接受,碍于面子上跟着,跟着自然要摸鱼。

上一代人勤奋,勤奋的价值是确定的。当时公有制为主,一切都为了国家,具体目标也很清楚,现在这一代年轻人却不以这个为主要考量了,这时候他们一下子陷入了价值断裂,前人的模式不可遵循,代年轻人要自己去摸索,但哪有那么简单。

日本有个广告,一个霸道总裁掌握着偌大一个公司,大家对他毕恭毕敬,他在公司威风八面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小姑娘走进来,顿时吃惊,大汗也出来了,对她很畏惧的样子,反而是毕恭毕敬帮她拿包,办公楼里所有的员工都惊呆了,觉得简直是魔幻景象。原来霸道总裁在游戏房里打游戏,遇到这个小姑娘,而小姑娘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你看,换了个文化环境,人的身份一下子倒置了。

场景置换也是时代置换,所以要相信年轻人,如果不摸鱼就坏事了,说明他固化了。他还有这个状态,说明他还在思考、在摸鱼中探索,还算是清醒的人,有真生命的人。

19世纪工业运动之后,人们好不容易才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年轻人在8小时之外,他的生命要去欣赏艺术,谈恋爱,如果这些时间被侵占了,等于让他丧失了生命旅程真正的完整性,这是很残酷的事情。于道义上也是很不应该的。

但这也不是资本本身的选择。19世纪的时候,世界还有大量的空白之地,资本家还可以去建立殖民地,用得来的钱,去改善本国无产工人阶级的生活。比如英国,1830—1880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这是因为资本家们在印度、非洲取得一些超额利润,这时候可以实现8小时工作制,取得国内阶级之间的平衡。

但今天的时代大不一样了,全球已经扩张完,互相之间文明冲突不断,归根到底是利益冲突、资源冲突,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国家要强起来,富起来,特别需要力量,这个时候依赖什么人,是个大问题。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我们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这些是能人,让能人释放出力量,改革开放并不是释放弱者的力量。以前我们是压抑了强者的力量,但现在这个力量很宝贵,我们国家现在还处在这个阶段,还是需要很多能人的力量得到释放,需要这个动力。越是平民,越是过小日子的人,越没有很强的奋斗精神。大的动力还是在不甘心的人,这些创业者,大公司,他们都有很强的劳动机制、创业精神、奋斗精神,正好跟时代的国家需要结合在一起。

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70后、60后的奋斗观念,跟后面起来的一代人,95后、00后,差距非常大。

我曾问过一些公司老板,你那里年轻人要不要加班,老板回答得很干脆,年轻人不加班是要自取灭亡。他们是天然要奋斗,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人的生活理念、生命理念、生命观在变化,工作之外还有更高的价值,人有完整性、全面性的要求,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自由时间。衡量人的解放,重要的指标就是人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没了,艺术心情、空间渴望、情感权利也全没了,这是杀鸡取卵的方式。

将来国家需要活力满满的人,需要创造,但这些年轻人已经被机器压榨,将来也没什么真正的活力。而调侃自己是社畜、在摸鱼的人,后有可能发展成局外人,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从长远看。

还有个大问题,就是国际化竞争压力特别大,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国家是靠这一代人的人口红利,集中起来拼命干,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弄不好就要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国家与自我,到底怎么选择?关键是上一代人,他的原创力还不够,一个真正好的企业家,好的企业文化,是可以宣扬不加班的。关键要挖掘出企业的活力,流程的合理化、高效的管理制度、优秀的激励机制,方方面面。企业要有这个眼光,使人在整个群体里获得尊严感,获得一种价值感,人才会推动出一种创造力量,才会优化、提升生产力。

生产力的根本还是人的创造力、想象力。

面对想象的时候,你从现有的技术和各种可能性里获得一个新的、富有创新精神、富有科技性、富有知识支撑的可行性,关于公司微观经济,跟社会广义联系有很多可以兑现的东西,比如人的内部调动,等等。

优秀的企业家,是要下这个功夫,而不是简单把人扣在那里加班,那是简单劳动的方式。

作为年轻人,大家要意识到,自己不是悄悄的、静态的被动等待,你跟老板也是同命运。上一代的老板,他们有自己时代的局限,而新的一代,聚集了很多新的社会文化财富、社会知识,等等。你觉得目前自己生命状态不好,要摸鱼,但也要心存一个基本的转变,什么叫不好,别这么感性,还要好好地想一想,什么叫好,因为不好是在好中比较出来的。你说加班不合理,但怎样可以不加班,有什么样的潜力可挖,有什么样更好的处理方式,这时候你要动脑筋,哪些地方可以贯彻科技知识,哪些地方可以改变。

如果年轻人有这样的状态,这个时候老板也会很高兴,你也在改变老板,彼此双方都获得了生长,生命的宽度也展开。这是一个好态度。年轻人不要停留在不好里,要在不好里看到好,好在哪里,怎么才能做到好,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思想与远见。

年轻人不好、不能要的东西就是抱怨,提不出建设性的内容来,真正的破局还是要靠建设性,而且不是一个人的建设性,要老板和年轻人一起来破局,有些企业就是不加班,但就是干得不错。

人类的活动主要是生活,欧洲的观念是,工作五天是为了周末两天的生活,把生活放在位。以人为本是鲜活的生活,这是符合人的生命本质的。农业社会整天没日没夜,缺乏这种享受生活的观念,全靠简单劳动。历史以来,中国人都是在很艰苦的条件下谋生,人口压力也大,觉得苦干是必须的,是美德,而缺少一定的风趣、智慧。

全世界的活法,人类的活法是多种多样的。西班牙人觉得晒太阳是兴的事情;国外很多地方五点关门,如果五点一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大买卖,他也不理你,因为觉得休息是位的;在俄罗斯的大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苏联时代国家给每家在郊区用木头盖了乡间别墅,一到周末,城里不见人,统统跑去享受阳光。

全世界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活法是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群体聚集起来,不管是文化生产还是经济生产,它是不同活法的人聚在一起,但是如果把它限制在某一种活法,这样整个民族的细胞也活跃不起来,整个空间压抑久了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路怒症、抑郁症、焦虑症,都是同一活法被遏制住了。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是一流的经济,四流的生活。当时美国GDP排名世界第二,但美国人觉得自己过劳死,整天在加班,人不像人。现在我们年轻人的状态跟那时候的美国有点像,经济在发展,但生活处于四流阶段,所以他们会感叹“太难了”“上司太差了”“996来了”,这是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特别需要解压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断地遇到崩溃、不断地释放,在释放的过程中成长、适应,这段路太陡峭了。

其实,年轻人的这种艰难和国家也是同步的。年轻人恰好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我国正在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向高收入国家冲刺。就像是爬山,我在爬泰山的时候,到了南天门,接近的那段路是陡峭的。在国家竞争方面,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过得这么紧张?曾经我们的国际关系是很和谐的,做衣服、做玩具,流水线生产价格低廉且国外需要的初级产品,用一亿件这种产品换一架飞机,现在我国出口产品规模排世界,以机电产品为主,开始与欧洲的终端产品竞争国际市场空间。比如,在造船方面,曾经我们造不了高压液化气船,这是日本的市场,现在我们已经订单满满了,所以我们和日本的关系紧张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在没有对他国造成威胁的领域就不会紧张,比如数码相机,这一方面我们没有过于发力,所以日本就一点儿都不紧张,再比如汽车产业,虽然我国是世界大汽车生产国,但是上海大众汽车每生产一辆汽车就要交给德国一笔品牌使用费或技术转让费,我们没有整辆车的知识产权。但其他很多领域的情况我们正在进行弯道超车,和其他国家水平相当,互相没有优势可言,竞争关系便紧张起来了。

国际竞争一紧张,其他国家可能会设法打压,中国内部的形势也会变得紧张。现在全民族正是用尽全力爬陡坡的时候,拼了命地“996”,这就是年轻人的处境—这一代正好卡在这样的国家节点上。

这一代年轻人处在生活、艺术多元化的时候,本来应该有正常的工作节奏,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去丰富自我,但是面临着国家产业紧张的阶段,不得不迎头而上,他们内心的焦虑、压力是巨大的,在这种背景下,男青年、女青年也互相对彼此失望,因为对方不仅不能给自己提供纾解,反而让自己更加紧张。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孕育着特殊的群体。在这个阶段之后就是一个伟大时代了。现在,很多问题堆积起来,迫使年轻人去解决,在解决时运用创新,社会的问题靠加班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找出一些新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科技手段等,使生产力进入新阶段。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正位于怎样的历史处境里,由此来认识和理解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