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汗国的兴起
总之，到了6世纪中叶时，上个世纪由柔然和嚈哒平分西域霸权、东西对峙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西域地区除了早先的柔然和嚈哒两大势力之外，还有仍然活动在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的高车残部和已经发展到了西域东南部鄯善、且末一带的吐谷浑势力。柔然政权虽然终消灭了高车起义政权，但是从高车部叛离时起，柔然就已经进入了衰落阶段，再加上与北魏和高车之间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内部的起义，实际上到6世纪时，柔然已无力控制西域。当柔然在西方势力衰退的同时，嚈哒人不失时机举兵东进，迅速填补了柔然衰落之后在西域东部留下的政治真空，但是嚈哒政权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是很微弱的。与大多数游牧政权一样，嚈哒对西域的统治只是一种松散的、仅仅限于“称臣纳贡”的役属关系，绝大多数西域的土著政权都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自主权。而且嚈哒的统治中心远在阿姆河以南地区，对于原来役属于柔然的西域东部诸国来说，嚈哒的控制就更是鞭长莫及了。至于吐谷浑政权，虽然它的势力已经进入了西域，但只是局限在西域东南一隅的鄯善、且末等边缘地带，它还无力将西域东部地区统一起来。高车政权虽然在名义上已被柔然消灭，但是由于上述几种势力实际上都无力真正实施对西域东部地区的控制，所以在金山以南、天山以北的高车余部还能够独自活动在他们原来居住的牧地，并且保持了相当强大的实力。而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郭诸国由于绿洲经济自身的制约，也无力独自建立强大的统一政权。自从5世纪中叶以来，西域东部地区一直是几大势力反复争夺的热点地区，但是到了6世纪中叶时，这里反而成了整个西域地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客观形势为突厥汗国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突厥汗国的分裂
突厥汗国是突厥贵族在武力征服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游牧政权。从552年土门可汗正式建立突厥汗国到558年前室点密可汗攻灭嚈哒，在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突厥人就建立了东至东海、西到里海、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沙漠、西南跨越阿姆河的庞大的游牧帝国。对于一个建立在分散、流动的游牧经济基础上的政权而言，要保持对如此辽阔的疆域的统治，就只能采取松散的，甚至是只维持名义上的统治方式。突厥汗国的首领是可汗（Qaghan），在可汗之下还有一些由可汗的子弟或者是宗族担任的小可汗（Qan），为了区别这些小可汗，突厥可汗又被称作大可汗。此外，突厥汗国还设有俟斤（Irkin）、特勤（Tegin）、设（Shad）、叶护（Yabughu）、啜（Chur）、匐（Beg）、俟利发、吐屯（Tudun）等二十八等官爵。由于游牧民族往往都具有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一的鲜明特点，所以突厥汗国各部首领都有相当强的独立性。而且突厥汗国内部有许许多多被武力征服的异姓部落或政权，他们与突厥政权之间缺乏必然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联系，虽然在武力的胁迫下名义上臣服了突厥政权，但实际上大多都保留了本民族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离心倾向，貌似强大的突厥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武力来维持统一。分散的游牧经济和建立在它上面的政治结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突厥汗国日后分裂的命运。
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突厥汗国内部形成了以土门系为主体的东突厥和以室点密系为主体的西突厥两大系统。东突厥的辖地主要是在金山以东的漠北草原地区，西突厥则大体上占有金山以西广大的西域地区。在突厥汗国创立的初期，东突厥系统的可汗一直保持着大可汗的位置，西突厥作为一个分支，奉东突厥的可汗为突厥汗国的共主。土门可汗去世之后，突厥汗国的大可汗先后由土门的儿子乙息记可汗（552—553）、木杆可汗（553—572）和佗钵可汗（572—581）继承，突厥汗国经历了将近30年的安定、统一时期。但是在581年佗钵可汗去世以后，以争夺大可汗位置为导火索，突厥汗国的内外矛盾趋于激化，并终导致了汗国的分裂。
突厥汗国对西域的统治
从6世纪中叶到7世纪中叶，西域主要是由西突厥政权统治的。突厥政权，尤其是西突厥汗国对西域的统治，将联结历史上各大文明的欧亚大陆腹地统一在了突厥汗国的旗帜之下，使西域各土著国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突厥的烙印。而且突厥统治西域期间在西域建立了有效的驿马系统，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古代内地与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就隋、唐时期而言，争夺西域的斗争，始终是隋、唐两朝与突厥关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只有详尽地了解突厥政权统治西域的状况，才能得到对隋、唐与突厥关系史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从6世纪中叶到7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除了铁勒政权在摆脱突厥控制后曾经短暂地统治过西域东部的部分地区，吐谷浑政权进入过西域东部边缘地区之外，波斯以东的西域地区基本上一直处于突厥游牧政权的统治之下。突厥政权对西域的统治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个阶段是室点密、达头可汗统治时期。这时西突厥还没有正式从突厥汗国中独立出来，西域地区在名义上仍然是归东突厥的大可汗管辖，而且在西域东部的金山和博格达山地区也分布着一些东突厥的小可汗。
第二个阶段是东突厥阿波系的处罗可汗在位的时期。这时的西域地区由几个政权分别统治，从东到西依次是铁勒政权、阿波系突厥政权和室点密系突厥政权。三个政权中以阿波系突厥为强大，射匮可汗在名义上尊奉处罗可汗为主，西域的城郭国家也大多臣服了处罗可汗。此外，在隋朝消灭吐谷浑之前，吐谷浑的势力一直占据着西域东南部的地区。
第三个阶段是西突厥汗国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射匮可汗将阿波系东突厥势力赶出了西域，再次征服了铁勒政权，恢复了室点密系突厥对西域的统治，并且建立了西突厥汗国。而隋朝也通过建立鄯善、且末、伊吾等郡，将势力扩拓到了西域东部的边缘，并控制了西域与内地交往的交通要冲地区。西突厥汗国对西域的统治一直持续到了唐朝消灭西突厥政权为止。
突厥与丝绸之路
欧亚大陆的腹地在世界历史上是一块非常奇特的地区，在它的周围依次排列着古代中国、印度、伊朗以及西方诸文明。一方面，由于这块广大的地区所具有的复杂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位于腹地周围的诸文明远远地被隔绝开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有了这块神奇的地区，古代世界的各大文明之间才得以在相互间保持了微弱但久远的联系。突厥人在欧亚大陆建立的游牧帝国，在历史上次统一了东尽大漠、西至波斯、南抵印度的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使欧亚大陆腹地的许多较小的草原或森林居落，以及被荒漠隔开的相对孤立的绿洲社会都深深地打上了突厥的烙印，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久已存在的联系。尽管统一的突厥汗国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而且汗国内的各个属国实际上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但是突厥的统治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汉、唐等朝代在世界各地对中国的称谓中所起的重大影响一样，在西方，突厥的名称甚至取代了旧有的“斯基泰人”的称呼，在许多世纪中，成了“野蛮人”的通称。仅此一点，就可以反映出突厥政权在东西交往的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突厥人之前，丝绸之路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的边缘地带进行的，即大致上从今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或南下印度次大陆，或继续向西，到达波斯，然后经过两河流域，进而抵达拜占庭；另一条道路是翻越帕米尔高原之后，经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地区南下，抵达波斯。当时的交通路线主要是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而通往罗马的道路则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突厥汗国建立之后不久，就因为丝织品贸易的问题与波斯之间发生了纠纷，纷争的结果导致了突厥与罗马之间的贸易通道的开通，从而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了解。
文帝时代隋朝与突厥的关系
在周、齐时代，突厥汗国借助强大的武力和长江以北地区分裂为不同的两个政权的有利局面，始终在当时东亚的政治格局中占据着主动权。隋朝统一之后，内外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突厥汗国仍然是新建立的隋政权面临的的威胁。隋文帝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对突厥实行了以“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为指导思想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瓦解了突厥汗国这个威胁的对手。北方边境地区的巨大压力阻碍了隋朝初年与西突厥及西域之间的交往，但也正是这种压力促成了隋朝与西突厥之间的联系。文帝时代与西突厥的交往是在“远交近攻”策略的指导下开展的。由于隋朝初年与西突厥交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联合西突厥来共同对付东突厥，所以在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这种交往毕竟促进了隋朝与西突厥及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为隋炀帝时代进一步发展与西域之间的关系打下了基础。
炀帝时代隋朝对西域的经营
仁寿三年（603）室点密系西突厥达头可汗兵败漠北，对漠北和西域的形势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室点密系的西突厥和东突厥分裂势力结成的联盟退出了漠北，由隋文帝册立并受到隋朝保护的突厥启民可汗占据漠北，并完全臣服于隋朝，减轻了东突厥对隋朝北方边境的压力。原来一度称雄漠北的西突厥联盟也在仁寿三年之后分化瓦解，无力再次东进，进而解除了来自西方的压力。在此基础上，隋炀帝在“远交近攻”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向西方发展，开始了全面经营西域的活动。隋炀帝的活动不仅开创了隋代与西域关系的新局面，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对唐代经营西域的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东突厥称霸东亚
隋末战乱，东突厥几乎完全控制了东北亚地区，势力盛极一时。唐朝初年的史学家在记载隋末东突厥的盛况时说：“俄属群盗并兴，于此浸以雄盛，豪杰虽建名号，莫不请好息民。于是分置官司，总统中国，子女玉帛，相继于道，使者之车，往来结辙。自古蕃夷骄僭，未有若斯之甚也！”杜佑也对隋末唐初东突厥的状况做了更具体的描述：“及隋末离乱，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称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陈寅恪先生早年曾就唐初称臣突厥事有缜密的论证，称高祖称臣突厥事“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其实史书中不仅对唐初称臣突厥之事多所讳饰，即唐初与突厥交往的具体史实，似也多有避讳，或语焉不详，或阙而不载，以至于东突厥在东亚各种势力交往中的特殊地位隐而不彰。本章试以唐朝与北方割据势力的关系为线索，讨论东突厥在隋末唐初的重要历史作用，并对唐初与东突厥关系中长期认识不清，或者尚未见提出过的一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唐朝与东突厥的战争及东突厥汗国的灭亡
对东突厥战争的胜利，一直是为后人称道的唐朝武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仔细梳理就会发现，东突厥汗国的覆灭与其说是唐朝武力征讨所致，倒不如说是突厥内部矛盾冲突发展的结果。颉利可汗继位之后，与具有大可汗继承人资格的突利、郁射设的矛盾日益突出，有迹象表明，郁射设及其所辖的关内道北部六州之地，从武德四年（621）起就脱离了大可汗的控制，自成一系。豳州、渭桥两次战役，突厥兵临长安，只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到唐太宗决定对东突厥用兵时，统一的东突厥汗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唐太宗发动的战役，不过是起了收拾残局的作用。与隋朝比较而言，唐初对东突厥用兵的规模要小得多。分裂的东突厥诸部在突厥汗国的覆灭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对东突厥的措置
随着突厥部众大批入降和被俘，处置东突厥残部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不仅对如何安置南下降唐的突厥部落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而且以后的安置过程也几经反复，体现了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唐朝边疆局势复杂多变的特点。对这场争论和安置情况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了解唐朝与突厥的关系，而且对于认识唐朝边疆政策以及唐朝统治者对待周边政权的态度、政策等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