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领教了北大人
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窃国大盗袁世凯系强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摆平了所有的“敌对”与“异己”。自认为“九五之尊”，只剩施实细节的小问题。可是与新华宫（总统府）只有一街之隔的北京大学，他却从来没有摆平过。
在花钱上袁世凯“大手大脚”，可是也“缩手缩脚”。用他的话来说：“该 花的钱，就得花。”言外之意自明——“该省的钱就得省。”该花的钱是“供养议员”，供养的目的是选他当正式大总统。议员的月薪八百元，时人谕之为“八百罗汉”。老北京俚云：“钱多了就烧包”，因此闹得八大胡同“繁荣娼盛”，前门大街“灯红酒绿”。
对于袁世凯来说，北大属于“该省的钱就得省”。以部令：“凡薪金高于六十元者，一律减至六十元。”此令与停办无异，休说“延聘人才”，现有的教师队伍也会自行解体。严复此时正任北京大学校长，断然呈《上大总统和教yu部书》，明确表示：“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
严校长“抗命”，保住了北大。在严复任职期间（1912 年 2 月—1912 年 7月），官场上有北京大学“程度不高”“管理不善”“经费困难”等说。言下之意是“只能停办”。严复呈教yu部《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和《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力陈停办北大的“四不可”。学生对校长的“苦心孤诣，钦佩莫名”，也上“说帖”据理力争，迫使教yu部知难而退，公开表示“解散之事，纯属子虚”。
胡仁源任校长期间，巧逢帝制丑剧已盛。大太子袁克定多方活动胡校长，用中大夫之位逼诱北大师生“上表劝进”，胡召集北大同人“公议”后力拒之。拒绝“上表劝进”是要有勇气的，以梁启超之声望，袁克定在小汤山设宴“款待”，席间“布露”之后，梁尚且躲进天津租界“避祸”。原因很简单，“拒之”会招来“祸之”。北大师生不可能避进租界避祸，但临义不苟免，是北大人的处世之道。
为了表示对“帝制”的愤慨与谴责，北大教授马叙伦辞去教职离京，时人称之为“挂冠教授”。辜鸿鸣教授不但把袁世凯的说客从家门逐出，而且上课就开骂，直呼袁为“贱种”。“挂冠”是表示不合作、不妥协、不失身，对“穷儒”而言，也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事且易且难，俚语有“家有隔月粮，不当小孩王”之说。教授之家，难免也无隔年粮。无隔年之粮，有不食嗟来之食的底气，舍马教授难寻。
“开骂”是挑战，“以布衣之微蔑万乘之尊”，此战国之士也。民国之士非有其时，非有其势，舍辜教授亦难寻。马教授、辜教授是北大人中的北大人。在赞马教授、辜教授的同时，也不得不说一声“真悬！”严校长有保全北大之功，但有列名“筹安会”之失。虽然大总统黎元洪“礼敬学人”，“勿令斯文扫地”。网开一面，未将其列入“帝制犯”进行“通缉”。亦属晚节不保，
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严校长只在北大干了六个多月，有人认为是北大的“损失”，有人认为是北大的“幸事”。言损失者认为严校长若能掌北大数年，可为蔡校长打开一个高层次的局面。言幸事者认为，严校长若不去职，难保不率北大师生“上表劝进”。一旦“附逆”，北大也就万劫不复了。将北大并入北洋大学，或将北大停办，谁人又能言“不”。
蒋介石领教了北大人
袁世凯摆不平北大，蒋介石也摆不平北大。北大中文系主任刘文典，曾一脚给蒋介石踹趴下。斯时，刘文典已经离开北大，任安徽大学校长。“蒋总司令”和“刘校长”武斗的具体情况，有诸多的版本。主要原因系在场目击者只有一人，此人是蒋的随身文职侍从人员，此人也未写过“目睹回忆录”。综汇各说并访诸安徽耆老，大体如下。
于时间而言，可以肯定不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斯时，刘文典正在 清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并在北大兼课。北伐军占领安庆之时，刘文典正任安徽大学校长。安大的学生和女中的学生因晚会发生了不愉快，闹得沸沸扬扬。刘文典认为“小事闹大”是一些地方势力暗中操纵，心里十分气愤。女中认为“被欺”，则到处“告状”。安大和女中均属省立，此事本应由省政府解决。时值蒋介石乘军舰到达安庆，女中吁请“蒋总司令主持公道”。蒋即召刘一谈，意在摆平这桩公案，以扩大总司令的影响和声威。
没想到刘文典一点不给面子，声称：“他当他的总司令，我当我的校长。”总司令有何资格传见校长，明确表示“拒见”。刘文典拒见蒋介石，也确实有他的底气。于学而论，有皇皇巨著两部即《淮南鸿烈集解》六卷、《庄子补正》十卷。两书为天下儒林所重，学术界叹为观止。而且刘文典精通日、英、德等国文字，系学贯中西之士。于政而言，系同盟会的老会员、孙中山的秘书。
“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系中坚人物。论资历远在蒋介石之上。在他的心目中，蒋介石不过是辛亥时的浙军团长，永丰舰上的上校参谋。
对于“拒见”，蒋介石也不是次碰钉子。北伐军进入天津时，蒋召见天津党部书记长，就遇见了“杠头”，遭直言拒绝：“本人非总司令下属，实难奉召。”无奈之下，蒋只携随行文职秘书一人，前往安徽大学会见刘校长。此举之意有二。一是为赢得礼敬国学大师的赞誉；二是为摆平两校之争，显示总司令在教界亦可一言九鼎。
蒋、刘见面后话不投机，刘文典直言道：“你当总司令，管你的兵；我当校长，管我的学生。各司其职，各理其事。大学不是衙门，不劳你过问。”蒋认为刘不识抬举，于是直呼其名曰：“刘文典，你好不懂事……”刘怒，指责蒋道：“刘文典三字也是你能叫的吗……”蒋则称刘为“学阀，和土豪劣绅一样”。刘回敬蒋：“你是新军阀，新军阀比旧军阀还不懂事。”蒋盛怒之下，打了刘两记耳光。刘文典早年参加反清斗争时，不但玩过手枪炸弹，而且练过武功，系见过战阵之人。于是飞起一脚，正中蒋介石下腹。这脚踢得稳、准、狠，蒋介石当场就蹲下了，脸色变了，汗也下来了。秘书见大事不妙，扶起蒋就向外走，登上汽车绝尘而去。刘文典实是命大，蒋介
石为了“礼贤尊教”，前往安大时没有带侍卫。若侍卫在场，说不定出枪把刘文典撂了。
蒋走后大家都劝刘“速逃”，刘坦然道：“他姓蒋的能把我怎样？他先动手打了我两个嘴巴，我还了他一脚。谁都没吃亏，扯平了两不该。”蒋回到省政府后花园的行馆后，即下令卫兵把刘文典抓了起来，交省政府严办，然后乘军舰返回南京。
蒋走后，安庆学生开始游行，要求省政府立即释放刘校长。教育界一致谴责蒋“专横”“逾权”左如鲁迅，右如胡适，均对蒋进行了抨击。蒋一走了之，安徽省政府则棘手难办。蒋走后省府后花园的行馆空着，于是刘文典入住其中，成了国学大师的囿居之所。同人们商讨对策，有人主张“诉诸法律”，有人主张“诉诸舆论”。刘家人认为法管不了枪，舆论也管不了枪，还是“找
人疏通”为上策。
不用刘家人疏通，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蔡元培和许多“党国元老”直接找上门来向蒋介石要人。此时的形势对蒋也很不利，冯玉祥的西北军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有联合倒蒋之趋，大敌当前，不能再引起党国元老们不满，更不能激起学术界的同愤。于是授意安徽省政府，将刘文典“礼送至北平”，由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为中文系主任。蒋梦麟亦聘刘文典为北大兼职教授。
罗家伦、蒋梦麟系“学人”，亦是“时人”“势人”，如没有受到南京方面的明示或暗示，刘文典是不会步出囿室即登上讲台的。刘文典回到北平后声名大振，“大学不是衙门”成了一句名言，为时人所尊、所传。大学独立之说起自 1923 年，系蔡元培所提出。“端谁的碗受谁管”，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均不可能“独立”。“大学不是衙门”，也就是说学府不是政府的承办机关，应有其自主性。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宣布“拥护中央（南京政府）”，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北伐军的四位总司令，即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齐聚北平，在西山碧云寺举行了其“灵前会议”，宣布北伐成功，全国统一。蒋介石可谓春风得意，但得意之中也有失意，失意的是北大之行——按北平市党部的安排，到北大来演讲。北大学生陶纯对具体情况有文字记载，现转引如下：
讲演的地点是三院大礼堂可坐一千多人。届时蒋来了，果然带着宋美龄。蒋穿一身整齐的中山装，宋美龄穿长袍，一脸脂粉。学生们夹道观看而没有鼓掌。蒋进了礼堂后，学生也跟着进来了，座位不够，后边有人站着。
蒋站在讲演台上，宋坐在一边。他说话，喉咙很尖窄。气脉短促，一句一句地，不会一下子说下去。首先自己夸功：率兵北伐先取武汉，继取南京。现在兵发北平全国统一。还说共产党捣乱，也被他镇压下去了。学生们听了，站着的人逐渐散去。后路闪出，坐着的人也抽签似的走了。听众继续走，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半数人了。这些人回头一看，身后没人了，身边也没人了，坐不住也抽身走了。人越走越少，只剩下前头那些拥护他的百余人。
他在台上看到人逐渐减少，声音越大越尖，下面也听不懂他说了些什么，偶尔听到骂汪精卫，也听到骂北平市国民党委员，说市党部在他来的时候不组织欢迎，又不按他的意旨行事，这样的党部，要它何用！
本来预定讲两个小时，他对招待人员还说尽量缩短，超过两小时也不太合适，现在才一小时不到就没说的，不到半小时就气呼呼地停止了。下面还有稀疏的掌声，“砰砰”有规律的拍掌拖到他出了礼堂门才停止。钻入汽车，招待人员送他，他招呼也不打，汽车就开动了。这时
院子里才此起彼伏鼓起掌来给他送行。
黄马褂领教了北大人
北伐军进入北平后，市民们称“党军”的军官们为“五皮”或“五加皮”。五皮的出处是这些军官们，都头戴皮帽箍，腰系皮武装带，身背皮枪套、手戴手指露出的皮手套，足蹬皮马靴。身上共配五种皮革制品，“五”“捂”同音，五皮也就是捂在革制品之中，“大夏天的也不嫌热”。这些“党国军人”和“北洋军人”的不同处是“颇重军姿、军容，唯军人仪表是重”。“五加皮”
是一味中药，也是市场上常见的药酒，颇受老北京市民欢迎。“党军”的军官们好在武装带上加挂一条皮马鞭，以示军官身份。也就是说：“本人是有马骑的实缺军官。”这也就是“五加皮”的出处。北大有尚武的传统，京师大学堂时期，就“发操衣”，“出操”。20 世纪20 年代的“北大学生军”，先是社团组织，后是学校所设置的一门课。30 年代时，国民党设立了军训制度，小学、初中建立“童子军”，高中、大学要对学生进行“军训”，于是“五皮”“五加皮”进入了中学、大学，俨然“中央派来的教官”，系正牌的党国军人。
北平地区的驻军，自北伐成功后一直是晋军、东北军、西北军，这些部队被视为“杂牌军”。军官们大多是行伍出身，没受过什么现代教育。南京派来的教官是清一色的“黄埔小兄弟”，各大学的教官大多是黄埔生进陆大校官班镀过金的“军界骄子”。黄埔小兄弟是“天子门生”，北大学生讥之为“赏穿黄马褂”。“陆”与“绿”同音，军界骄子在北大也就有了“赐戴绿帽子” 之谓。
北大军训部主任白雄远，原系体育部主任，1917 年入北大。蔡元培革新北大的内容之一，就是设置体育课。当时中国无体育人才，“体育”被视为“出操”，和“军体”这个概念大体相同。蔡元培和保定军校的首任校长蒋百里私谊甚笃，于是请蒋在保定军校的教官中推荐一个适合在北大执教的人才。蒋校长就向蔡校长推荐了白雄远，原因之一是白的古文底子好、墨宝也好，颇
有文人气质。于军界而言，白雄远系保定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教。许多黄埔教官，是他的学生。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如陈诚、顾祝同、刘峙、白崇禧、刘文辉等人，系他的“学弟”。于教育界而言，白雄远 1917 年即在北大执教，而且是蔡校长“引进”的。
教yu部设立“军训总监”时，蔡元培推白雄远出任。白不愿离开北大赴南京就职，于是出任了北平军训委员会主任、北平军训总监（斯时官制，系行政、督察分设，其实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南京派来的“黄马褂”“绿帽子”，认为自己是“党国嫡系”“军界精英”，可是对白雄远又无可奈何，对于“老资历”也就给个“老面子”，可是白雄远对“黄马褂”“绿帽子”一点面子都不给。
严薇青在《北大忆旧》一书中云：“白雄远大概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资格很老。岁数虽然五十岁左右，却挂有少将衔。还是当时北平市学生军训总监。”“次上课时首先宣布：‘只要大家按时上课，到学期考试就是一百分。
如果试卷答得好，就是一百二十分。’话音一落，学生哄堂大笑。他却仍旧板紧面孔，继续宣布：‘那个二十分嘛，给你们留到下个学期。’学生又一次哄堂大笑。”“到了学期考试，白把试题写到黑板上。这时就有学生请他解释题意，他根据题目答案的要求，原原本本地‘解释’起来。学生一面听，一面往试卷上写。有的学生写得慢，就喊：‘请您讲慢一点！’就这样，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卷。”蔡元培对白雄远的评价是“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白雄远前后“殊”若两人，前期他是北大体育部主任，虽兼军训部主任，那时的“军训部”系北大自置，所主持的学生军初系社团性质，后发展成选修课、必修课。学生昵称他为“学生军总司令”，“故工作起来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后期他是行政院任命的军训委员会主任（又称北平军训总监），对“党国交办的任务”，敷衍一下也就行了。
严薇青目睹，“白雄远对北大学生虽然马马虎虎，但对另外一个学校的军事教官却发过一次脾气那是他在沙滩北大红楼后广场上检阅北平全市大学生军训的时候。他身着黄呢子军装，腰佩短剑，脚蹬马靴，站在临时搭的检阅台上。各大学受检阅的学生分别由各校军事教官带队入场。而后由北大尹姓特胖教官向全场发布口令，进行检阅。那时没有扩音器，但是胖教官的声音洪亮，
贯彻全场，赢得了大家的赞叹和敬佩。”
白雄远在检阅中看到有一个大学的学生都没打裹腿，而且带队的教官也没打。等检阅完了后，白简要地讲了几句话。就把那个大学的教官叫到检阅台前问他为什么学生都不打裹腿。教官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为什么不打裹腿？”那个教官说因为学生都没打，所以他也没打。白当场严厉训斥：“你是学生吗？你不是军人吗！军人出操能不打裹腿吗？”那个教官只好规规矩矩以立正的姿势站在检阅台前接受训斥。这时白雄远声色俱厉，和在北大课堂上简直判若两人。
被白雄远训斥的人是中国大学的教官，他除了“赏穿黄马褂”“赐戴绿帽子”外，还多了一件“蓝制服”。也就是说这个人是蓝衣社（复兴社）成员。在南京的“根”比“黄马褂”“绿帽子”还粗还深。在中国大学里把手伸得特别长，俨然以“监军”自居。对学生粗暴无理，十分蛮横。对于“党国军人”而言，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白雄远利用“裹腿事件”，以北平军训总监的身份对他大加训斥。使这位“蓝制服”一点面子也没有。训斥词中还有“学生不打裹腿，是你教导无方，是失职。你不打裹腿，不像个军人，不称职”。
“裹腿事件”后，中国大学的学生一上军训课就齐呼：“不像军人，不称职。”“赶快辞职！”这位“蓝制服”无计可施，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南京。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一书中说：“不知从哪刮来一阵风，说必须整顿、加强。于是来了个新教官，是上校级，南京派来的。”“开门炮，果然对待士卒的样子，指使、摆布、申斥。”学生“开始是敢怒不敢言，不久就布阵反击。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钢铁是正颜厉色的论辩，那位先生不学无术，虚张声势，这样一戳就泄了气。橡胶是无声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着，你不能奈我何”。大概只有两个月吧，这位先生黔驴技穷，辞职回南京了。
这位不学无术的先生，曾向白雄远反映北大学生不受教……。白笑而答曰：“北大的学生就是不好教，要是好教，干吗把你从南京调来。既然来了，就得用用功，我开个书单子，你到北大图书馆借来好好读懂，然后再去教学生，学生也就会受教了。”白雄远拿他开涮，这位先生自然明白。北大无法待，只有辞职回南京了。
白雄远任北平军训委员会主任的时间不到两年，到南京开会时，蒋介石对他大加申斥，指责他目无中央，在电台讲课妄发议论。在集会时手戟东方，招来日方抗议。白淡定地听着，有人示意他站起来“听训”，白置之不理。散会后白表示：“我的职务是行政院任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没有权力训斥我。”当日即向行政院呈了辞呈，乘火车返回北平。汪精卫和蔡元培沟通后，“准白雄远辞去主任、总监二职，专任北京大学军训主任教官。”
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中亦载：“白雄远回到北大后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我的记忆，同学们对他一直很好，觉得他可亲近。也许就因此，有一次，学校举行某范围的智力测验，其中一题是‘拥重兵而非军阀者是什么人’，有个同学就借他的大名之助，不但得了高分，还获得了全校传为美谈的荣誉。”张中行可能是记忆有误，“拥重兵而非军阀”的出处是一次晚会上，有人
出了个谜语，谜底就是“白雄远”三个字。“七七事变”时，白雄远因伤入院，未能随北大迁往大后方。据张友仁回忆，他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时的主任军训教官是毛鸿上校。能到西南联大任主任教官，单凭“黄马褂”恐难出任，还得戴顶“绿帽子”。说不定腹中还有几瓶洋墨水，到美、德军校深造过。
毛鸿给“青年学生的印象是一位慈祥长者，虽然他那时还只有三十多岁。一年级时，我们住在西南联大的昆华北院宿舍里，他经常来看我们，对我们像子弟一样的亲密。我们宿舍里的电灯泡坏了他都帮助我们换新的。“在昆明，我们不断掀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反动政府密令加以镇压，
他下面几个尉级的军事教官，蠢蠢欲动，都被他压了下来。他说：‘这不是人干的事。’从而保护了同学。他本来该升为陆军少将的，因此失去了升迁的机会，以上校终其一生”。
抗战胜利后，白雄远返北大任职。他自认是北大人，北大人也均与他认同。毛鸿上校是否可以称为联大人呢？对他的家世、身世张友仁没有记载，现在可以说是不可考了。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联大人”，联大人不妨也和他认同，因为他不是“异己”，更不是“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