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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托钵修会与中世纪法国的城市现象

——雅克·勒高夫开创的问题域

提起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1/1182—1226),我们会想起什么呢?现任教宗方济各、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市,还是翁贝托·埃科的小说《玫瑰的名字》里的威廉修士?威廉修士是一位来自英国的方济各会修士,他与故事的叙述者阿德索一道去一座修道院调查。1986年,这部以中世纪为背景、带有推理元素的小说被改编为电影,而电影的历史顾问就是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法国历史学家让-克劳德·施密特和以研究中世纪的颜色著称的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帕斯图罗也参与了电影的筹备工作。勒高夫和埃科不仅认识,还一起来过中国。1993年6月,勒高夫受一个法语协会的邀请,到中国参加巡回研讨会,当时受邀的也有埃科。研讨会在不同的城市举行,勒高夫、埃科一行人去了广东、乌鲁木齐、吐鲁番和北京,还去西安参观了兵马俑。埃科之所以把勒高夫推荐给《玫瑰的名字》的导演让-雅克·阿诺,一方面是因为埃科自己不习惯参与电影的改编,另一方面是因为勒高夫是研究方济各和方济各会的专家。

1999年,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把他在20世纪60—80年代撰写的四篇关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文章合在一起,出版了一本名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书。勒高夫对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研究与他此前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勒高夫的学术生涯刚开始时,中世纪史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是12世纪和14世纪。20世纪中叶,法国中世纪史学界主要关心的是农村。研究者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在千禧年的变化之后,中世纪法国的村镇是如何形成的,农民是何时、如何被重新组织起来的。马克·布洛赫、乔治·杜比、罗贝尔·福西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和皮埃尔·图贝尔……这些历史学家主要关心的都是法国中世纪的农村世界。勒高夫则另辟蹊径,关注其他人不太关注的13世纪,关注其他人还没有开始仔细研究的中世纪城市现象。

在勒高夫眼中,13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纪,13世纪是商业繁荣、城市发展的世纪,也是托钵修会出现的世纪。中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知识分子、托钵修士都是活跃在城市里的人。从他最初的两部作品——《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及《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开始,勒高夫一直对13世纪感兴趣,也持续关注着中世纪的城市现象。勒高夫关心的炼狱信仰也在12、13世纪之交出现,托钵修会的传道促进了炼狱信仰的普及。很多重要的变化在13世纪发生,城市的兴起、农业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经院哲学与托钵修会的出现、国家的诞生……勒高夫认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社会的一整套价值观都在大约12世纪中期到13世纪中期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转变,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观逐渐发生变化;虽然中世纪早期的蔑世倾向依然存在,但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此世,关注自己正生活着的这个世界。

勒高夫认为13世纪有三个重要的人物,分别是圣路易、腓特烈二世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他选择人物传记这一体裁来呈现这些重要的人物。1996年,勒高夫出版了《圣路易》,1999年又出版了《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在旁人看来,一位被认为是“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历史学家居然使用传统的人物传记体裁,“不能说是没有矛盾之处”。在勒高夫看来,传记是一种实现整体史的方式,通过研究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可以看到整个时代的样貌。勒高夫认为在看待历史上的人这方面,米什莱对他影响很大,米什莱倡导的是“活着的历史”,认为“我们不仅要讨论已经死去的人,更要讨论曾经活过的人”;不仅要研究制度和结构,还要看到有血、有肉、有心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倡导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研究路径,与使用旧有体裁并不矛盾,勒高夫在1987年曾写道:“在新的基础上,旧的历史作品形式也会得到更新,比如说传记,现在传记很流行。”然而,勒高夫写出的两部传记都跟传统的传记不同,他自己甚至认为《圣路易》是一部“反传记”的传记。《圣路易》出版之前,勒高夫和该书的编辑皮埃尔·诺拉都没有料到这本书被读者当成了“一部真正的传记”,销量超过了6万册。法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拉卢评价勒高夫的《圣路易》道:“这本书展示出了一种全新的撰写传记的方式、一种讨论圣路易和国王的新方式。”

正如勒高夫所言,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出版之前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关于圣方济各和方济各会的专著。勒高夫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本书跟他的《圣路易》一样,也是一部“反传记”的传记。勒高夫讨论了关于圣方济各的不同记载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记载中使用的词汇反映了何种观念,而不是把不同来源的史料中的矛盾之处去掉,写成一个符合线性逻辑的故事。勒高夫认为“乌托邦式的传记”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物的实际经历充满偶然,人物也可能犹豫,也会在犹豫之后做出选择,而传记应该把这些方面都呈现出来。法国历史学家阿兰·布罗认为有三部传记对勒高夫产生了重大影响,分别是恩斯特·康托洛维茨的《腓特烈二世》、彼得·布朗的《圣奥古斯丁》和阿尔塞尼奥·弗鲁格尼的《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在使用史料方面对勒高夫影响最大的或许是阿尔塞尼奥·弗鲁格尼,他在《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中对史料的使用非常具有实验性,他选择了12种不同的史料,逐一分析每种史料中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形象。这12份史料中的记载有不少矛盾之处,但弗鲁格尼没有回避这些矛盾,而是直接把这些矛盾呈现出来。正如弗鲁格尼在序言中所写到的那样:“我逐一处理史料,我愿意相信这些文本只是被写了出来,文本产生时没有想过要跟其他的文本形成互补。”勒高夫在《圣路易》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中都采取了不回避史料中的矛盾的处理方式。圣路易的形象在托钵修士写的圣徒传记、编年史、劝谕集、《君主明鉴》、儒安维尔的记载中各不相同,圣方济各的形象在他自己的笔下、在修会内不同派别的人的笔下也很不同。正如弗鲁格尼所言,不同的史料反映出了人物的不同侧面,这些史料都是该人物的见证人,传记不应该是一种拼贴出的马赛克。而正因如此,书写人物传记与书写整体史的雄心并不矛盾。

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加尔默罗会和奥斯定会合称四大托钵修会。13世纪最主要的两个托钵修会是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方济各会的创始人,勒高夫对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研究与他对托钵修会的研究有关。20世纪60年代末,勒高夫在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第六部的历史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讨论法国中世纪的托钵修会与城市现象的团队研究。托钵修会与13世纪之前的传统型修会(如本笃会)不同,传统型修会掌握自己的财富,靠地产和租税等定期收入维生;托钵修会则强调清贫,在以往的修会规章都规定了的个人层面的清贫之上,强调集体的清贫,靠劳动、乞讨和信徒的捐赠生活。传统型修会的成员是在远离人群的修道院内静修的修士,而托钵修士则是行走在路上、在城市中传道的“兄弟”。方济各会修士也被称为“小兄弟”,这里的“小”指的是方济各会强调的清贫和谦卑。勒高夫认为很多研究中世纪城市的历史学者〔包括亨利·皮雷纳〕混淆了对城市的定义和对城市的描述,他认为衡量中世纪城市的标准与衡量当下城市的标准是相同的,即:在一个人口聚集的地点,从事第三产业活动的人群占主导地位。勒高夫认为对中世纪城市的研究不能满足于大范围的粗线条研究,而应该深入具体的地区,进行具体的研究。

中世纪并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统计年鉴,为了研究城市现象,需要找出一个衡量指标。中世纪的城市难以研究,因为中世纪的人们既没有对城市的定义,也没有城市的清单。一直到中世纪末期,法国国王也无法清点王国内的所有城市。如果从词汇入手,也很困难,因为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中形容城市的词是不同的,而且有很多词都可以用来形容城市。勒高夫选择托钵修会作为衡量城市现象的指标,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托钵修会强调清贫,他们经济上依赖他人的捐赠,如果不是在人口充足、商业发达、有足够的贵族和富人的城市,托钵修会难以维系。由此倒推,托钵修会的修道院能够存在的地方应该是具有一定城市属性的。其次,托钵修会在初创期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要去城市发展的意识,因为他们要去人群中传道,依靠他人的捐赠才能活下去,也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综合这两方面,使用托钵修会作为衡量城市现象的指标是可行的。勒高夫还提出了从定性角度进行研究的思路,即统计一个地区有多少个托钵修道院。他列出了1335 年法国有三座或四座托钵修道院的城市的清单,并且认为这就是14世纪法国的大城市的清单。托钵修会的分布情况反映了中世纪法国城市的分布情况,通过一个城市内的托钵修道院的数量,可以推断该城市的规模。宗教和城市是勒高夫一直感兴趣的两个主题,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他参与了两部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分别是1980年出版的《法国城市史》和1988年出版的《法国宗教史》。

勒高夫发起的这项团队研究整合了宗教史和城市史。而宗教史和城市史之所以能在这项研究中合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直到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宗教史研究还多集中在教会内部,教会内部人士往往从灵修的角度研究教会史中的重要人物。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的研究者开始研究修道现象。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整个天主教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城市开始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勒高夫发起的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实现,还与研究者对与教会相关的史料的态度转变有关。20世纪50年代,法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来自修道院的史料属于教会史的范畴,只能用来研究教会史。以乔治·杜比的经历为例,杜比去拜访路易·阿尔方时,阿尔方批评他:“克吕尼是一座修道院。修道院的文书集理应首先用来研究宗教史。”勒高夫能脱离这种古板的风气、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待与托钵修会相关的史料,与他遇到的两个人相关。1953年,勒高夫到罗马法兰西学院学习,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修道院院长布里安。布里安告诉勒高夫:听忏悔的神父用的手册或许对他的研究有帮助,因为这些手册提供了与13世纪社会很多方面有关的信息。1954年,勒高夫在里尔大学工作,他要开一门关于12世纪和13世纪知识分子的课。为了准备这门课,他写信给当时研究13世纪神学尤其是托马斯·阿奎纳的专家什尼神父,两人由此结识。什尼神父认为:神学并不应该跟社会和历史分离,反之亦然。他认为经院神学和托钵修会的出现都与城市有关。此外,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神迹》对勒高夫影响很大,这本思考中世纪王权与神圣性关系的著作让勒高夫看到了使用与奇迹有关的史料的具体方法,也让他意识到了神圣性是中世纪人心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布洛赫认为圣徒传记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比利时的耶稣会团体博兰德协会的工作。17世纪起,博兰德协会开始整理、出版《圣徒传集成》。圣徒传记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和如何思考的,同时布洛赫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内容其实是圣徒传记最不想让我们知道的内容。

勒高夫开始在研究中使用圣徒传记和传说记载,甚至是当时很少有历史学者会使用的奇迹集和被当时的历史学者所鄙视的劝谕集。奇迹集之所以长久以来不被历史学者重视,与奇迹的超自然性质有关。正如雅克·达拉汉所言,“奇迹让所有人都感觉无所适从”,在中世纪的史料中,人们就像记载战役的结局和赋税的金额那样记载奇迹。研究者对待奇迹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忽略奇迹里的超自然因素,只提取与当时的社会相关的信息,比如美国学者莎伦·法尔默用圣路易的奇迹集研究中世纪巴黎的贫困现象;另一类是研究奇迹的神圣性本身,研究是何种因素构成了中世纪的神圣性,从心态史的角度研究圣徒和人们对圣徒的态度,这种研究路径的开创者是安德烈·孚歇。勒高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明了自己对奇迹的态度:“有信仰的人也无法为奇迹提供科学上的解释。当奇迹被当时的社会接受时,历史学家应当把奇迹看作历史事实。”勒高夫的很多研究都与圣徒相关,人们或许会形成一种“研究中世纪史的学者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的刻板印象,而实际上勒高夫既不定期上教堂,也不是信徒。勒高夫把教会当作中世纪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机构来研究,从心态史的角度考察神圣性,由此研究中世纪人的价值观。

勒高夫对托钵修会的关注也与当时历史学界对“贫困”这一主题的关注有关,宗教团体强调的自愿清贫的基准是被迫受穷的穷人,历史学研究对这两方面都很关注。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莫拉在1962—1976年间组织了对中世纪贫困现象的团队研究,没有名字的穷人的历史开始得到关注。格列高利改革、律修改革运动、追求清贫的异端团体(如巴塔利亚派、瓦勒度派等)、格朗蒙修会和13世纪兴起的托钵修会都被纳入同一个主题,即宗教上的自愿清贫观念的产生和变化。其中,因为方济各会的清贫理念和实践从13世纪中叶起就引起了争论,所以,方济各会的清贫备受关注。

勒高夫发起的关于托钵修会与中世纪城市现象的研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些学者攻击勒高夫的思路,有些学者沿着勒高夫的思路在具体的地区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问题域,此前几乎没有交集的宗教史学者和经济史学者都开始关注托钵修会。雅克·西弗洛犀利地指出:长久以来主要是教会内部的学者在研究托钵修会,他们重视研究修会的发展、传教的内容、教会学或神学,把修会的历史写得“有点儿过于平铺直叙了”,带有“内部人士”的视角;而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种与之平衡的力量,历史研究者应该查阅具体地区的档案,了解托钵修会在各地具体的情况。托钵修会在各地的发展情况往往各不相同,近半个世纪以来也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欧洲各地的托钵修会的研究专著。勒高夫发起的这项研究所提出的假说被称为“勒高夫假说” ,这项调查研究也被称为“勒高夫调查”。从此以后,宗教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开始得到重视,对这个主题的研究至今依然很活跃。1979年,米夏埃尔·克朗希出版了《从记忆到文字记载:1066—1307年间的英格兰》,研究者又开始注意研究托钵修会的“档案意识”。近年来,有关托钵修会的研究开始转向他们生产文书、保存文书的情况。有关方济各会的研究生生不息,在史料方面也有激动人心的发现。2014年年底,雅克·达拉汉在一家拍卖行的目录中发现了一份方济各传记的手抄本,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这部方济各传记的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购入了这份手抄本,并且把它的高清扫描版上传到了数据库上,供所有人查阅。新出现的史料和此前未被人重视的史料都在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方济各会和圣方济各本人的信息。

对13世纪的关注、对城市现象的关注,贯穿勒高夫的整个学术生涯。在寻找衡量城市现象的量化指标的过程中,勒高夫开始关注13世纪兴起的托钵修会。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起的关于托钵修会与中世纪法国城市现象的研究,不仅开启了新的问题域、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也为勒高夫日后研究圣方济各和方济各会打下了基础。在《圣路易》之后,勒高夫将目光转向了13世纪的又一重要人物——圣方济各,这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勒高夫又一次对传记题材的尝试。在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勒高夫通过对词汇的研究,厘清了方济各会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以及它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而这种词汇研究的方法我们在《炼狱的诞生》中也能看到。这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勒高夫处理史料的方法、他对传记体裁的创新和实现整体史的雄心,也能让我们更加了解13世纪,乃至整个中世纪。

栾颖新

2021年12月

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