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20世纪中国女性开始抛头露面后，人们对她们的行为举止充满好奇。女学生是早受到注意的群体，因为在女学生出现之前，人们从未看过这么多女性走向户外，并在公共场所进行各种活动，无论演讲、学艺表演、体能运动或郊游旅行等，她们都以公开方式展现，毫不遮掩；面对女学生对中国过去历史的颠覆，除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少数人之外，多数人感到不可思议，有人赞美、鼓励，有人焦虑不安，甚至是遐想。随着近代报刊媒体的兴起，人们对女学生的反应全披露在报刊上，从报道到论评，无奇不有。事实上，媒体瞩目的不只是女学生，凡是经常在大庭广众现身的女性都成为媒体捕捉的焦点。
人们不仅喜欢品头论足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这群女性，也为当时的女性冠上各种新名称，包括女国民、国民之母、新女性、新妇人、摩登女性，前四种是论者有意塑造的女性典范，而“摩登女性”则贬抑多于称颂。有趣的是，新名称一旦产生，论者便相率引用，并通过媒体炒作该名称的时代意义；而读者只要打开与女性相关的报刊，便看到这些名称被不断复制、再现。除此之外，论者也相当有兴趣于论评与女性有关的议题，例如贤妻良母、独身女性、健美女性等，媒体同样以铺天盖地的方式去呈现作者们的论述。还有论者不仅建构女性形象，更借由各种知识去指导20世纪中国女性的生活，形塑理想女性的生活样貌。必须注意的是，提供女性新知的议题，往往来自报刊媒体的设计。
由于前述议题成为公共论述，我们阅读到的文章不只是来自一种报刊，而是多种报刊，想要更清楚地明白当时的人如何看待新女性，又如何建构女性新知，必须经由多种报刊。而报刊又以不同专栏去讨论女性议题，包括专论、一般短文、小说、戏剧、读者信箱、漫画、图像、广告等。就因为报刊提供丰富的史料，研究女性史或性别史学者，他们所运用的史料除来自文献档案等之外，绝大多数是期刊报纸，但研究者若要寻找所有的史料，就需要抽丝剥茧的搜集，不能错过任何的可能性。
我研究女性史迄今三十三年，从我就读硕士班开始，我经常埋首于旧时报刊的废纸堆中，我本书《日据时期台湾的女子教育》的主要史料来自台湾总督府的档案和统计资料，而当时出版的报刊也是这本书重要的参考史料。在翻阅日据时期的报刊时，我得到很大的感悟，因为讨论女学生和女子教育的议题，如果仅运用档案资料，那便只是扁平的研究，看不到当时女学生受教育的实际情形与各种动态的场景，而从报刊，我挖掘到这方面的史料，深化了我的研究；还有一大发现是，若只运用一种报纸或期刊，评论或分析会不够公允，因此我不但采用殖民政府出版的多种报刊，也采撷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发行的各种报刊，经由交叉比较、归纳，较能还原当时女子教育的问题，也呈现了官方、文人与记者眼中笔下的女学生形象。
此后，无论研究大陆或台湾女性史，我运用期刊报纸史料时，除非研究对象是特定刊物，基本上采用多元搜集，而且不限于与女性有关的报刊，本书特别选择我从2001年迄今的个人研究，研究范围涵括大陆与台湾，研究议题的断限自清末到20世纪70年代。全书共五章，分成“媒体论述中的女性”和“媒体、知识建构与女性”两部分。由于报刊媒体不时出现“独身女性”和“女球员”的议题，部分的前两章，掌握了不同报刊媒体的各种讨论或报道，分别探究这两个议题，试图关注当女性发出“不婚”与“独身”的声音，媒体如何回应。新的女性群体“女球员”产生后，媒体又怎么看待她们？与前两章不同的是，1945—1949年间台湾的报刊媒体没有“当外省人遇到台湾省女性”的议题，但有不少外省人观看台湾女性的文章，论者通过各种角度品评台湾女性，于是我归纳缤纷多元的报刊言论，建构出这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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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括来说，20世纪中国女性在公共场所的曝光率不断升高，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于是媒体掌握了人们猎奇的心态，以公共论域的方式，让女性被报道、被消费、被评论、被教育，且把偷窥转为公开化。虽然到20世纪媒体论述仍由男性把持，但不容忽视的是，女性知识分子陆续出现后，对女性的论述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也参与其中。另外，传统中国主要通过《孝经》《列女传》等女教书来启蒙女性，但女教书谈的是道德规范，不是生活知识；而20世纪的媒体为女性所建构的知识，则一反传统时代，注重的是女性如何治理家庭，而且强调西化与科学知识。然而，不管是20世纪初期或中叶、大陆或台湾，媒体中的女性论述或对女性知识的建构穿越了时空，这种情形在本书中处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