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中年的彻悟
咸丰七年（1857），盛夏的热浪蒸腾着白杨坪，四十六岁的曾国藩站在老柏树下沉默不语。出湘三载，征战不休，却带着半头风霜和一身火气归来，他眼中透着两个字——“不甘”。勇猛精进的刚介儒生遭遇中年危机，自然抑郁苦闷。上司的猜忌，同僚的中伤，友朋的死难，凡此种种，与壮志难酬的忧愁缠绕在一起，灼烧着曾国藩的神魂，令其寝食难安。
曾国藩立志要在乱世做圣贤，以“忠义血性”感化同人，然后移风易俗，再造太平，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湖口惨败，南昌坐困，江西战局一筹莫展，他在事业上寻不到出路。对比胡林翼和骆秉章的成功，曾氏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面对皇帝的猜忌与同僚的排挤，他甚至萌生世道不值得拯救的绝望想法。
曾国藩四顾茫然，觉得举世皆与自己为敌，颇有“苌弘化碧”“眼悬国门”的冤屈。他在给刘蓉的信中写道：义士荆轲之赤心化为长虹，围观的人却以为是灾祸；忠臣苌弘之鲜血化为碧玉，赏玉的人却把它当作烂石头，这种心情可谓沉痛之至。①从老师唐鉴、倭仁那里学来的养气功夫丝毫不能排解内心的苦闷，他甚至起了就此放手、一死了之的念头。曾国藩在给刘蓉的另一封信里说，到处都是掣肘捣乱之人，怎么也不能一展抱负。现在数着日子等死，到时候你给我写墓志铭，如果不为我鸣冤，我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②
当人走投无路之时，盼得到同人的支撑，纵然举世皆敌，只要有二三志同道合者声援，尚可坚信“吾道不孤”。谁料连左宗棠都来信责备他抛下江西军务回家是不顾道义之举，曾国藩就真正绝望了。长沙、岳阳、武昌、湖口，从洞庭湖到鄱阳湖，从湘江到九江，数年努力之经营，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如露消逝。
枯坐家中等死，曾国藩每日心烦气躁，抑郁难当，不是写信骂同僚，就是与家中子弟吵架，甚至辱骂弟媳，这是以理学名世的曾国藩一生失态之时。为收束情绪，他常在老家屋前静坐，仰观高嵋山上阳春烟霞，俯瞰白杨坪前翠竹松涛，心情渐至和缓，打消了死志。死志既消，他又开始反思过往几年种种得失，然而越反思就越纠结，情郁于中，不能释怀。因为每日思绪万千，又得了失眠症，心情越加低落，心中的煎熬与暑气的烘烤内外交加，白杨坪宛似烘炉。
好友欧阳兆熊得知后，推荐长沙名医曹耀湘（字镜初）为曾国藩治疗失眠症，又劝谏说：“曹镜初的医术可以治你的身病，而黄老道之书，却可以医你的心病。”③经欧阳兆熊和曹耀湘推荐，曾开始读老庄等道家著作，早年匆忙一过的名言如“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此时再读真如一缕春光，照到他被黑暗重重包围的心上。
夏日过后，天气渐凉，身心稍有恢复的曾国藩走出白杨坪，四处访友。看到湘水潮起潮落，不舍昼夜，江上往来的轻舟顺流而下，倏忽之间，已越十里。曾国藩忽然领略到“上善若水”的境界，明悟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道理。
曾国藩崇拜的祖父曾玉屏，留下祖训“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母亲也是倔强刚强之人，曾国藩自述“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受家庭的影响，曾氏的个性倔强刚强，这也符合湖南人霸蛮的风格。
曾国藩到京师读书后以程朱为宗，而程朱的传人多半有几分孟子式的迂阔天真与屈原式的自恋清高。此后常年带兵打仗，以申韩之术治兵，又不免学到了法家的霸道。他以刚强、迂阔、自恋、霸道的态度周旋于晚清陈腐的官场，当然不免四处碰壁，待碰壁之后再用这套观念去反思，不但不得要领，反而如火上浇油，越烹越烫。得欧阳兆熊提醒后再读老庄，受“中年危机”困扰的曾国藩才算是找到了突围的办法。
道家人生观的要义，首先在“顺其自然”四个字上。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天命不可揣测，人力终究有限，历史的大势往往不受个人的意志和努力而转移。儒家强调遇事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知其不可而为，总想以一己之力撼动大势，往往徒劳无功。曾国藩得老庄的启发，感悟到在浩瀚的宇宙里个人的渺小，继而又认识到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浪潮中，个人只能努力实践而不能妄求一定成功的道理：
人生在世，做事只求尽心，而成败不必强求。如果大事有成，那也是个人的努力符合了自然规律或者天命，不必把功劳都当作自己的；若大事无成，也不必沮丧，因为世事的发展本就不受个人掌控，“尽其在我，听之在天”。一旦看破这个道理，不再执着于成败，不再汲汲于功名，那之前所遭受的各种挫折，也就不必时时挂念在心了。
所谓中年危机，无非就是人到中年因事业无成而产生的焦虑和惶恐，一旦跳出功名利禄的圈子，从宇宙的维度来看待世事，以恬淡冲融的态度来重新看待人生，危机带来的抑郁也就消泯了。
曾国藩在家日日阅读老庄之言，水静山青，日升月落，境界也逐渐提升。他的心境，初如黑夜将至，密云遮掩，风雨欲作；稍后却仿佛风流云散，清辉乍现；再后来如满天星芒，人间灯火，交相辉映，在黑暗中寻得光明自在。这一刻，曾国藩大彻大悟，将平生学问，凡程朱之学、申韩之术、黄老之言，连同汉学之考据、桐城之古文，融会贯通，别开生面，达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境界，而他为人处世，也变得智慧通达、游刃有余。
丁忧守制前，曾国藩的学问，是以程朱理学为统摄的，而程朱理学，是儒学中的激进派。理学家讲求天理道德，认为个人通过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就会掌握天理，终与天理同在。天理在手，我就可以匡扶正义，改造社会，后化成天下。而理学的流弊，大致有两端：
一是空疏不实。理学指引儒者追寻世间的终极真理，通过研究事物中蕴含的道理，进而认识天理。理学格物致知的理念与近现代科学相同，但理学家知道要格物致知，却不知道“物”应当如何去“格”。换言之，理学家欲求道，却无求道的方法和工具。传统儒学没有发展出实验试错、逻辑分析、归纳总结这样的实证方法，就无法分析“物”中所蕴含的“理”。理学家的所谓格物，并不是研究事物变化，从中归纳规律。他们只懂得演绎法，只能假定阴阳五行和儒家伦理纲常是先验的真理，然后借助事物展开联想，以此来印证圣人所传的心性义理。譬如王阳明格竹子，并非用科学方法去分析竹子的生长规律，而是通过竹子的形态、特性展开拟人的联想，用来比附伦理道德。因为缺乏求道的手段，只有空疏的联想，理学的发展只能在纲常名教里打转，发展不出自然哲学。而近现代思想的发展，正是从自然哲学中发展出近代科学，再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出社会科学。
二是处处诛心，自视过高，为人。理学的祖师爷朱熹，认为李密、李世民、项羽、刘邦都是利字当头，即便三代以下践行大义的人诸葛亮，也“所学不纯”。对古之英雄都如此苛责，对同时代的平凡人又何来尊重？理学家自以为因格物而得天理，一朝天理在我，则我即天理，可以代天化人，让天下万民都齐于我。这就不免狂妄，在他们看来，凡与我不同心的人，都是异端。
曾国藩自认笨拙无才，后世也多称他为笨人，然而曾虽然不够聪明机巧，却有穿透历史迷雾的悟性。他虽未接触过近代科学，却从考据求实的汉学里得到启发，无师自通地开创出把事物分为两半进行探讨，穷尽其理后再继续分割下去，进行精密研究的思辨方法。不但懂得剖析，他还知道合并消减同类项，后加以综合的研究。这种思维，已经跳出了传统学术的限制，与近代科学方法接近。④曾国藩讲求从实际中去验证知识，从经验中去总结规律，这也有几分近代实证主义的神采。他把充斥着玄学的古代兵法，变成以实证经验为基础的军事工程学、军事运筹学，这是曾氏远超同时代所谓天才的地方。
胡林翼早年也久经战阵，却在很长时间内，都只是三流军事家，直到得罗泽南传授湘军营规，才跻身一流。李鸿章早年带兵以浪战为能，带兵十年也只是个逃跑知府、绿林翰林，直到入湘军幕府学了老师的办法，才能统领淮军青出于蓝。
理学空疏不实的弊端，被曾国藩以极高的悟性突破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这种实证思想具有的革命性，还要超过朱熹和王阳明。曾国藩之所以没有在思想史上获得和朱、王一样的地位，是因为这种实证思想在近代西方早已成熟，很快就被成体系地引进中国了。
虽然没有染上空疏不实的毛病，但理学家自视甚高的毛病，在早年曾国藩身上是非常明显的。他曾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种的思想，用来责己倒还无妨，用以责人，就大错特错了。不为圣贤，并非就是禽兽，因在圣贤和禽兽之间还有凡人，圣贤、禽兽都是少数，凡人才是大多数人。按朱熹的说法，三代以下，只有诸葛亮能躬身践行大义，然而仍有缺点，离圣人尚有差距，那岂不是三代以下的政治家都是禽兽？
曾国藩的上司和同僚，如咸丰、骆秉章，有的好名虚伪，有的贪权懦弱，但总有几分精明能干，是可以共谋大业之人。即便如陈启迈、官文，虽政见不合，官声不佳，也未必见得就是无可救药的禽兽。古往今来的大事业，都是少数英雄带着大多数凡人做成的，如果要每个同僚都是圣贤，那天下哪还有可以共事之人？君子之间也常政见不合，纵然满朝文武都是君子，也需要相互妥协、调和矛盾，才能共举大事。哪能遇事不顺，就刚强到底，寸步不让呢？
过分强调道德修养，使得理学门徒脱离实际。理学家不了解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复杂，不懂得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只当天理在手，一切就会屈己从我。事实上，道德教化，律己可以昭昭如烈日，律他却只能浸润如春雨，强他人、社会就我，以自我为尺度去纠绳他人，只会四面皆敌。
曾国藩前半生天真迂阔，只知道用理想去改造社会，却不知世事的复杂，尤其他自觉真理在手，目的正义，道义名分在我，手段也就不必讲求。用迂阔的理想主义去碰撞黑暗而坚固的现实，自然不免头破血流。碰壁之后，又认为我正确，攻讦我的都是宵小之徒，这样不知自省，没有灵活的手段，怎么能在吃人的官场立足？
到长沙治军后，因为军队讲杀伐决断，法令森严，曾国藩又开始信奉法家的手段。法家以暴力服人，只信奉实力，曾氏强兵在握，实力雄厚，在官场就更不知进退，甚至连皇帝都敢要挟，这样做事又怎能不举世皆敌呢？你“曾剃头”自恃湘军在手，丝毫不肯妥协，那就怪不得同僚用官场上的明枪暗箭给你添堵了。后人常说法家可恨处，在于使用律令杀人，而理学家可恨处，在于挥舞道德杀人。曾国藩一手握住湘军这把锋利的屠刀，一手握住名教这根道德的大棒，百无禁忌，四处攻伐，当然人人诟病，处处射来丛镝（ｄí）了。
自读老庄悟道，曾国藩懂得了在官场上“知雄守雌，卑弱自持”。个改变，就是懂得自省和谦虚，凡事先找自己的不足，而不再一味抱怨他人无理。他反省自身，了解了自己“长傲”和多言的缺点。以前与人冲突，都以为自己必然正确，但回头反思，自己又真的事事占理吗？在湖南练兵打仗，自己暗示下属不必听从骆秉章的调遣，因为骆秉章毫无才能，只会坏事；与骆秉章文书往来，也只有简单粗暴的通报，而无请教、商榷的口吻，只因为看不起骆秉章的才干。然而骆秉章在曾国藩出省后，把湖南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三四倍，练出了四五万精兵支援各地作战，又哪里颟顸昏庸呢？
咸丰多次强令曾国藩出省救援，曾国藩把咸丰的上谕当作乱命不从，结果是江忠源、吴文镕败亡，两座省城丢失，局面为之大坏，损失又岂是几千湘军可比？纵然陈启迈在江西克扣湘军的军饷，除了限制湘军发展之外，他也是想筹饷自练一军。陈启迈后没来得及练成赣军就被撤职，但曾国藩何以知陈启迈就一定不行呢？
此前种种冲突，固然因为湘军的存在触动了官场原有的利益格局，但与曾国藩的桀骜孤僻又何尝无关？出江西后，其他湘军统领和骆秉章相处甚得，曾与陈启迈不和，而胡林翼却能与官文共事。在晚清官场，想要做一番大事业，不但要踏实苦干，更要有灵活的手腕和高明的权术。如果把当时的局势比喻成黑夜，曾国藩是想化身太阳，驱散黑暗——然而他终究不是太阳，至多是一盏明灯。明灯妄图代替太阳照亮四方，必然把自己烧得油枯灯灭而徒劳无功。胡林翼更像是黑夜中的舞者，在黑夜中小心翼翼地游走，与黑暗虚与委蛇、若即若离，寻找着还能点燃的灯芯，把它们一一点燃，终汇成万家灯火。
曾国藩懂得谦虚自省后，说反躬自身，全无是处，以前总自负本领大，总去看别人的不是，自从悟道后，才知道自己并无什么特别的本领，凡事能看到别人有几分长处。⑤知道自己不足，而能看到他人长于己处，道德文章方能因此长进，人际关系方可改善。此前的曾国藩，别说同僚，就连亲兄弟也受不了他那种“天下皆浊而我独清，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姿态，曾国荃、曾国华到北京投奔，也很快受不了他的态度而离开。
张宏杰先生曾举例，此前曾国藩给骆秉章写信，说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但没有商量的口气，几乎就在嘲讽骆秉章不智了。关于筹办水师，他不肯让骆秉章插手，说“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我）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办水师舍我其谁，您就别管了，也别派手下来添乱，你们都是不行的。这些书信，口气生硬，态度跋扈，字字如刀，怎么不让人生厌？⑥
儒家讲究知其不可而为之，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传到宋明理学的末流，又更是舍我其谁、高己卑人。这种人生态度，若在奋发进取、士风良好的时代当然是不错的，但在暮气已深的晚清，只能处处碰壁。若曾国藩的目标是立德立言，当然可以刚强，不与污秽的官场合流，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乃至粉身碎骨，他这个人却是立住了，虽不能成大事，却可凭借劲然的风骨名垂青史，兴许还能感动少许同时代的人，使风气有所好转。但若目标是立功，就不能一味刚强了，身处衰世，举目可见皆是庸人，要办大事就要团结庸人、俗人，那就只能以恭敬、柔弱、谦卑的态度，隐藏锋芒保存自我，再设法调和众人，隐晦曲折地达成目的。
道家的柔术启迪了曾国藩，让他知道如何在颟顸、琐屑的官场中寻求出路：暂时无力改变政治环境，那就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先以谦卑的态度获得上司、同僚的好感，再积极参与官场的应酬，和光同尘，把自己融入官僚之中。这样自己就不再是他人眼中刚介古怪、难于共事的酷吏，不再是黑天鹅中的白天鹅。磨去棱角就不再容易被他人攻击，成为官僚们的自己人，行事就会容易。
曾国藩过去很讨厌官场应酬，不喜欢与人客套交往，只喜欢公事公办，认为官场往来是浪费时间。但咸丰八年（1858）复出后，他积极参与官场的应酬，上到总督巡抚，下到推官县令，他都亲自拜访，或者致以书信，以谦恭的态度、和蔼的语气，小心翼翼地争取他们，笼络他们。之前与左宗棠失和，现在他就请与左宗棠友善的九弟曾国荃帮忙斡旋调解，然后亲自致信，以大义和情理动之，修复两人感情。得左宗棠谅解后，曾氏再请左宗棠弥缝与骆秉章的关系，又请胡林翼帮忙联络与官文的交往。这些官场应酬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却因此少了很多掣肘。过去他办大事，十之七八的精力是在和官僚斗争，现在虽花费了十之三四的精力来应酬，却减少了和官僚的斗争、扯皮，办事反而更为利索。
曾国藩过去办事，总想把无能的庸官一脚踢开，然后换上自己信任的正人君子，同心同德改易风气，共创大业。经过屡屡挫折，他也开始熟知人性的弱点，知道自己究竟不能隔绝所有不一心的人，何况他所信任的“正人君子”，又何尝没有私心杂念？
老子的权术，是君子行事如水，讲究因势利导，不与人欲对抗，而以柔术驯服人性，以共同的利害关系，引导他人顺遂自己的意图。清高好名之人恭维之，退让琐屑之人安抚之，贪婪好货之人利诱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把自己的事业变成大多数人的利害所在，办事自然无往不利。左宗棠清高、自大、好名，曾国藩就在日常交往中时时恭维，把他捧成天下能臣；官文贪权好利，曾国藩就推功相让，每次获得战功，都分润官文，每次攻破城池的奏折，都请官文领衔；骆秉章以老前辈自居，曾国藩就日常请教、咨询、问候；基层官员缺乏认同感，曾国藩就谦卑以待，召见下属不坐中堂，不让他们站立，每逢节日还贴心问候；幕僚、弟子都惧怕他严厉、刻薄，他就每天和弟子一起吃早饭，讲学问、说笑话，到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时，往日刻薄迂阔的恩师已经是一位每天给下属讲段子，让人如沐春风的长者了。
江南大营被攻破后，原不打算授予曾国藩地方实权的咸丰，任命他为两江总督，究其原因，虽是形势危急无人可用，但也有曾国藩变得更加深沉老辣，让皇帝觉得可以信任了。
曾国藩此次因研习老庄哲学而悟道，此后也经常借助道家的柔术以济功业。友人欧阳兆熊因此在笔记中说他变成了道家人物，并总结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在京师求学从词臣变为程朱理学的门人，到长沙练兵从理学家变成申韩之徒，咸丰八年守制悟道后终变成了道家门人。这个解读，虽出自友人观察，却是对他的误读。曾国藩一生三变，变的只是做事的手段，变的只是术，而他一生的根本，仍是程朱理学，他的道，始终未变。
曾国藩在创办湘军时，确实用严刑峻法，但严刑峻法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标。他带湘军打仗，还是为了捍卫儒家文化，捍卫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社会。他打这场仗，还是为了天下太平之后，移风易俗，让天下变成儒家理想中那个人人有德的社会，其根本目的并没有变。而且在创办湘军时，曾国藩让自己手下的将领，按时到军营里给士兵讲儒家的道理，教士兵唱《爱民歌》，把士兵当成儒家门徒来训导。他招募将领，也只招募道德出众、才堪治民的书生，并不招杀人狂魔。可见曾氏仍是一介儒生，只是这个儒生懂得用一些法家刚强的手段，来弥补儒家的平和，以适应现实需要。
而他晚年，为了和官场上各种官僚打交道，确实用了道家的柔术，和皇帝、同僚“打太极拳”。但曾国藩这样做，也是为了协调各种关系，以实现儒家理想。如果他成了道家门徒，那还办什么大事呢？道家讲究的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圣人不作为好，还打什么仗呢？如果太平天国当兴，那就顺其自然吧。可曾国藩到生命的后一刻，都还想做大事业，想改造社会风俗。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也说，人力可夺气数，努力能克天命，可见他始终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生。只是用了道家的柔术，作为一种手段，来弥补儒家的刚强。
那曾国藩真正的处事方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儒家提倡的“中庸”。儒家思想认为，万事万物中都存在着一组对立的矛盾：有阳就有阴，有刚强就有柔弱，有生存就有毁灭，有光明就有黑暗。中庸就是取矛盾的中端，不偏向任何一方。后人对中庸思想有一个误会，认为中庸就是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站在中间；遇到事情，我不说对，也不说不对，模棱两可，谁也不得罪。这是把中庸思想庸俗化的理解，本质是胆小怕事，做骑墙派，当好好先生。那么中庸是什么呢？中庸是指，由于我站在矛盾的中间，所以我守住了事物的本质。守住中庸，就能“执两用中”，是因为我拿住了事物两极变化的中端，所以对立的两边都可以为己所用。
也就是说，中庸不是不左不右不刚不柔，而是平等看待这两边，根据形势的需要，该左就左，该右就右，该刚强时就刚强，该柔弱时就柔弱。不是刚柔兼具，而是时而刚时而柔，根据时势的发展灵活选择。但不管选哪一边，自己都要守住本心，也就是“执中”。
曾国藩守住自己的本心，守住儒家理想的同时，根据时势选择手段：带兵打仗，需要刚强，就用一下法家的手段；官场斗争，需要柔弱，就用一下道家的手段。无论道家和法家，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是拿来用的“术”，而程朱理学，则是不变的“道”。用一句时下流行的歌词来说，曾国藩是“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注释】
① 见《曾国藩全集》第22册第466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② 见《刘蓉集》（下册）第333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③ 见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第1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 “其治之之道三端，曰剖晰，曰简要，曰综核。剖晰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元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综核者，如为学之道，既日知所亡，又须月无忘其所能。每月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当综核一次。” 见《曾国藩全集》第17册第65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⑤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 见《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476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⑥ 见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第34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