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者序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 年 10 月 11 日生于德国科隆，1934 年 9 月 13 日卒于美国芝加哥。作为世界著名的汉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他因其优秀著述《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被译成中文在五六十年前就已闻名中国学术界。
劳费尔的主要研究地域是远东地区，格外熟悉和感兴趣的则是中国。他的著述极为丰富，仅独立署名的大小专著、论文和书评等作品，便达二百数十种，而数十年日常工作的报告等文字尚未计算在内。他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以及它们与其他文明之交流的研究非常深刻，见解独特，其观点往往令人拍案叫绝。
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劳费尔这位学术大师确有“怠慢”之嫌，盖因他的诸多优秀作品除了 1964 年由林筠因翻译出版了《中国伊朗编》外，似乎再未见到较大篇幅的译著，甚至未见相关的介绍；这与劳费尔著述的数量、质量、价值和影响是很不相称的。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国人和国际学界重视，并进行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研究之际，我们深切地感到，若继续“冷淡”劳费尔的相关作品，非但是具备相应汉译能力者的失责，更是中国学术界在古代艺术、考古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巨大损失。
有鉴于此，译者不揣谫陋，冀以绵薄之力，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略作添砖加瓦之事。不敢自嘘“鸿鹄之志”，妄图毕大功于一役；只望累土“九层之台”，庶几积小成于多年。因此，本书作为规划的步，先收载三部篇幅不是很大，但是影响不小的专著；随后再尽快推出篇幅更大，论述更为深刻的其他作品。
具体而言，本书收载的三部著述，按初版的时间排序，分别为《东方绿松石考释》（Notes on Turquois in the East，1913 年初版）、《中国和希腊之钻石研究》（The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1915 年初版）和《中国的象牙》（Ivory in China，1925 年初版）。它们都由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出版，是其人类学系列的出版物之一。这部汉译本的总标题则取名《劳费尔东方珍宝探秘》，因为它们的内容不仅限于中国，更涉及中国古代文明与域外的交流。
劳费尔具有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其旁征博引之处往往直接摘录原文，故著述中不乏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辞句，或者梵文、藏文、日文、阿拉伯文等术语。译者只有尽其所能地将原貌提供给读者；若出现不够确切，甚至不正确的译文，则恳请读者诸君予以谅解，并不吝赐教。
在此，除了简单交代这部译著的来龙去脉外，也借此机会略微介绍原作者的学术生涯和主要学术成果，以方便中文学界的读者更多、更好地参考和借鉴劳费尔的精彩著述，及了解和探讨中国与世界的传统文化。
1884—1893 年间，劳费尔就读于德国科隆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1893—1895 年间则在柏林大学度过；其中有部分时间（1894—1895）兼职于柏林的东方语言学院。1897 年，他获得莱比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并听从同样出生于德国的博厄斯（Boas）教授的建议，于 1898 年前赴美国，就职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这是他在其人生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此，他扎根美国，成为著名的民族学者、人类学者、东方学者。
1898—1899 年间，劳费尔率领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队（Jesup North Paific Expedition）前赴库页岛和黑龙江流域考察，对当地的土著部落进行民族学研究。1901—1904 年间，他又率领雅各布·希夫考察队（Jacob H. Schiff Expedition）前往中国，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并收集相关的民族学资料。
回到美国之后，劳费尔担任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民族学部助理，历时两年（1904—1906）。在此期间，他于 1905 年兼任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讲师，以及在 1906—1907 年间兼任同一座大学的人类学和东亚语言学讲师。
1908 年，劳费尔成为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的职员。从此之后，他谢绝了其他机构的多次邀请，乃至高薪的许诺，始终没有离开过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直到去世。他相继担任过东亚部的部长助理、亚洲民族学部的部长助理，以及人类学部部长等职务。
劳费尔就职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之后，又有两次为了学术研究赴远东地区进行长时间的考察。次是 1908—1910 年间，他作为黑石考察团（Blackstone Expedition）团长，考察了中国的西藏和内地。第二次是 1923 年，他随马歇尔·菲尔德考察团（Marshall Field Expedition）考察了中国。
劳费尔感兴趣的地区是远东，因此他曾挤出大量时间学习和掌握必要的语言，所学的东方语言包括波斯文、梵文、巴利文、马来文、中文、日文、满文、蒙文、藏文和达罗毗荼文等。而在远东各地中，他为关注，且研究成果多的领域则是中国。这体现在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的中国展览室上：其中的绝大部分展品都是他在东方考察期间购买所得；他尤其引以为豪的是其玉器收藏，他对此深有研究，倍加珍爱，乃至往往亲自向参观者详细介绍形形色色的中国古代玉器。他认为这些实物以及与之相关的著述是他平生对学术研究的主要贡献。
另一方面，劳费尔在大量学术机构中兼任重要或主要职务的现象也充分表明，他的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并且积极投身学术研究事业，从而在其并不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为后世创造了丰硕而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他参与工作的学术机构包括全美中国研究顾问委员会、全美中国文化和经济研究委员会、美国与远东友谊促进会、全美波斯艺术与考古研究会、民族学研究会、美国先进科学协会、美国研究委员会、美国东方学会、美国新东方学会、科学史学会、美国人类学协会、德国人类学学会东京分会、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亚洲学会、美国民俗学会、语言学会、亚洲艺术联谊会、东亚艺术学会，等等。此外，他还担任了不少学术机构的通讯成员以及好几种刊物的联合编辑。
当然，劳费尔令人印象深刻和有价值的成果是他撰写的大量学术著述。他的早期作品的主题涉及中国西藏和蒙古，不过此后他更以有关中国内地之艺术和考古的研究闻名于世。例如，1909 年初版的《中国汉代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使他得到该领域的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这虽然是他研究中国古代陶瓷史的本书，距今已有一百余年，但至今仍是该领域的典范之作。数年之后，他又有长文《中国汉代墓雕》（Chinese Grave Sculptures of the Han Period，1911 年初版）和专著《中国陶俑：护甲史导论》（Chinese Clay Figures: Prolegomena on the History of Defensive Armor，1914 年初版）面世，同样十分精彩。
不过，能使劳费尔驰名国际学界的，似乎是他撰成于 1912 年 的 专 著《玉： 中 国 的 考 古 与 宗 教 研 究》（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他依靠其良好的汉语知识，摘录和转引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汉语文献资料，用流畅的语言谈论了古代中国宗教崇拜、丧葬以及个人装饰品中的玉器，发表了许多非常有创见的观点，提供了十分有意思的信息。该书并附图数百幅，长时期内始终是相关领域的重要参考著述。
众所周知，劳费尔有关古代世界文明交流的名著是《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1919 年初版），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他重要的一部著作。不管怎样，此书对于古代中国与伊朗或其他域外地区之间植物、矿物、药物、织物等文明交流的某些深入考证，至今仍被学术界视为权威之论。劳费尔同样探讨古代世界文明交流的类似著述还有许多，本书译载的三篇（《东方绿松石考释》《中国和希腊之钻石研究》《中国的象牙》）便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如《火浣布与火怪》（Asbestos and Salamander: an Essa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1915 年初版）、《中国和印度的取火透镜》（Optical Lenses: Burning Lenses in China and India，1915 年初版）《阿拉伯与中国之海象牙和角鲸牙贸易》 （Arabic and Chinese Trade in Walrus and Narwhal Ivory，1913 年 初版）、《亚洲琥珀的历史记载》（Historical Jottings on Amber in Asia，1907 年初版）等，都是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的著述。
劳费尔的诸多作品发表至今，少则将近九十年，多则一百数十年。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社会迅速发展，学术研究的总体水平当然也大为提高。因此，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劳费尔的著述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甚至谬误。然而，这并不妨碍它们仍然可以作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尤其是当学者们将关注点更多地转向近现代或当代，忽视传统文化研究，并且学风趋于浮躁、功利时，劳费尔的著述显然更加具有莫大的“启发”和“纠偏”意义。这也是译者期望达到的目的之一。
导 言
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所有奇观和财富中，能令中国人产生深刻而持久印象的，是大量形形色色的宝石。在上古时代，中国人所知的宝石种类极其有限，主要是适宜雕刻的、不透明的彩色石料。至于对透明宝石的发光品性，以及有关切割、打磨和镶嵌的技术，他们则一无所知。直到与希腊、印度文明接触后，他们才对这新世界有所了解。伴随着域外的新物品，西方的民间传说也一起涌入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
本书通过对钻石史的详细研究来进行有关中希关系的一系列专门探讨，1 主要是因为这个专题提供了有关古典观念传播至远东的很有启发性的一个例子。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知识是一片空白；正是因为不了解钻石，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与这方面相关的观念。2 印度是钻石销往西亚、希腊—罗马世界以及东南亚和中国的集散中心。尽管如此，中国人有关钻石的观念与印度并不相同，却与希腊、罗马古典文献中阐述的观念一致。这是因为钻石是从希腊化世界直接输入中国的，而人们对于这一点在此之前始终毫不知情。这便是我目前首次进行这项研究的另一个理由。
中国学者丰富而可信的记载大大丰富了我们有关这个专题的知识，以至超过了西方古典作家留给我们的资讯，阐明了至今尚未解决的好几个问题。在下文将看到，金刚钻在古代世界的使用一事，曾遭到许多学者的怀疑和否认，如今则已成为确凿无误的事实；此外，古人对真钻石的了解和熟悉，从开初的怀疑逐步演变成对事实的确认。同样地，诸如“古人是否使用金刚砂（钻石粉），是否切割、磨光钻石”这类讨论热烈的问题也会获得新的解答。
注释
1 我已发表了另外两篇与此方向类似的文章：The Story of the Pinna and the Syrian Lamb（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XXVIII, 1915, pp.103-128）以及Asbestos and Salamander（T‘oung Pao, 1915, pp.297-371）。
2 Geerts 在 1878 年说道，中国和日本至今未见出产钻石（Les produits de la nature japonaise et chinoise, p.201）。在山东省发现钻石只是近年的事情（参看 A.A.Fauvel, Les diamants chinois, Comptes—rendus Soc.de l’industrie minière, 1899, pp. 271- 281； Chinese Diamonds, Mines and Minerals, Vol. XXIII, 1902-1903, p.552）。已故的 F.H.Chalfant 在 Forsyth 所编的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一书的第 346 页作了这样的记述：“沂州东南 55里处有钻石矿场。石料见于两条河流的下游，分布在覆盖于微红砂石砾岩上的很薄的沙层中。在沂州附近开采金矿的一家德国公司做出了决定性的努力去开发钻石矿，但是这家企业并不是商业上的成功者。据德国专家们的看法，由于两条河道长时间的水流的作用，钻石才沉积在如今的这个位置；而矿石的源头则可能在蒙山山脉的某处。钻石——其中有一些的质量很高——则始终在上面所说的地点被捡到，偶然也见于其他地方。”德国在 1907 年放弃了这些矿场，因为此处所产的钻石作为宝石而言几无价值，而只适宜于工业用途。见 Engineering and Mining Journal, Vol. LXXXIV, 1907, p.1159。
一位匿名作者在 Mines and Minerals（Vol.XXIII, 1903, p.552）上报道了中国的钻石开采情况：“中国人通过以下方法获得钻石：据他们说，夏雨过后，沙层表面便会显露出钻石。人们知道在那里挖掘是无用的，所以都在急流冲刷过的沙子上来回走动。由于钻石碎片具有尖锐的棱角，很容易刺入寻宝者草鞋的鞋底，而其他的普通砾石则不太可能嵌入鞋底。待到寻宝者认为数量足够时，便将许多草鞋堆在一起焚烧；此后再用筛子将草鞋灰筛去，钻石就被分离出来了。我们见到的钻石都很小，尺寸仅在小米和大麻籽之间。这类钻石通常都呈淡黄色，尽管也有纯白色的。当他们见到较大颗粒的钻石时，便把它敲碎。他们告诉我们道，这是为了用以做钻头的尖刃。显然，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切割钻石，他们通常不把它视作宝石。他们更喜欢玉、紫晶、红玉髓和玛瑙。只是在荷兰人于 16 世纪早将切割钻石传入中国之后，各大口岸及京城的富人才切割从印度或欧洲进口的钻石，用以装饰其帽子或戒指。山东的钻石采集者将它们销至全国各地，形成相当重要的一项贸易。”我不知道这一现代的钻石采集具体的开始日期，但是似乎不会早于 19 世纪下半叶。我在中文典籍中找不到有关它的任何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