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娜拉
失踪的女人
张越一直在等一个女人的电话。差不多十年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打来。
次接到女人的电话，还是遥远的2001年的秋天。那时，世界还笼罩在千禧年乐观和浪漫的余晖中。那是《半边天》栏目开播的第六年、女人结婚的第十年。
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关中平原深处，电话从一座簇新的红砖院落中拨出，由《半边天》栏目组的策划王峻接起。此前大半年，这个农村女人给栏目组写来数封长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写道：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要打破它，你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王峻对这封信赞叹不已。他揣着这封信，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见人就读。在另一封来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来自平原陌生女人的书信和电话，震惊了栏目组的每个人。在《半边天》诞生的初几年，观众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鲜少听到来自村庄和边地的女性声音。女人在来信中所写的，也与过去农村妇女的主流叙事殊为不同。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和同事们敏感地捉住了这个声音。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观众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
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中，刘小样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坐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向张越讲述她对生活和所处世界的诸多不满：
“人人都认为农民呀，特别是女人，她就做饭呀，她就洗衣服呀，她就看孩子呀，她就做家务呀，她就干地里活儿呀，然后她就去逛逛呀，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刘小样咬咬牙，“我不接受这个。”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所有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
在21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奇怪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渴求”。
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次为世人所关注，是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郊区主妇神话。
“当她整理床铺时，当她去商店买日常用品时，当她选配沙发套子时，当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花生酱夹心面包时，当她开着汽车去接送童子军的小家伙们时，当她夜里躺在丈夫身边时——她甚至不敢在心里对自己发出无声的诘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来自中国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在半个世纪后，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和不甘。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选题，或者一个女性选题。穿过性别、地域、阶层的阻隔，刘小样的表达，是对“人”的本质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越觉得，“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刘小样》因此成为《半边天》著名也影响深远的一期节目。“刘小样”这个名字，从北方的平原走出，成为不同世代观众心中的一个暗号，在之后的20年里，不断引发识别和回响。
刘小样和张越，两个同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但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为20年前那场风雪中的对话，成为之后彼此生命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在节目播出后的若干年，她们在电话中交换着彼此的生活。这些电话从客厅、麦田、工厂、县城、学校、商场、车站、外省打来。在电话里，刘小样告诉张越，她做了什么，她去了哪里，她在计划什么，她又因为什么而雀跃和哭泣。
从2010年起，这样的电话消失了。没过多久，张越的手机坏了，系统重装后，通信录全部丢失。她失去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
……
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世界顷刻之间被拉入一只昏黄的大罩子。罩子的底部，是广漠、单调、一览无余的关中平原。
这就是刘小样在20多年前的信中，向《半边天》栏目组描述的八百里秦川。在来咸阳寻找刘小样前，张越告诉我，她问过当年参与节目制作的所有同事，没人保留了刘小样的具体住址，只有人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地理信息：咸阳兴平农村。
刘小样后一次留下踪迹，大概是在2010年的冬天。刘小样的丈夫王树生，给张越打来了求助电话。从他那里，张越才知道，那年42岁的刘小样，去江苏打工了。
电话里的王树生很苦恼：“打扰您，张越老师，您能帮我劝劝刘小样吗？她就不能好好过过日子吗？老折腾，今年过年也不回家。”
张越打过去，刘小样正在昆山一家工厂的食堂做工。那段日子，她和丈夫之间有一些不快。张越回忆，“听上去主要是，一家子可能嫌她有点儿不安分吧，老往外跑”。
那年农历春节前，刘小样给张越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从昆山去了西安。张越劝她，别走得太彻底，“因为她那样个性的人，如果再离了婚，再没了家，在外面漂泊，她内心又特别的敏感，她会受苦”。
那是她们的后一次通话。张越不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有时她甚至担心，刘小样已经离婚了。当时夫妻二人的不快，不是因为一时一事，“她的问题在于她的心越来越远，这个怎么办？”
汽车停靠在一只孤零零的站牌前。站牌后是一座水泥砌成的小桥。过了桥，眼前是一条泥泞板结后的狭长烂路。刘小样的家就在路旁边的一座红砖院落里。
推开掉漆的暗红大门，门后的暗影里，有两个人在倒麦粒。牵着口袋的那人，正是刘小样。她没有消失，她隐身在平原深处的庭院中。
20年过去，刘小样的面容没有太大变化。大笑时，头依然喜欢往后仰去，细长的眼尾皱在一处，没有保留地展示此刻的快乐。马尾短了，也低了，黑色薄毛衣外面罩一件灰白羽绒背心，脚上是一双旧棉拖。高高的颧骨，紧处的皮肤依旧泛红。
只是普通话远没过去流利。她有七八年没和人说过普通话了。夹杂着陕西方言说了十几分钟，她终于找到了熟悉的语调。
二层院落，还保留着当年节目中的样子。褪色的砖墙勾出头顶四方的天。客厅摆着几件家具，茶几、妆台、衣柜、沙发，都显得陈旧黯淡。
妆台镜前，立着一张婚纱照。照片里只有一个抱着百合花的年轻女人。那是2001年，刘小样独自去县城影楼里拍的。刘小样有些羞赧地解释：“我们农村啊，好多女人都拍过这个，男的都不去。”
婚纱照对面的墙上，贴了十几张褪色的粉红便利贴。每张上面有一首刘小样抄的古诗。其中一张写着：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前院墙边，斜歪着两盆牡丹。刘小样计划开春后，把它们移植到后院的地里。厨房光线昏暗，一束方形的光，斜着，从厨房顶上的天窗透下来。那是整座院落光亮的角落。在这束光正下方的灶台边，刘小样开始了作为妻子、儿媳、母亲的青年和壮年。
“2001年那年的冬天，张越他们来了，我也是在这里，给他们和面，弄的油泼面。”她回忆起那个下着大雪的冬夜。一群扛着设备、拎着箱子的外省人，从北京风尘仆仆地来了。他们竟然真的来了，她惊慌到想要连夜逃跑。随后，那期节目的播出，改变了刘小样的人生。
变化就是从雪夜开始的吗？刘小样和王树生都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它发生得更早，也更隐蔽。很难说清楚，究竟是河面的哪块浮冰，早在早春苏醒，继而开始融化。
1968年，刘小样出生在关中平原渭河边的一个村庄。20世纪80年代起，僵固的社会板块逐渐松动。苹果园从麦田里长出，成为当时赚钱的营生。
14岁的一天，家里大人说“回来帮忙吧，别念了”。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都在家里照料苹果园。那时她读初二，没有挣扎，懵懵懂懂地，刘小样和大部分同学一样，离开学校进了果园。
那是1982年，家里的苹果园每年能卖出10000多块钱。几乎每个村民手里都有一只小小的收音机。远方的声音，次来到刘小样的世界。
她觉得自己的心里，从小就有一块莫名混乱或者混沌的地方。憋闷的时候，同学们去逛县城，她喜欢一个人骑车去渭河边发呆。
她从小喜欢花。秋天放学路上，摘一筐河滩上的金色野菊花回家，随随便便找一只瓶罐，往窗台一放。再大些，从地里头干完活回家，手里也是一把野花。
有了收音机，多了一个伴。盛夏，果园该除草了。田垄上的收音机，跟着刘小样手里的镰刀，一米一米往前挪。
那时，收音机里常播广播剧。跟着李野墨的声音，刘小样在苹果园里听完了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她也喜欢《新闻和报纸摘要》，总是在心里默默跟着播音员，一字一句学习普通话。
“普通话对我非常重要”，刘小样说，那代表着外面的世界，“可能就是从听收音机开始，心里觉得不满足，觉得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我的心没有遵守
具体哪里不对劲，刘小样说不上来。平原上的一切，没有起伏和遮挡。
1991年，刘小样23岁，她的生活，终于起了波澜。经媒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青年王树生结了婚。婚前，王树生和家里的哥哥们在青海做生意。两人通过书信交往了两年。
刘小样常常会将生活诗意化和审美化。她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似乎是随便找了一个婆家，但正合她的心意。她喜欢看书，王树生的爷爷曾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家里祖宅的门楣上，写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
除此以外，王树生是极少数的出去闯世界的男人。刘小样觉得，这个人能够带给她“一个新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
新婚年，王树生把她带去了西宁和西安。火车从平原驶向高原，刘小样觉得生活是那么新鲜畅快。
在西宁塔尔寺前，这位新婚的妻子，没忘了从路边摘来一把波斯菊。照片里的她，留着童花头，在阳光下露齿大笑。
新生活很快中止了，她怀孕了。1992年，刘小样回到平原上的王家老宅待产。一年后，她再度怀孕。她和王树生有了一对儿女。
王树生在外勤勉奋力。1996年，他们在祖宅地基上，修起一座簇新的二层红砖院落。新房里摆了大彩电，安装了当时罕有的电话。王树生和刘小样的生活奔到了村庄的前面。
在王树生的记忆中，从结婚到两个孩子陆续出世的那些年，刘小样和村庄里其他媳妇没有太大不同。她管两个娃，做家务，干地里活，照顾老人，一切做得都很好。
他们所栖居的村庄，被厚重的历史密集地包围。阿房宫的脂水曾流经此处，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遗址就在县城。再往东走，是汉武帝的陵寝。往南，是《诗经》里的渭河，还有半坡遗址。
来自历史的强大惯性，依旧支配着平原上的生活。一年中，除去农忙的两三个月，剩下的时间，刘小样和所有女人一样守在家里。
农村女人的空间是很小很小的。有时，刘小样会觉得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监视她。农闲或者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喜欢打开电视机，停下手里的活计，观看《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和小时候一样，她在心里跟着字幕默读，把电视当作书来读。
有一阵子，中央一套开始播放一则公益广告。广告里，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女孩，在雪后的原野起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每次看到这里，刘小样就“怦然心动”。她会想：“她为什么要穿着红棉袄在那儿跳舞呢？她穿着红棉袄就好像是我在那儿，田间地头就是我的舞台，锅碗瓢盆就是我的音乐。”
村庄的地理位置，似乎加剧了她内心火焰的燃烧。村子的北口，有两条平行的省道和铁路。南边是一条竣工不久的高速公路。所有道路都直通西安，往返车费只要9块钱，但村里很少有人去过。距离村庄20公里，就是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在四方的院落里，刘小样常抬头寻找飞机的踪迹。只要仔细分辨，还能听到高速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时，摩擦空气发出的嗡嗡声。规律和清晰的，是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
外面的世界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挤到刘小样的面前。西安是刘小样30多年里的一个梦。结婚后，王树生带她去了西安。站在钟楼下，看着眼前陌生的人群和匆忙车流，她失声痛哭。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她和世界分隔开来。
她由此更觉得，眼前的生活太平了，土地也好像太平了。她觉得孤独，想要知道更多的知识和讯息，幻想生活在地平线之外的大山大海边。
她有意给生活制造一些动静。衣柜里的衣服大半是红色。城里人觉得红色土，那时的刘小样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土色，再穿得跟土接近，人彻底没有了。“红”成了她的寄托。
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开始悄悄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想法。好多好多的话表达不出来，她气自己只读到初二。一个人边写边哭。村里的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些规矩。
“但是，它就是，看得见，摸不到，离得又不远，又不近。”
就在许多的新和旧、远和近，许多的僵固和流动的混杂中，平原上的刘小样苏醒了。那是20世纪的后两年。迈过30岁之后，刘小样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清晰了。
2001年秋天，儿子和女儿都上小学了。刘小样有了更多的闲余时间，她照着《半边天》栏目的地址，写下了封信。后来，她踩了十里地的自行车，从县城邮政局寄出了这封信。
这人是不是假的？
20世纪的后两年，也许是一种微渺的巧合，在距离刘小样1000多公里的北京，张越也正在经历一场蛰伏和觉醒。
她辞职在家两年了。1995年，她开始担任《半边天》的主持人。做了三年后，她渐渐对自己感到失望。屏幕上，她雄辩、聪明、话不落地，但她知道，自己并不满意眼前的工作状态，也从未见识过演播室外真正的生活和人群。
游荡两年后，张越回到《半边天》。2001年秋天，组里的策划王峻，从几袋子观众来信里，挑出了刘小样的信。所有人都被刘小样“宁可痛苦，不要麻木”的表达触动了。
但刘小样拒绝了采访的提议。她说，写信只是想鼓足勇气找人说说话。她请求王峻不要再给她家打电话了，这会让公婆、亲戚说闲话，“一个媳妇不好好过日子，给远处的陌生人打电话，这是特别坏的行为”。
因为她的一再拒绝，栏目组基本放弃了这个选题。但刘小样的信没有停止。每封信都写得很长。有一天，她在电话里说，愿意跟他们聊一次，只要他们不吵得全村所有人都来看就行了。
丈夫王树生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2001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晚上九点多，他跑完运输刚进家门，刘小样仓皇地问他该怎么办，张越老师他们已经住进县城招待所了。
她想逃跑，王树生稳住了她。第二天一早，摄像机在院门外的地里架起来，刘小样又垮了。信里那些丰富的感受，一句也说不出来。张越停下采访，和刘小样同吃同住了三天。
三天后，摄像机再次在雪地里支起来。但刘小样还是无法说出一个长句。录了两个小时，张越终决定放弃。
她让摄像去周围多拍些空镜备用，拍完就走。摄像搬走脚架，挪去了院墙那边。张越不愿意场面太尴尬。她随口问道：“小样，你老说你不开心，那么怎么着你就开心了呀？换成书里或者电视里的谁，你就开心？”
“你。”
“啊，为什么是我？”
“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哪儿都去过，不像我……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如果坐汽车去省会，只要5块钱，我们村前头就有汽车站，后头就有火车站，但我一辈子就去过一次西安……”
真正的谈话开始了。也许是看到摄像抱着机器离开了，刘小样终于定了下来。张越体会到现场对记者而言的那种巨大魅力，但同一时刻，她又被无边的绝望和恐惧挤压着。
以刘小样的性格，如果把摄像叫回来重录一次，她一定说不出来了。张越浑身冒汗，手指甲无意识地抠进手心里，棉服里的毛衣湿透了，心里不断在重复“完蛋了，我全错过了”。
簌簌的风雪中，昏黄的原野模糊又清晰。雪花落在两个女人的肩头，她们的谈话充满历史感、时代感和个人的命运感，但张越不能张口说“停下来吧，等我一下”。
对张越而言，那天后一小时的谈话，是巨大的折磨，也是巨大的收获。在刘小样这里，她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对刘小样来说，那同样是生命里重要的一天。她次清醒地原原本本地讲述作为人类个体活着的感受。
等张越起身去看同事都去了哪儿时，躲在屋后的摄像，远远地冲张越做了一个OK的手势，他救下了这期节目。
……
录完节目，告别刘小样一家，他们回到县城宾馆。出差快一周了，他们决定当天就回北京。收拾好箱子正要出门，刘小样突然冲进了房间。她扎到张越怀里，痛哭了十几分钟。
临行前，她告诉张越：“你忽然就来了，忽然又走了，就像一场梦。你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张越很酸楚，她明白那不是一般性的离别伤感。离别的伤感不至于这样。“她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没有跟她交谈的人，没有跟她一样的人，突然碰到一群人，她觉得这些人跟她互相能够懂得，突然之间这些人走了，她就觉得立刻又给扔回去了。”
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央视播出。
很多人告诉张越，刘小样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其中很多是男人，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
也有不少人，跟张越表达质疑：“这人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你们教她说的那些话？”否则一个北方农妇，怎么能说出“人在向往的时候，TA的眼睛里会有光泽的”“我虽然痛苦但我不悲伤，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蜕变”这样的话语。
……
还有许多记者找到张越，希望拿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但刘小样告诉张越，谁都别给。
“因为我的生活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如果我还年轻，你知道我一定待不住的，我一定要走出去的。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不高，我已经没能力出去了。你别再让人来招我了，我现在就觉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这么待着。”
因此只得走
在平原上，这期节目也引发了轰动。村里人看了节目，说，“刘小样还会说外头的话呢”。哥哥姐姐问咋回事，她几句话躲过去了。她不喜欢自己变成一个异类，不愿意再跟人提起这件事。
咸阳当地的官员，从张越那里要不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他们根据节目中描述的地理和交通信息，锁定了村子。慰问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送来许多书。其中一位官员说：“你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
面对涌来的关注，刘小样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冷漠和人际交往上的生疏。王树生记得，慰问的人问她想在家干啥事，是搞养殖还是搞一间农家书屋，人家给对口支持。刘小样一口回绝了，她不想要别人的施舍。
那场雪中的谈话，像一场高烧的序幕，将她的生活拉入了翻搅不停的岩浆之中。她不知道自己的话，击中了平原外无数陌生人的心，她只感到自己成了村里那个“瞎想，胡扯，想的东西一点都不实际”的女人。
那是清醒后难挨的日子。每天清晨五六点，她早早地醒了，躺床上跟王树生说心事，一遍遍地说，一遍遍地说。
“主要就是说，人家把她捧上去了，她自己这样子，啥都干不了”。王树生安慰她，“人家是弘扬你的思想，不是奔着你的能力和位置来的”。
说到天亮，两个孩子该起床上学了。王树生记得，那段时间，两个娃都自己搁锅，热两个馍，一吃就走了。
刘小样终于短暂地离开了那间昏暗的厨房。如同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所说过的，“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从漩涡中和床上坐起，刘小样出走的步，迈向了别人家的农田。她一直羡慕有工作、有同事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跟邻居说好，以后帮她家去干地里的活。
有一次，张越打电话过去，王树生说，她上别人地里给人干活去了。电话再打回来时，刘小样告诉张越，现在每天起来，拿着东西出门，骑车去别人地里，“有了一种早晨起来去上班的感觉”。
2005年春天，刘小样收到《半边天》栏目组发来的邀请。那年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半边天》将举办一台名为“我们的十年”的晚会，纪念1995年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半边天》十周年。
张越本想让他们夫妻俩来北京玩一玩，散散心，没想到刘小样在北京又哭了两场。
次是看到台上表演节目的小朋友，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儿。第二次是晚会录制结束，道具部门开始拆景，观众排队领取几十块的车马费时。
“她原本特别向往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别尊敬城里人，可是没想到城里人是这样的。‘那么好的东西，你们给砸了，电视台好心请你们来看晚会，你们还跟人家要钱’。”
隔天，张越打算给刘小样买几件新衣服。刘小样死活不去柜台，在商场里就要翻脸，但是一说“咱们去书店吧”，立刻就去了。
在西单图书大厦，她提出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另外还想要几本西北作家的书。走过心理类书架，张越问，要不要买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譬如“怎样战胜孤独”之类的。刘小样拿起两本翻了翻说：“这些书一点都没用，人的心理问题得靠自己去调整和战胜。”
刘小样的话又一次令张越震动。她回忆起在咸阳村里采访的一周，刘小样永远在做饭，“一天三顿，永远在和面、擀面和煮面，能变的只有面的形状”。
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夫妻俩留下合影。照片里的刘小样，穿一件淡紫色的短羽绒服，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只是眼神焦灼不安，像是在筹谋一件大事。
……
我就是不甘心
从北京回到平原上的村庄，刘小样不再满足于去别人地里干活。
既然已经走出厨房和庭院，她还想走得更远些。那几年，除了照顾好一双儿女和丈夫的生活，她的内心只有一件事：突围。
2006年的一天，刘小样经过县城商业街时，看到了一张招聘启事。新开的商场招聘会说普通话的售货员，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
刘小样心动极了，在街对面站了好一会儿，终走开了。走到半路，不死心，她掉头回到商场门前，来回又走了好几趟，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去。
因为多年来自学的普通话，刘小样在快40岁的时候，获得了份工作。每月工资600多块，每天骑自行车来回县城和家，单程半小时，每天八点半上班——符合她对一份工作的基本想象。
她极为重视来之不易的工作。有天早上，她起迟了，王树生骑摩托车送她去上班。骑到半路，摩托车没油了，刘小样急得快哭了。冬天，大雪没过膝盖，下班时，天已经黑了。刘小样一个人蹬着自行车，在雪中缓慢前行。蹬不动的时候，就下来推着走。
她喜欢柜台的工作，每天都能接触许多人。在那里，她学会了做账，学会了推销和帮顾客搭配衣服。她终于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并从中获得了成就感，但有时也不免受到伤害。
有一次，女装部丢了一件衣服。没人知道是顾客还是售货员拿的。商场老板要求每个人下班的时候，在门口接受翻包检查。刘小样告诉张越，自己有受折辱的感觉。
2008年，张越正好有一个去陕西出差的机会。在县城大的商场，她看到了在柜台整理毛衣的刘小样。她给她带去几只小包，包的大小只够容纳几件随身的小东西。张越想，这也许能够避免她下次再被搜包。
这次见面后不久，商场经营不善，倒闭了。当时一起在柜台工作的一位同事，去贵州开了一间化妆品店，叫刘小样一起过去。
张越不建议她去。贵州和陕西，不论地理还是文化习俗，都相隔遥远。她又从来没出过远门。刘小样说：“好，那我就不去了。”过两天，电话又打过来：
“我就是不甘心，还是想去试试。”
“行，既然这样你就去。”
“我害怕，不去我不甘心，去了，我又有点害怕。”
“能怎么着啊，顶多就是不干了，买张火车票回家。再退一万步说，出了天大的事，你给我一个电话，我半天之内一定出现在你面前，你去吧。”张越安慰她。
火车不停地钻洞。从西安出发，一路往西再向南。刘小样坐在靠窗的位置，累了就趴在小桌上瞌睡，醒了就望着车窗外变换的地形和作物发呆。
那是她人生中次一个人出门远行。王树生把她送上了火车。火车走了两天两夜，刘小样满怀心事，不知这次出走，会把她的生活带向何方。
上车前，王树生拿出一些钱给她防身。在结婚的第17年，妻子决意要去远方寻梦，王树生没有阻拦。他已经明确感知到，妻子内心有一座火山。那座火山活过来了，妻子也醒了。他时常感到愧疚。如果家里条件再好一点，如果他不是家里小的儿子，如果结婚后他们不需要回到老家照顾父母，那么他带着她，到外面去打拼，去接近她对生活的那种“抽象的想法”，也许她就不会那么辛苦。
刘小样的这次出走，也让张越感到意外。2002年节目播出后，刘小样说她已经认命了。事实上，她没有。从替别人家干活，到争取一个去县城上班的机会，再到去远处打工，她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许多人觉得苦闷，于是在房间里打转，很少有人真的会走出去。在原地打转了好多年后，刘小样真的出走了。
那段时间，张越特别留意是否有去贵州出差的机会。结果真的出现了。她安排好行程和住宿，临去贵阳前，刘小样打电话过来，“我干不下去，我想回家了”。
王树生从县城车站接回了妻子。在贵阳的大半个月，刘小样都在店里卖化妆品。她觉得营销、产品、同事都不太对劲，很快就撤回了。
次出走，以失败告终。刘小样再度陷入焦灼。“要不就在附近再找个工作干吧”，王树生劝慰她。她很快在县城一所寄宿小学，找到了一份生活老师的工作。
刘小样喜欢和这些留守家庭的小孩待在一起。她负责照顾30个孩子的生活起居。每个周末，她从家里带来糖果、饼干。王树生说她工作认真负责，不到一年，就成了几位生活老师里管事的那一位。
那几年，他们的家庭生活看上去宁静平稳了许多。儿子和女儿都在念高中，刘小样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只有张越，从刘小样间隔越来越长的电话中，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
安小庆/文
金桐/编辑
2021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