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忧愁——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掠影
·前言·
收录本书的13篇论文，陆续完成于过去的10余年间，其中绝大多数曾公开发表，主题均跟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相关。之所以收录成书出版，主要是为过去一个阶段的研究工作做个交代。因我原来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因此这些论文体现了某种打通明清史和近现代史的努力。说起来，打通明清史和近现代史，既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学术关怀。年轻时眼高手低的学术雄心，使我不太愿意被后设的人为断代所限制。或者用相当矫情的套话来说，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开拓未来。历史学家虽然表现出对历史起源问题的浓厚兴趣，并致力于解释诸多历史事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但是也从不隐瞒自身的现实关怀。正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所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当下”仍处于“历史”的延长线上，当人们站在“当下”回望“历史”，从“过去”中抽取出某个历史片段并赋予它秩序/解释的时候，“当下”和“历史”之间的纠葛已发生了多次往复。这大约是致力于打通明清史和近现代史的潜在原因。
离开了现实关怀往往使学术研究无所附丽，正如离开了现实职业要求的理想追求无所附着一般。人生的种种际遇你无法选择，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也一样。据说曾有人跟历史学家洪业说，“历史”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像“立死”，是一种“死了”的学问。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后来还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不论怎样解释这些话，这些话总是能带给我们前进的信心和动力。但是在一个普遍缺乏“历史感”的时代从事历史学研究，除了勇气还需要现实基础的支撑。所以坦率地说，致力于打通明清史和近现代史，并不完全出于学术自觉，很多时候恰恰是人生境遇被动选择的结果。虽然并不完全“著书都为稻粱谋”，但撰写这些论文的直接缘起，大都出于现实工作的需要。随着历史系培养的人才数量越来越多，不少受过历史学训练的青年学者逐渐进入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原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甚至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因承担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在马言马、在马教马、在马研马、在马信马”，不断推动自身的学术转型。收录在本书中的这些论文，既体现了这种学术转型的自觉，也是这种学术转型的结果。
说起来，学术转型并非易事，也并非天马行空、毫无来由。换而言之，任何学术转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此前的痕迹。既有的研究训练，从研究对象的选择，到研究视野、方法和思路的厘定，在为学术转型提供了研究基础的同时，也规范和限制着转型的思路。如何将既有的研究基础和新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产生“视域融合”，是学术转型面对的首要挑战。正因如此，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我仍小心翼翼地谨守着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理路。不过，一方面，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等专门史，远比中国古代史领域更加难以区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革命”毋庸置疑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议题。参加工作以来的这段时间，我也同样做过不少有关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研究——本书中收录的《〈扬州十日记〉与辛亥革命—— 一个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分析》，大概也可以归入革命史的范畴。所以尽管本书揭橥“社会”和“文化”两个主题，实际上背后仍有“革命”的关怀在。本书以“善与忧愁”为主标题，来自书中收录的第1篇论文。这篇尝试讨论明清士绅阶层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论文并不成功，我却觉得仍有意义。考虑到“善”是我长期以来处理的命题，“忧愁”则始终跟现实生活脱离不了干系，姑直接以此命名，实并无深意。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收录在本书中的论文基本上都属于个案研究——表现在形式上，这些论文基本上都存在正副标题，特别是人物个案研究，包括汪辉祖（1731—1807）、冯桂芬（1809—1874）、王毓英（1852—1924）、严复（1854—1921）、高谊（1868—1959）、聂云台（1880—1953）、福建籍南社成员、顾颉刚（1893—1980）、江绍原（1898—1983）等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然而学界往往存在一个惯例，即以某个历史人物为个案的讨论，往往容易被批评为“以个别代替整体”，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从而被排除在学理意义上的方法论范畴之外。实际上，钱穆（1890—1995）很早就指出：“余曾谓历史记载人物，而事必出于人，故中国史重人尤重其事。一美国史学家当面质询，果使其人为历史人物，则其事又岂得见于史。”20世纪以来过于“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受到梁启超（1873—1929）“新史学”以来的诸多范式综合影响的结果，放弃了原有以人物传记为书写中心的历史传统。在这种“社会科学化”的研究趋向之下，“整体论”“结构论”取代 “个体论”“人文论”，进而对后者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当然并非毫无道理，但是“人”所具有的能动性（agency）意味着，历史研究首先应该关注“人”（及其行动），然后才是关注规范其行动背后的“结构”，却毋庸置疑。因此本书并不介意诸如此类的批评，并且认为个案研究并不必然导致近年来饱受批评的“碎片化”，恰恰通过诸多个案研究，从心灵史、阅读史、书籍史或观念史等层面，展开对诸如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等宏大命题的掠影式描述——虽然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些论文既有对历史深处的细节描摹和深度解读，也包含研究者个体情感的主观投射。
在这种思考之下，本书将收录的论文大体上按照研究主题和时间顺序分为 “时代与心灵”“社会与文化”“思想与学术”等三组。
组的主题是“时代与心灵”，包括4篇论文，时间集中在晚清（主要是19世纪下半叶）。其中，《善与忧愁——从〈病榻梦痕录〉看汪辉祖的精神世界》以乾嘉时期的著名幕僚汪辉祖（1731—1807）为例，从《病榻梦痕录》（及《痕续余录》）这本“年谱”和“学谱”中，拈出“善”和“忧愁”两个关键词，讨论如下问题：对于像汪辉祖这样的士绅阶层而言，“善”构成一种意义世界吗？“善”和“忧愁”有什么关系？如果“忧愁”无法避免，那么“忧愁”的本质是什么？《晚清时期的宗法调适与宗族转型——以冯桂芬为例的考察》则以冯桂芬（1809—1874）为例，将冯桂芬等“口岸型知识分子”视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理想类型”，考察冯桂芬在应对晚清大变局的时代氛围中，如何对既有的宗法观念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推动宗族的重构和转型。在此过程中，发现“反观三代”仍然是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的重要思想方法，在“以保甲为经，以宗法为纬”的总体主张下，对宗法调适和宗族重构提出具体的路径。《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把温州地方士绅王毓英（1852—1924）作为分析对象，把晚清民初流行的“地方自治”观念落实到具体的“人”（士绅）上，强调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从而揭示出那个“过渡时代”士绅“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变道与变法——严复政治思想的变与不变》以严复（1854—1921）为例，讨论转型时期思想家思想的“变”和“不变”。通过梳理严复对晚清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反思性批评可以看出，由于受斯宾塞的影响，严复以“社会有机论”为思想基础，把中国和西方视为与生物体一样的有机体，因各有自己的“国性”，故“中体”“西用”之间并不兼容。这构成思考严复政治思想“变”与“不变”的基础，在这种思想基础中潜藏着从社会有机论到保存国性论，再到政治改良论的逻辑递进，体现出严复政治思想的一致性。
第二组的主题是“社会与文化”，包括4篇论文，时间集中在辛亥革命前后。其中，《宗法与国法——从高谊看民国族谱编纂的现代性》将关注点转移到温州士绅高谊（1868—1959）上来，通过详细深入分析高谊参加的一系列宗族实践，考察原有宗法系统如何与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相接榫，进而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宗族现代性等问题。作为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被逐渐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以高谊为代表的底层士绅对大历史和大环境的变化超乎寻常的敏感，这种敏感进一步表现为宗法论述中的国法话语，正向上看体现出了民国族谱编纂的现代性特征，反向上看则体现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底层逻辑。《重访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以湖南士绅聂云台为例》则直接借用“低音”概念，通过系统考察聂云台（1880—1953）由内到外、由小到大和由私到公的三个层面，即个体心智、家族生活与国家情怀，讨论中国近现代诸次革命活动中的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交织互动，并以此作为重访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的渠道。《善书与20世纪初的“国民话语”——从橘朴〈与周氏兄弟的谈话〉说起》把对20世纪初对国民性的认识、批判和改造，置于现代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大背景下，从日本记者橘朴与周作人、周树人（鲁迅）兄弟充满张力的谈话中，解读双方不同的思想进路。既考察“他者”作为一种“视角”，也考察“传统”作为一种“资源”，形塑“国民话语”过程中的复杂影响。《〈扬州十日记〉与辛亥革命—— 一个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分析》篇幅长，转向近年来相当热门的书籍史和阅读史，考察《扬州十日记》和辛亥革命（特别是“排满”）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通过详细分析《扬州十日记》的文本形态、流传空间和传播途径，以及读者群体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心态，更详瞻地讨论传统的思想资源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应用。
第三组的主题是“思想与学术”，包括4篇论文，时间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其中，《从“雅集吴门”到“由越而闽”——南社与福建相关史事考述》主要是史实梳理和细节考证，系统考察在旧南社、新南社和后南社三个时期，福建籍南社社员群体的构成特点及雅集活动，强调这些社员彼此之间借由血缘、地缘和业缘形成紧密关联的地域知识共同体，长期持续参加南社活动并在后南社时期引入福建本省（南社闽集），成为南社持续产生影响的重要力量。《“凡是和我有关的事情总使它和自己愿意研究的学问发生些脉络”——从〈古史辨自序〉看顾颉刚的学术自觉》主要讨论顾颉刚学术成长中所遭遇的时势、个性和境遇，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学术自觉。更具体地说，这种学术自觉表现为学术自觉、学科自觉和方法自觉三个方面，论述了顾颉刚先后放弃初的文学爱好、早年的经学训练和大学的哲学专业，强调“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进而思考何者为学、何以当有学、何以有今日之学、今日之学当如何等问题。《以“避世”求“事业”——论顾颉刚的“事业心”和“避世心”》从《古史辨自序》和《顾颉刚日记》出发，认为顾颉刚身上既有强烈的“事业心”，也具有同样强烈的“避世心”。这两者并不矛盾，统一在顾颉刚的学术规划和学术研究中，体现出顾颉刚以“避世”求“事业”的心态取向。这种学术心态的出现既反映了顾颉刚对现代学术研究超乎常人的敏感认知，也体现出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分工出现的学院化趋向。顾颉刚的“事业心”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觉，而“避世心”则推动了这种学术自觉的实现。这对今日中国学术发展不无启发，绝无消极意味。《〈山海经〉、民俗学与旅行史——重返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的历史世界》则以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为对象，首先强调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与后来的旅游史（不论是在哪种学科范畴内）有很大的不同，毋宁属于新视野下对《山海经》的研究。以此为出发点，通过重构那个时代有用无用的学术功用、传统现代的学术范式、主流边缘的学术论争，解读中国民俗学方兴未艾之时，交织于新兴学科（民俗史）、新兴领域（旅行史）和早期经典（《山海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期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学术的兴起及转型。
除了以上四个主题共12篇论文以外，书后还附录了1篇跟民俗研究（或民俗学）有关的论文，题为《闽北走廊与物的流动：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本文写作缘起于作者参加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等组织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活动，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搜集，在回顾有关学术史的基础上尝试提炼相关研究的史料和方法，梳理相关研究的问题和关怀，分析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广阔前景及可能趋向，提出可以用“闽北走廊”和“物的流动”两个关键概念，统筹武夷山民俗——尤其是茶叶、食物和两会（蜡烛会和柴头会）的研究，以便建立民俗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图景。
以上对本书收录的各论文做简要介绍。这里也许还有必要对“掠影”二字做出说明。不可否认，不论是哪个断代史的研究，背后无一例外地都隐藏着共同的学术关怀，即“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当我们说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近代中国已经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需要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宰制性形成中寻找并确立自身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它既要承受来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包袱，又要承受由“天下观念”带来的道德负担，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因此表现出各种显然有出入或矛盾的思想、文化、价值，及其与革命、政治乃至军事之间相互并置（compartmentalized）的状态。这个相互并置的结构并非不证自明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因此当个体学力无法驾驭对这个结构过程（structuring）的理解时，只能诉诸某种“盲人摸象”式的探索。本书揭橥“掠影”二字，既欣慰其中的价值，也深知其中的局限。正如一段历史存在复合性一样，一个文本也存在复合性——只是当作者意识到这一点时，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作者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