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让我们追溯一下本书的缘起：1950年代中期至晚期，我丈夫鲍勃•特鲁哈福特因为殡葬话题而怒火中烧。身为劳工律师的他，是多家劳工联合会的代理人。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他逐渐发现一个现象：工会家庭的顶梁柱去世后，好不容易争取到手的死亡补助金——通常需要经过艰难斗争，且意在助艰难为生的配偶和孩子们一臂之力——往往落入殡葬师的腰包。“这些人似乎非常清楚，一个仓管工人能拿到多少，一个办公室文员能拿到多少，”他抱怨说，“然后据此设定葬礼价格。”
鲍勃的解决思路，是组织一个非营利团体，通过与当地殡葬师签订协议的方式，以市面通行价格的零头，为自己的会员获取简朴而平价的殡葬服务。湾区殡葬协会（BAFS）由此诞生，会员的大头是神教派教徒、合作社员工、大学教授和其他饱学之士。我抱歉地承认，我揶揄过这些良民百姓，不但称他们是恋尸癖，还取笑过他们的预约等死计划。为什么会选这些令人生厌的殡葬师？我问鲍勃。制药业、汽车业、地主对我们的盘剥难道不是十倍还多吗？
读了他带回家的几本商业杂志后，我发现了关键所在。光是杂志的名称就很吸引眼球： 《棺材与向阳》《殡葬管理》，以及令我爱不释手的那本《概念：陵园创意杂志》。一旦入迷，我就将其作为书目，而它们也展示了一个我不曾知晓的多彩世界：“未来牌寿材，尽显未来潮流……”“货真价实伴侣墓穴，夫妻得以永世相伴……”看过一则名为“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市实用殡葬鞋袜公司”的广告后，我提出了索取样品的要求，结果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有那双“来世合脚牌浅口便鞋”。说明书写道，这种浅口便鞋历经两年研究，专为有大量尸斑的死者双脚设计。之所以取名“来世合脚牌”，是因为鞋背和鞋尖部位都有鞋带，且鞋底呈下斜状态。（不幸的是，我上高中的儿子本吉穿着它在屋子里走上几圈后，一双鞋就完全散架了。）
湾区殡葬协会，以及赞同回归简朴殡葬的神职人员和其他人士，遭到该行业多本刊物连篇累牍的批驳，因此鲍勃建议我以湾区殡葬协会为题写一篇驳文。我依言而行，写了一篇名为《圣彼得，你不是在呼唤我吗？》的文章，但遭到所有重要期刊的拒稿，理由是话题过于倒人胃口。
文章终刊登在1958年11月出版的《前哨》（Frontier）杂志上，这家寂寂无名的自由月刊位于洛杉矶，发行量2000本。
在鲍勃的鼓动下，殡葬协会订购了10000本杂志，广为散发。立竿见影，我受邀参加卡斯帕•温伯格主持的每周电视节目《湾区人物》，代表湾区殡葬协会展开一场辩论，与我和一个神教派牧师对阵的是两位殡葬业者。事实证明，这两个对手不但非常激进，而且十分滑稽。
形势发展迅猛。《旧金山纪事报》的电视专栏作者特伦•奥弗莱厄蒂报道说，受本节目影响，他所在专栏收到的邮件已超过自《坏种》（The Bad Seed）在当地一所初级中学播放以来的任何一次公共事件。《星期六晚邮报》的专职作者鲁尔•唐莱在读过奥弗莱厄蒂的专栏文章后，认为殡葬协会对于《晚邮报》来说是个很好的话题。1961年6月，他那篇名为《你死得起吗？》的文章正式出炉。尽管我在殡葬协会是个默默被动的角色，但唐莱把我描述成“一位来自奥克兰的家庭妇女，带领着一支具有反叛精神的突击队，旨在打垮一个个殡葬师或‘棺材大亨’，并颠覆高昂的死亡成本”。
公众的反应完全出人意料。《晚邮报》编辑报道说，涉及唐莱文章的邮件数超过了该刊有史以来的任何一篇文章，因此他认为该文“似已触及敏感神经”。鲍勃接到奥克兰邮政局长打来的电话说：“我们这里有数百封信件，收件信息很简单，只有‘奥克兰市，杰西卡•特鲁哈福特 收’，没写街道，也没写门牌号。”（信件都送了过来，其中一个信封上的提示语非常直白：“奥克兰市，平价殡葬公司，杰西卡•特鲁哈福特 收。”）
这一摞摞信件表明，公众对该话题有足够的兴趣，由此足以保证能写一本书吗？我给鲁尔•唐莱写了封信，鼓动他把自己的文章扩展成一本书。他回信说，其他任务令他相当繁忙。
“干吗不自己写呢？”他向我建议道。
我和鲍勃就可行性做了一番讨论。我说，我可以考虑，除非他愿意帮忙并全职与我合作。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书稿写到半途，除了写作过程中（至少以我的经验来看）难免出现的常见困难外，一场重大危机眼看就要让我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从一开始，我就同1960年帮我出版部著作《爱人与叛逆者》（在美国的书名是《女儿与叛逆者》）的两家出版社签订了合同。它们分别是英国的维克多•高兰茨和美国的霍顿•米夫林，与我的关系都相当友好。两家公司对这本殡葬著作的梗概和章内容一直都很满意。后来，我给它们寄去了更多章节，其中包含对殡葬师在内室活动的详细描述。所谓内室，也就是遗体防腐处理间，严禁普通公众尤其是死者家属进入。我在整段描述时，采用了验尸术语（见第五章“殡葬服务的故事”），希望这个公认的反胃话题带上一点冷幽默。
令我极度沮丧的是，维克多•高兰茨和霍顿•米夫林公司的编辑一致要求我删掉这一段。
霍顿•米夫林指出：“我们认为，你对遗体防腐处理的描写过于冗长，而且细节的阴气太重，这会让书很难卖的。”维克多•高兰茨说：“是这样的，这个玩笑肯定开过头了。我想不出有哪个出版商会需要这样的内容。”
这个消息击倒了我。因为遗体防腐处理几乎是所有美国人的后归宿，也是殡葬业的经济基础，同时因为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独具美国特色，所以完全无法想象可以删掉这部分描述。我们考虑过就此打住，并将书稿复制后供私下传阅。就在这时，我那位头脑灵光的代理人肯狄达•多纳迪奥介入。她找到了西蒙•舒斯特公司的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
从那以后，一帆风顺。三十多岁的戈特利布是出版界的一位奇才，十分喜欢遗体防腐处理这一章，并为整本书贡献良多。
距离《美国式死亡》出版还有几个月时，殡葬业察觉到此事的进展，很快就对我展开了全力讨伐。他们的视野中陡然出现了一道新的威胁：杰西卡•米特福德的威胁。该行业各大刊物的头版头条开始出现：杰西卡•米特福德谋划出版反殡葬书籍，米特福德末日逼近！
当《殡葬管理》开始简单地以杰西卡称呼我时，我觉得自己达到了知名度的特别，一如莎莎、杰基或艾德莱，单凭一个名字就足以表明我的身份。我贪婪地玩味他们送给我的斥责语：“臭名昭著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可怕的坏人”，“惹是生非的家伙”。
在一篇赫然标着《谁怕这本又厚又坏的书？》的文章里，《殡葬管理》的编辑说，没有人会害怕，因为与“本行业”有关的书籍从来都销路不好。他之所以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父亲曾经就殡葬服务写过一本书，尽管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布了广告，但也只卖出了300本。
我和丈夫鲍勃做好了接受他这个预估的打算，除了神教派教徒、殡葬协会会员，以及殡葬改革的其他支持者这一相对渺小的群体，我们没指望有多少其他的读者。鲍勃•戈特利布不这么想。书还有几个月才出版，他打来电话，说首印数是7500册。几天后，他告诉我们，首印数增加到15000册。随即他又打来电话：首印数将确定为20000册。我觉得这多少有些令人担心。“你就不怕我们落得‘余数有待观察’的结局？”我问道。我原本无须担心。1963年8月，图书出版的那一天，库存售罄，首印数全部卖出。
反响完全出人意料。令我相当开心的是，书评人非但毫不吝啬地持续大加赞扬，而且领会了那个“玩笑”。于是，《纽约时报》写道：“一部相当睿智且记录详实的曝光作品……”《纽约先驱论坛报》：“奇异而古怪……一本关于死亡业务的讽刺之作。”《旧金山纪事报》：“爆点十足。引人入胜。幽默随处可见。”《大都会》杂志：“一本绝妙的书……讽刺意味十足，很难把它当成揭黑之作……”《国家卫报》：“文学界为奇异且逗笑的一本书……惊骇，但超级有趣。”《记者报》：“她以罕有之才，把死亡主题写得引人发笑。”《丹佛星期日邮报》：“理智的观察，诙谐……嘲讽的评说……”
《美国式死亡》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飙升至，并保持数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本书为基础，播出了时长一个小时的纪实节目《了不起的美国殡葬》。各大主要报纸（《迈阿密先驱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丹佛邮报》《旧金山纪事报》《芝加哥论坛报》《克利夫兰老实人报》）以各自地区的殡葬费用和实践为题，纷纷发表深度报道。一时间，殡葬成了各大电台谈话节目的头号话题，观众打来电话，叙述落入殡葬业者之手后的郁闷经历。沃特•凯利和比尔•莫尔丁以辛迪加卡通漫画的形式，对殡葬业进行了嘲讽。伊莱恩•梅和麦克•尼克尔斯录制了一部名为《上个星期的事》的电视滑稽剧，伊莱恩领衔主演了“你的伤心女士”这个角色。举国上下的电视台和电台都播放了我和殡葬师的各场辩论。各种信仰的神职人员着力强调《美国式死亡》的主题思想，并把故弄玄虚且花费不菲的殡葬仪式斥为异教徒行为。由消费者自行打理的非营利性殡葬和追思团体的会员数，从17000个家庭上升到近100万个。
令人感到欣喜的时刻，是我的信箱里被投放了一本名为《散文精华》的大学教材。用编者的话来说，这是一本“从古至今一流散文”的选集。插在柏拉图和托马斯•布朗爵士之间的，正是差不多被我当作本书写作基础的遗体防腐处理部分。同时，仅在过去四年时间里，几乎有50多本教材的编辑把这一段描述编进了选集。对写作新手而言，在与编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还有没有什么标准可言？
在我看来，的回报莫过于殡葬业本身的反应。几本行业刊物报以恶言谩骂，不惜以大量篇幅，用其中一本的话来说，讲授如何抵御“米特福德综合征”。《殡葬管理》认为：“实际上，殡葬业平衡状态所面临的危险不是书籍本身，而是米特福德女士所涉材料的后续应用……大小报纸，均在评论米特福德的这本著作，从而令其毒害作用在民众中一再传播。”我认为，这一点说得相当到位。
月复一月，殡葬业杂志对“米特福德炸弹”、“米特福德战舞”、“米特福德导弹”、“米特福德大轰炸”和“米特福德风暴”严词怒骂。他们把更平价简朴的殡葬运动污蔑为红色阴谋，并与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市的国会议员詹姆斯•乌特结成同盟。他在《国会议事录》上发表了一个长达两页的声明，专门讲述我颠覆性的个人背景。至于写这本书的目的，“相当于她对基督教发起了又一次攻击。她对遗体防腐处理的长篇描述，不过是在表达她的反基督攻击……”声明的结尾部分振聋发聩：“不管活着还是死去，我宁愿把自己的遗体交到美国随便哪位遗体防腐处理者手里，也不愿涉足一个共产国家的土地。”（1970年，乌特先生践行了这一选项。在《纽约时报》上，他的讣告以“攻击过米特福德的著作”作为小标题，表明他在国会的十个任期内，“有新闻价值的行为是把杰西卡•米特福德称为‘亲共反美’分子”。）《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如何不读一本书》后，乌特的言论反灼自身。《纽约时报》嘲笑乌特“麦卡锡式攻击行为”的同时，指出这本书“博得了来自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神职人员，乃至全国各地的书评人和其他评论家的高度赞誉”，并宣布“对乌特的书评人资格可以放心大胆地当作狗屁对待”。
在海外，这一主题同样无人罔顾。德国电视台让我替他们录制一档专题节目。“但我不会说德语。”“没关系，我们可以把文稿发给你学习。”他们还派来了摄制组，于是，我照本宣科地用德语念道：“昂贵的葬礼是一种身份象征，一如豪华轿车，花园里的游泳池，或是在迈阿密海滩以每天100泰勒的价格预订一个周末。”
尽管带着怀旧心情回看《美国式死亡》出版后引发的短时效应令人愉悦，但那个基本问题仍没有改变： 它是否给殡葬消费者的境遇带来了根本的改进，或是些许缓解？有一阵子，对此问题似乎有资格做出肯定回答。1977年，也就是《美国式死亡》出版十四年后，在为新的平装版撰写后记《死后验尸》时，我就遗体防腐处理场景做过一次后续研究。尽管从全国来看，殡葬业者独家的墓地均价从1963年的750美元上升至1977年的1650美元，但两大重要发展为那些愿意接受人少价优的送别仪式的人带来了一线希望。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局发布过一道“交易规则”，承诺向与殡葬业者打交道的警觉性低的殡葬业务购买者提供进一步的保护。十三年间，火葬几乎翻了一倍。头脑精明的生意人在看到这一趋势带来的潜在赢利可能后，组建了逐利型的直接火化企业“海王星协会”（Neptune Society），企业迅速获利，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了一批模仿者。
然而，殡葬业前沿更多的新变化可能会变本加厉，进而消解消费者的满足心情。火化曾是逃避者追求更简朴平价的指望，如今价格正变得越来越昂贵。而且，殡葬业者正在迅速开发新技术，把这一过程升级至全包式葬礼。联邦贸易委员会光打雷不下雨的“交易规则”存在巨大漏洞。险恶的，莫过于过去十五年间，出现了垄断独立停尸房或墓地至今的现象。
上述变化正是《美国式死亡》版本更新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