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天生就是个导师……讨厌教书的导师。尽可能少教书，她说。“我看到我同时代优秀的作家都被教书给毁了。”她说作家的生活与老师的生活永远不协调。她喜欢自称是自己剥夺了自己的老师资格，甚至更为自豪地宣称，她完全由自己创造。她说，我从来没有导师。
和很多其他作家一样，她把教书等同于失败。（在哥大，我上过理查德·耶茨的一门课——他每周来上一次课，总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还记得他嘟嘟囔囔抱怨：“诺曼·梅勒就不用教书。”）而且，苏珊从来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雇员。教书糟糕之处就是，无法逃避的，它是一个职业，而对她而言，接受任何工作都是丢脸的。不过，那个时候，她还认为从图书馆借书而不是自己买一本的想法也是丢脸的。乘公交而不是出租车更加丢脸。“我搬到纽约时，”——1959年，她26岁——“我向自己保证，无论多穷，我都决不会乘公交。”堕落成那样，她那腔调表示。女大牌范儿？她似乎认为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人都会理解她的行为并感同身受。
我觉得很奇怪，她生活中的这个部分——她的执教生涯，无论是在我遇到她之前还是之后——她都闭口不提。至于当学生的情况，她谈得很多。事实上，我还从未碰到哪个人如此充满敬意地谈论自己的学生时代。谈论那个时期，她两眼放光，一脸兴奋，这让我觉得，那可能是她幸福的时光。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缜密得出了名的名著计划培养了她的思维方式；她获得的学士学位就是芝大的。正是在那里，如果说她没有学会写作，那她也学会了如何细读以及如何批判性地思考。她依然保留着那个时期的课程笔记。而且她后来也一直喜欢买笔记本、钢笔、铅笔、打字纸，还有标准拍纸簿，用来打草稿。
此刻，我想到，她抵触教书，至少部分可能与她爱当学生有关。她一辈子都保持着一个学生的习性与气质。而且，除了身体上，她也一直保持年轻。与她亲近的人常常把她比作一个孩子（她不能一人独处；她从不削弱的好奇心；她强烈的英雄崇拜，还有她需要将那些她尊敬的人当作偶像来崇拜；她40多岁时患了癌症，却没有医保，即使那时候医保并不昂贵）。我和戴维曾开玩笑说她是我们“可怕的孩子”。（一次，她正苦思冥想完成一篇文章，认为我们对她的支持不够，很生气，她说：“如果你们不为我做点什么，至少得为西方文化做点什么吧。”）我对她的印象永远都是那种学生模样，一个极其用功的学生：整宿熬夜，周围堆满了书籍和论文，开足马力，烟一支接一支抽着，阅读，做笔记，重重地敲击打字机，拼命，求胜心切。她要写出A 的文章。她要名列班级前茅。
甚至是她的公寓——地反中产，毫不掩饰地不舒适——令人想起学生生活。其主要特征就是越来越多的书籍，不过大多是平装本，书架是廉价的松木板做的。与缺少家具相协调的是缺少装饰品，没有窗帘，也没有地毯，厨房里只有基本的用具。面积约六平方英尺的厨房被一个旧冰箱占着，冰箱坏了好多年了。一把钳子搁在电视机顶上——用来换频道，因为调频道的旋钮已经坏了。初次上门的客人发现这位著名的中年作家居然过着研究生般的生活，显然都非常吃惊。
每当有大学要聘她，她清楚不应该拒绝，她就会很纠结。但常常，她还是拒绝了，即使她需要钱，然后她会祝贺自己。看到有些人靠写作就能过上比她好很多的生活，却依然受终身教授职位的诱惑，她非常吃惊。其他作家抱怨，很多人都经常这么抱怨，说教书让他们痛苦不堪，因为教书干扰了他们的创作，听到这些，她怒不可遏。通常她轻视那些不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的人。她认定，大多数人，除非他们很穷，否则都可以自己谋生。而对她来说，将生活保障置于自由之上是一种可悲的选择。那是奴性的。
……
我搬进 340 号后不久，又开始在《纽约书评》工作了。
苏珊那时常说，对她而言，如果她知道公寓里还有别人在，那她在她的房间里工作起来就自在许多。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很早就起床，将自己锁在书房里。可是，只要苏珊一醒，就会敲门叫我和她一起去厨房。（她尽可能少睡；你根本无法让她相信，无意识的思维活动是有意义的；睡眠，就像童年，是浪费时间。）她无法忍受早晨独自一人喝咖啡或者看报纸。事实上，刚下床时，她尤其需要一个听众。她会喋喋不休地谈论她脑子里想到的所有事情，而且因为某种缘由，那个时间她常常因愤慨而心神不宁。生活中的某件事令她烦恼，又或者是《纽约时报》头版上的什么消息让她发作。每当这个时候，她都很大程度上让我想起我的德亲——又一个动辄生气、惯会大叫大嚷的人，认为自己周围都是些白痴，她简直就生活在一种愤慨的状态中，碰巧她也与苏珊一样蔑视美国的浅薄和美国“文化”。
戴维发现早晨的这个苏珊很难缠。他会坐在厨房长餐桌边，转过身去，专心看报，脸被他长长的黑发挡住。
她就是无法忍受独自一人。在许许多多她一直想做的事情当中，没有一件她会选择全由她一个人来做。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感受能在独自体验后得到加强。对她而言，不得不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做某些事情，比如说，吃一顿饭，就像是一种惩罚。她宁可出去与一个她并不很喜欢的人一起吃饭，也不愿意一个人在家吃。
“你会注意到，”有一次她对我说，“我总在做什么事。如果我刚才没在与你谈话，那我就在看书。”她总是设法确保她脑子里是想着事情的。她说，如果没有事情分散她的注意力，她的大脑就一片空白，她把它比作电视频道停播节目时屏幕上的那种静止状态。她当时对我这么说，我也知道她就是那样。我现在还记得她的话。从那以后，我经常想起这些话，但我仍然无法相信。一个空白的屏幕……难道就什么都没有投射上去？没有白日梦，没有幻想，没有沉思或回忆，没有关于进行中的作品、关于人生、关于家人、关于她打算去做的事情等等的思考——根本就没有思考？这怎么可能呢？
不，我不理解。不过，这无疑有助于解释她饕餮的需求：疯狂的活动，从不断档的陪伴。这也有助于解释她为什么不喜欢乡村，以及为什么让她结束一天的工作要比别人难得多。那个空白屏幕，她说得很清楚，是个非常可怕的东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她好奇心强烈，尽管她渴望新的，甚至是冒险的体验（“我想做一切。”她16岁时在日记上写道），尽管她热衷于反主流文化，但她避开了致幻药。
当我看到戴维对苏珊与癌症较量的描写，死亡的想法令她极度痛苦和恐惧，她几近发疯，这时，我又想到了那个空白屏幕。
她在外面与朋友们度过一个个夜晚，这还不够。回到家，尽管天色已晚，尽管我和戴维可能已经上床睡觉，她还是会敲门。“我能进来吗？”好吧，我们料到她会来。（她羞怯的声音透过紧闭的门传进来，令人心碎。）我和戴维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边上有个小沙发。她会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开始对我们讲她当天晚上所有的事情。有时，她还在讲，我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