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当年来到南开大学受到热烈欢迎，并且被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母国光校长给杨先生颁发了聘书。这里还必须要提到一个人──胡国定先生。当年陈先生建立数学研究所，其中很多具体的事情都是胡国定先生去做的。胡先生原本是上海交大的地下党，后来组织安排离开上海来到南开大学投奔了陈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胡先生去了苏联深造，回来后担任了副校长，还担任过首届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副主任。首届基金委的主任是唐敖庆先生，是著名的化学家。我十分钦佩胡先生，他自我要求十分严格，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后来让他做基金会主任他都不干，他说我就在数学所，要把这个数学所做好。
我当年服从组织分配，去到兰州大学做核物理研究，后来很有幸跟随我的老师段一士先生学了理论物理，并在1977年有幸认识了杨振宁先生。1986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杨振宁先生从香港给我打来的长途电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让我1986年的6月7日，到北京饭店去找他。我问：“有什么事啊？”他问我：“你知不知道陈省身先生？”我说：“听说过，但是我没见过。”他说：“南开数学所你知道吗？”我说：“我听说过也没有去过。”因为那时候我本来要从兰州大学到浙江大学去。
6月7日，我在北京饭店见到了杨先生，到了中午，杨先生请我吃饭。在餐厅刚坐下一会儿，杨先生就站起来了，一看是陈先生进来了，还有师母郑士宁、陈先生的女儿陈璞和女婿朱经武，朱经武是高温超导领域著名的物理学家。
这是我次见陈先生，印象很深刻：他个子高，耳朵特别大，就跟那个佛爷的耳朵一样。杨先生跟陈先生说：“陈先生，这位就是葛墨林。”陈先生说：“好好好，你来南开，我现在就给你签聘书。”“哎，”我说，“陈先生，这不行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那个时候，转行政关系、工资关系、粮食关系是很麻烦的。陈先生说：“你先来，其他以后再说。”
到了9月份，也就是1986年的秋天，在母国光校长特别关心下，我来到了南开大学。到了以后，我首先去见了陈先生。陈先生说话很简短，他说：“我办研究所，方针就是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我多问了几句：“那您办这个研究所，数学方面，您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他说：“非常简单，就是：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后来说不开会不可能，就改成了少开会，无计划，多做事。这是陈先生办所的一贯作风。实际上，我到南开数学所30多年，从没写过计划，比如我今年要出什么成果，那就是好好干。我又问陈先生：“那这个理论物理研究室，您怎么指示呢？怎么个做法呢？”陈先生说：“就做振宁的方向，谁不做谁就走，就这么简单。”陈先生将理论物理研究室完全交给了杨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