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1999 年左右买到《瓦尔登湖》和2004年左右读到夏济安先生翻译的梭罗散篇时，我都惊讶于文字之美和田野之静。
事实上，当我离开故乡杏花村而读夏济安的梭罗文字时，很可能已经把梭罗笔下的一部分当成了自己的故乡在读。
记得海子曾说“梭罗这人有脑子”，我深深同意。这里的“脑子”就是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之外的宁静自然世界的求索，类似于庄子，但不像庄子一样上穷碧落下黄泉，而只写湖滨。
前几日重读《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我又想起梭罗。“（王冕）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乘一辆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这个王冕，是个少有的古典中国乡村自由主义者形象。我忽然想到，隐居也是一种自由主义，这就是一种不想被纷攘世界所卷走的自由主义，是一株风中之树。所以，梭罗的隐居里有他的态度。就像我曾说的：庄子即使写的是政治哲学，也是为自由而歌、为自己而歌，是一个让亚历山大走开而勿使挡住阳光的中国版第欧根尼。
瓦尔登湖在梭罗故乡附近，而杏花村就是我的故乡。假如我20年前读梭罗，有点觉得自己在读杏花村，今天我想，为什么我不写写自己的杏花村呢？
二
我曾将张岱的《天镜园》一文排为诗体：
一泓漾之，水木明瑟，
鱼鸟藻荇，类若乘空。
余读书其中，扑面临头，
受用一绿，幽窗开卷，
字俱碧鲜。
每岁春老，破塘笋必道此。
轻舠飞出，牙人择顶大笋一株
掷水面，呼园中人曰：“捞笋！”
……
煮食之，无可名言，但有惭愧。
排成诗体，更看出张岱把记忆写成了诗。杏花村是北方乡村，与张岱的江南繁华自不能比，但是，那种“幽窗开卷，字俱碧鲜”的读书生活和“煮食之，无可名言，但有惭愧”的美食感受是共同的，即使读一本普通的书，煮一颗鸡蛋也是如此。
我们从张岱的记忆里感受晚明，那我们也留存一些记忆，让未来看看我们吧——假如他们能够看到。记得当初写近代法律家张耀曾先生，看他日记，他就常与未来的读者对话，那么，我也借此机会，向未来打个招呼。
三
《米沃什词典》撞击了我，我两年前读此书十分钟，心里的杏花村迅速回归。我知道，我需要写一个东西，就叫“杏花村词典”。《米沃什词典》译者西川说：“维尔诺是米沃什的故乡之地，更是他的灵魂居所。维尔诺不仅留给米沃什确切的乡愁，更赋予他历史的想象。正如后文所言，相比于流连故土，遥远观望能消弭日常纠缠，激荡深邃怀想。在米沃什眼中，维尔诺不再是单纯见证自身成长的有形故乡，更是承载他历史思考与道德思辨的无形城市。”置换成我和杏花村，西川的句式完全成立，我怎么能不开启我的词典呢？
西川说米沃什的故乡承载了“历史思考与道德思辨”，而我这本词典的故乡里，大约承载了一些思想史和法律史。我与杏花村几次分离，大学是一个开端，我开始稚嫩地关注思想史和法律史。直到这次写东西，我才发现，杏花村作为一个北方的古村古镇，本身就蕴藏着思想史和法律史。于是，杏花村与思想史和法律史，从原来的接力跑变成了并行跑。我没有刻意在杏花村词典里写思想史和法律史，也没有刻意不写，我让它们自由流淌，要流出来就流，不流出来就藏着。
四
我曾有过两个翻译梦，虽然我的外语过于蹩脚，也想试着新译《安提戈涅》和荷尔德林——荷尔德林也翻译过《安提戈涅》。之所以想译前者，是因为它是法律版的“天问”；之所以想译后者，是因为后者描绘了一个永恒的天堂——这天堂就是他的故乡。我知道我这种想法，梦终究是梦，但是，这个梦，的确表明荷尔德林是我的一位陌生而遥远的导师。我觉得，法律版“天问”的梦交给其他机会去做，能不能实现另说，但是写完杏花村词典，荷尔德林的翻译梦我不用做了，因为荷尔德林写了他的故乡，我终于也写了我的故乡，就像他是一位导师，我是一位学生，我终于写完了他指导下的论文。
五
当我给杏花村词典想了一个解释叫“所思与所忆”时，忽然想起张申府先生曾经有两本分别叫作《所思》和《所忆》的著作。那么，就容我将二者合而为一。
六
这本书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主角。
上个月，祖母去世，我回到故乡，站在自己曾经熟悉的两个街头——一个街头是国道，通往世界；另一个街头是商业街，通往生活——某一个刹那，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旧时的我，还是今天的我。
我所说的那个旧时的我，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我。我知道这个我不在今天，但在这部书里。而这个我，也可以是你。
杏花村没有桥，但是可以变成一座桥。你穿过这座桥，就可以站在八九十年代的小镇。而这个小镇，可以是中国，就是那时的中国。
时在2022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