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期 宋元时期
宋元以来的中国对外贸易中，陶瓷器成为主要商品之一，同时，国内制瓷手工业技术“百花齐放”，出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尤其是在南宋、元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支持态度掀起了中国陶瓷外销的新高潮，以名窑和仿烧名窑产品为主的各类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在当时的文献中如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都有中国瓷器对外贸易的具体记载。如《诸蕃志》中列举了当时与中国有经济往来的涉及瓷器贸易的国家有15个之多，到了元代《岛夷志略》中记载的瓷器外销国家达到44个之多。此时的瓷器外销方式主要分两种：一种为通过陆上交通路线远销海外；另一种是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海外各国集散中心——港口城市后，经陆路销往内陆地区。
这一时期，海外发现的中国瓷器不仅范围扩大，遍及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区，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各地，而且数量众多，品种丰富，规模远远超过了唐、五代时期。
考古发现宋元时期瓷器的陆上遗址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亚洲重要的遗址有伊朗的尸罗夫以及周围的遗址，基什岛上的哈里尔遗址、达姆巴古和卡拉特·加姆西德遗址、马什哈德遗址、内沙布尔伊斯兰遗址，德黑兰附近的赖伊，设拉子附近的加斯里·阿布·纳斯尔遗址、菲鲁兹阿巴德遗址，埃兰的古都苏萨遗址；阿塞拜疆的卡巴拉遗址、阿兰·卡拉遗址、古格养希城遗址；阿富汗巴米扬地区的夏里·格尔格拉遗址；阿拉伯半岛南岸也门亚丁港的阿布扬遗址；黎巴嫩中部的巴勒贝克城市遗址；叙利亚的哈马遗址；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瓦几特遗址、忒息丰遗址，阿比鲁塔遗址。南亚地区的遗址主要有巴基斯坦卡拉奇班波尔遗址、布拉明那巴德遗址、布拉夫米那巴德遗址、阿里卡美遗址；斯里兰卡贾夫纳半岛的阿拉比提遗址、波隆纳鲁瓦遗址、锡格里亚遗址、雅巴哈瓦遗址、达地加马遗址、攀多尼瓦遗址及首都科伦坡机场周围的一些遗址，印度的昌德拉瓦利遗址、阿里卡美都遗址、可里麦都遗址。
非洲出土的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主要地点有埃及福斯塔特遗址、提勒盖特埃勒马拉遗址、亚历山大里亚遗址、努比亚遗址、阿斯旺和阿伊扎布遗址；埃塞俄比亚的阿木德遗址、阿巴萨遗址、高给萨遗址及内陆地区的哈拉尔和达加·布尔遗址、埃以克遗址；索马里的撒丁岛、泽拉、阿姆德、阿巴萨、戈吉萨、哈萨丁尔、达米拉哈德、库尔加布、阿罗加拉布、比约达德拉、德尔比加阿达德、穆萨哈桑、卡巴布、埃尔乌莫、埃克等地的清真寺、石头房屋等考古遗址，南部的摩加迪沙、阿拜达哈姆、梅尔卡、拉西尼、库拉、布尔高、布恩达尼、汉拏萨、基斯基其尼、奥加鲁因岛、科伊阿马群岛等地的城墙、房屋、墓葬、清真寺等遗址；苏丹境内的爱丹皮废址；坦桑尼亚的坦噶地区。
在非洲中部东海岸的滨海区和岛屿区也发现了中国宋元时期瓷器，如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遗址，奔巴岛姆库姆布的清真寺和房屋遗址，桑给巴尔的克金卡墓遗址，马菲亚岛的克基马尼遗址，基尔瓦岛的大清真寺遗址、大房子遗址、马库丹尼遗址等；肯尼亚的蒙巴萨地区、拉穆群岛区、马林迪海岸区和塔纳河区，曼达岛上的早期伊斯兰遗址，马达加斯加的武黑马尔附近及马庞古布韦遗址等。
水下考古发现的大量沉船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时期瓷器对外贸易的繁荣。除了国内东南沿海发现的福建莆田“北土龟礁一号”沉船、连江定海湾“白礁一号”沉船、平潭大练岛西南屿宋代沉船、大练岛元代沉船、西沙“华光礁一号”沉船、漳州龙海“半洋礁一号”沉船等遗址之外，还有东南亚海域发现的菲律宾碎浪礁沉船、调查员沉船，马来西亚丹戎新邦沉船、“玉龙”号沉船，印度尼西亚哲帕拉沉船、鳄鱼岛沉船、爪哇海沉船等；在朝鲜半岛海域的新安沉船、南非的开普敦和好望角一带的沉船中都有大量中国瓷器的发现和出水。
基什岛上发现的宋元瓷器
基什岛是波斯湾内一个面积95平方千米的岛屿，位于伊朗南部，属于霍尔木兹甘省的一部分。在中世纪的时候，基什岛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尤其是基什岛的哈里尔港口，更是从东亚到中东的货物集散地。1976年，英国考古学家大卫·怀特豪斯对哈里尔港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进口瓷器遗存，这些瓷器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青瓷、白瓷等。
哈里尔兴起的时间是12世纪至14世纪早期，由于10世纪末大地震的影响，原本的贸易中心尸罗夫逐渐衰落，不少的尸罗夫商人便转移到了哈里尔，从此直到14世纪初，哈里尔一直是波斯湾贸易路线上的重要港口。哈里尔遗址位于基什岛北面中央，海岸附近有港湾设施和居民区。从海湾略微进入内陆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清真寺和集市都集中在这里，这里到处都是还没有发掘的瓦砾废墟，瓦砾中有许多中国瓷器的残片。
根据已经发掘的遗址出土物可知，这里出土数量多的是13世纪到14世纪前期的龙泉窑青瓷，尤其是14世纪前期的瓷片远多于13世纪。此外这里也发掘出了不少福建窑口生产的白瓷和青瓷。白瓷的底部和外壁可见模印痕迹，外壁印花图案清晰，类似于德化窑和安溪窑的产品；青瓷内底部有环形剥釉，外底无釉，应是泉州东门窑和莆田庄边窑的产品。这里也发现了南宋时期景德镇窑的青白瓷残片，数量不多。元代青花瓷片也有发现，与东南亚发现的元青花碗、钵类似。根据这些发现，可知在宋元时期，中国和中东地区的贸易往来异常繁荣，而瓷器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商品。
坦桑尼亚发现的宋元瓷器
位于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作为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和中国的交往历史悠久，而这一切都要从在坦桑尼亚发现的中国瓷器说起。在坦桑尼亚的重要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坦桑尼亚国家博物馆的二楼，陈列和收藏着从坦桑尼亚海岸遗址群出土的中国陶瓷器。这些陶瓷器以青花瓷和青瓷为主，时间在14世纪至16世纪，其中以英国考古学家内维尔·基蒂克在基尔瓦遗址出土的资料为多。此外在奔巴岛、马菲亚岛、桑给巴尔岛以及坦噶地区、巴加莫约均有中国瓷器出土。
中国瓷器的出土地著名的就是基尔瓦基西瓦尼遗址群。20世纪60年代，基蒂克对基西瓦尼进行了调查发掘，根据他的报告，这里的中国陶瓷器、伊斯兰陶器和当地陶器存在共存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期为从800年到1150年的西拉基王朝时期，第二期是从1150年到1300年的基尔瓦王朝时期，第三期是1300年之后的基尔瓦第二王朝时期。其中期发现的只有白瓷碗，具体情况不详；第二期出土的瓷器包括13世纪下半叶有纪年的龙泉窑系青瓷莲瓣纹碗；第三期出土的瓷器多，资料也很丰富，其中包括青瓷和青花瓷。
除了基尔瓦基西瓦尼遗址群，桑给巴尔岛遗址群也是重要的中国瓷器出土地。桑给巴尔岛岛内遗址众多，以作为苏丹王室住宅而建的马尔福比宫殿遗址为首，有阿拉伯人城邑的克金卡基遗址、西拉基清真寺、属岛琼巴都岛上的西拉基遗址等。中国陶瓷器主要出土于有伊斯兰陶器和古币共存的克金卡基遗址，这里曾发现13世纪后半叶的青瓷碗和16世纪的青花碗、盘以及宋代铜钱。
在桑给巴尔岛北边，靠近肯尼亚国境的奔巴岛位于坦噶和桑给巴尔岛之间的航路上，船只来往频繁。这个岛上也出土了一些中国陶瓷器，但只限于靠近港湾和交通要冲的聚落。于克温哥尼、布基尼、京巴尼等地，均采集到同伊斯兰陶器在一起的14世纪到16世纪的青花碗、盘。同时，在该岛也发现了宋代景德镇窑生产的枢府瓷残片、青白瓷残片。另外，在穆可阿尼附近有一个经营水田的半农半渔聚落也散布着许多青花瓷和伊斯兰陶器的残片。
综合来看，坦桑尼亚出土的这些瓷器，时代早的是基尔瓦出土的10世纪的镶边的白瓷碗，此后的考古发掘，白瓷、青瓷屡有发现，其中青瓷的代表是莲瓣纹青瓷碗，时间是13世纪后半叶到14世纪前半叶。自15世纪中叶之后，青瓷多以素面为主。此地发现数量多的则是16世纪之后的青花瓷盘、碗等。
肯尼亚发现的宋元瓷器
肯尼亚地处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自古以来就是环印度洋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献中对这里的记载可以上溯到9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东非地区是西方列强东进的重要基地，在环球贸易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里作为东方瓷器参与环球贸易的一个中转地点和目的地，见证了中国古代瓷器贸易的风风雨雨。
2010年至2013年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先生带领的调研小组对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相关遗址和出土瓷器进行了调研整理。在三年时间里，这些专家在肯尼亚调研了37处出土中国瓷器的古代遗址，其中包括斯瓦希里、蒙巴萨耶稣堡、马林迪市格迪古城、拉穆岛拉穆镇、帕泰岛帕泰、曼达岛曼达和穆纳瑞尼、马林迪老城、蒙巴萨老城、拉穆岛希拉等遗址。与此同时，调研小组还对蒙巴萨耶稣堡博物馆、拉穆博物馆和格迪古城遗址博物馆收藏的出土地不明的中国瓷器进行了整理。整个调研整理过程中发现中国输出东非的中国瓷器共9552件（片），另有日本、欧洲瓷器55件（片）。另外，北京大学考古队对曼布鲁伊等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1060件中国瓷片也进行了整理。
肯尼亚发现的早期的中国瓷器主要时间段是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这些外销瓷主要发现于拉穆群岛地区，尤其以拉穆群岛上的上加遗址代表性。上加遗址位于拉穆群岛的帕泰岛上，是一处存在于8世纪中叶到15世纪初的斯瓦希里聚落遗址。上加遗址共出土中国瓷器360片以上，瓷器类型包括碗、盘、瓶、罐、执壶、盏和洗等；品种可分为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青花瓷等。产地包括长沙窑、定窑、越窑、繁昌窑、景德镇窑、福建窑和广州地区的窑口。从年代和窑口来看，公元9世纪到10世纪的长沙窑瓷片共计19片，其中17片为晚唐时期的产物，只有两片是五代时期的产物；遗址中出土的越窑瓷器共计36件，其中属于9到10世纪的19件，其余都是10世纪后的产品。结合其他地区的发掘资料可以看出，9世纪主要的出口瓷器是长沙窑瓷器，而到了10世纪长沙窑则已走向衰落，基本上退出了外销瓷的行列，被盛烧的越窑所取代。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从数量上已经表明，从晚唐到北宋初期，中国瓷器通过海路的外销从创始阶段迅速达到个高峰。中国出口到肯尼亚的瓷器自9世纪开始基本上未曾断绝。2010年，北京大学和肯尼亚国立博物馆联合科考队在对马林迪市的曼布鲁伊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清理了11世纪以后的文化层，此次发掘共发现中国瓷器229片。根据相关研究资料，可知从北宋后期到南宋早期，虽然中国和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存在着，但明显处于低潮。
从南宋后期开始，东非发现的中国瓷器再度呈现大规模增长趋势，尤其以元代的出口量。这一时期主要的瓷器品种是龙泉窑青瓷，另外还有景德镇窑生产的青白瓷和福建窑口生产的青瓷及青白瓷，发现的元代瓷器中有较为精美的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器。
元代到明代早期输往东非地区的瓷器与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不同，那里大量发现的是福建地区产品，这在东南亚地区相对少见；但是龙泉窑瓷器的数量很多，既有较粗糙的产品，也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包括明代初年的官用龙泉瓷。这似乎与郑和船队的到达有关。
许多西方学者和肯尼亚学者都认为，中国人真正到达肯尼亚是在郑和第五次航海时。而我们现在看到，在元代到明初时期，东非的中国瓷器贸易是一种广泛而大量的输入，据此很难相信当时没有直接的贸易。事实上，元代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就曾经亲自到达过东非地区。
举世瞩目的新安沉船
韩国新安沉船打捞出水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绘航路的群山列岛处。沉船发现于1975年5月，一位渔民在工作的时候在水里打捞到了6件瓷器，这6件被他打捞上来的瓷器其实都是生产于中国的元朝时期，产自中国浙江省的龙泉窑。自1976年10月开始至1984年9月，韩国文化财产管理局（韩国文化财厅前身）先后共进行了10次大规模的发掘，历时9年，出水了沉船遗骸及大量文物。
新安沉船出水的遗物，主要有铜钱、陶瓷器、金属器、石材、墨书木简、紫檀木、香料、药材和果核等。其中，数量多的为铜钱，重达28吨，皆为中国铸造，朝代包括唐、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元，晚为元代“至大通宝”。出水的20691件陶瓷器，除极少量的高丽青瓷和日本濑户窑釉陶，其余皆为中国陶瓷器，以龙泉窑青瓷器居多，约占60%，达12377件，器形有盘、碗、香炉、瓶、罐、执壶、高足杯、匜、盆、盏托等，皆为元代流行造型；景德镇窑白瓷和青白瓷共5311件，约占26%；黑褐釉瓷器共509件，约占2.4%。这些陶瓷器的产地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各地代表性窑口，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广东、河北等地窑口，尤以南方窑口居多。出水金属遗物729件，有瓶、香炉、灯盏等配套的宗教文物和锁、铜镜、炊具等日常生活用品。新安沉船还出水了墨书木简364支，应为沉船的货物标签，其中一支木简墨书“至治三年”（1323）字样，为判别沉船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墨书木简上还有“东福寺”“钓寂庵”“答琦宫”等日本寺社名，“东已三郎”“七今二郎”“卫门次郎”“本七今二”“协冲二郎”“又三郎”等日本人名，还有“纲司”等字样。
根据出水文物的特征和墨书文字，并结合文献，初步推断新安沉船应该是元至治三年前后从庆元（宁波港）出发的，前往日本博多港进行贸易的商船，途中由于台风等原因，终沉没在高丽的新安外方海域。
元朝实行了比南宋更加积极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虽然忽必烈两征日本均以失败而告终，中日官方的往来近乎绝迹，然而民间贸易却异常繁荣。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取得江南之后，即于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又先后于温州、杭州、广州设市舶司，总数达7处。大德以后，集中到庆元、泉州、广州。元朝统治者不但允许外国人“往来互市，各取所欲”，还要求各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中，庆元港作为元朝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几乎包揽了对日本、朝鲜半岛的贸易，成为重要的贸易口岸，其主要航线为明州道。大运河将国内各种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庆元，在此装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朝鲜半岛、日本，乃至东南亚等地，同时也把国外货物运回贩卖。新安沉船中发现了两件“使司帅府公用”铭文盘和一件“庆元”铭青铜权，权身两面分刻“庆元”“庚申年”，为证实新安沉船的始发港在庆元提供了依据。新安沉船出水墨书木简记载有包括“东福寺”“钓寂庵”“答琦宫”等日本寺社名，应为货主。东福寺建于1236年，是京都的临济宗禅寺；钓寂庵建于1242年，为博多承天寺的塔头，而承天寺又为东福寺的末寺；答琦宫建于921年，是福冈市东区箱崎的八幡神社，可见博多是新安船的目的地之一。新安沉船出水的1000多根紫檀木，其产地在东南亚或印度尼西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与南海航线的联系。
新安沉船出水文物品类繁多，精彩纷呈，以考古实物的形式展示了元代东北亚海上贸易的真实面貌，对研究宋元时期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