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之死
想到如今已空无一人的家，我就知道过去不一样。过去人们知道 ( 或者感到 )，死亡在自己内里，就像果子里有核。孩子有一个小小的死，成人有一个长大的死。女人的死在腹内，男人的死在胸中。人拥有死亡，它给人以特殊的尊严和静默的骄傲。
看得出，我的祖父，老宫廷总管布里格，还怀揣着他的死。那是怎样的一场死亡啊：两个月之久，响亮得能在田庄外听到。
对于这场死，狭长的老宅太小了，似乎有必要扩建厢房，因为老总管的身体越来越庞大，他不停地要求人们把他从一间屋子抬到另一间，倘若白昼未尽，却再也没有他未躺过的房间，他就勃然大怒。接下来，仆人、侍女和总围在他身边的狗就会成群结队地上楼，由管家带头，走进他亡母辞世时的屋子。房间与23年前她离开时一模一样，平日里谁也不准进去。现在这群暴徒破门而入。窗帘被拉开，夏日午后粗鲁的光搜查着所有胆怯、受惊的对象（Gegenstände），在掀开的镜子里笨拙地折返回旋。人亦如此。女仆好奇得不知把手放在哪，年轻的侍者呆呆地盯住一切，老仆人四处走动，搜肠刮肚地回忆关于这间此时他们有幸入内的屋子可说的一切。
特别是狗，屋子里所有东西都散发着气味，呆在这里似乎让它们无比躁动。又高又瘦的俄国灵缇犬忙着在靠椅后跑来跑去，迈着长长的舞步，摇摇晃晃地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它像纹章上的狗一样站起身来，细长的爪子撑在白金色的窗台板上，把急切的尖脸和皱起的额
头探向院子，东张西望。手套黄色的小猎獾带着一切都似乎理所应当的脸，坐在窗边宽大的丝质弹簧沙发里。一只刺毛的大猎犬看上去闷闷不乐，在一张金足的桌边蹭着脊背，彩绘桌面上的塞夫勒瓷器于是瑟瑟发抖。
是的，对于这些失神落魄、睡意惺忪的物（Dinge）而言，这是段可怕的时光。发生过这种事情，某人冒失的手笨拙地翻开几本书，书中飘落出的玫瑰花瓣被踩烂踏碎；孱弱的小对象（Gegenstände）被抓起来，打坏之后又立刻被放回去，有些拧坏的东西被藏在窗帘下，或是干脆扔到壁炉栅栏的金网后。不时有东西掉下来，闷闷地落在地毯上，或清脆地砸在硬木地板上，或这儿或那儿，它们摔坏了，刺耳地溅起，或几乎无声无息地裂开，因为这些物（Dinge）娇生惯养，经不起任何摔打。
若是有人想起来问问，这一切原因何在，是什么让这间被小心保护的屋子蒙受灭顶之灾，—那么只有一个答案：死亡。
大总管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布里格在乌尔斯戈尔德的死。死亡溢出他黯蓝色的制服，躺在地面正中，纹丝不动。在他那张陌生的、再无人认识的大脸上，双目紧闭：他看不到发生了什么。初人们试着把他抬到床上，但他拒绝，自打疾病长出来的个晚上，他就憎恶床铺。楼上的床也的确太小了，无可奈何只好把他放在地毯上；他也不想下楼去。
他躺在那，有人会以为他死了。暮色缓缓降临，狗一只只从门缝溜走，唯有那只面色阴郁的硬毛犬坐在主人身旁，把一只毛茸茸的扁平前爪搭在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灰色的大手上。现在连仆人们也大多站在比屋内更明亮的白色走廊里，还留在屋里的人不时偷看一眼当
中那堆昏暗的庞然大物，但愿那只不过是一件罩在腐败物上的大衣。
但还是有点什么。是一种声音，七个星期之前还没有人听过：它不是宫廷总管的声音，这声音不属于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它属于他的死。
如今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的死已在乌尔斯戈尔德生活了很多很多天，它对所有人讲话、要求他们。它要人们忍受它，要那间蓝屋子，要小客厅，要大礼堂。它要狗，要人们笑、说话、游戏、安静，它同时要求这一切。它要见朋友、女人和死者，它要它自己也死掉。它要。它要求，它尖叫。
入夜，不守夜的仆人们精疲力竭，他们想入睡的时候，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的死尖叫起来。尖叫着，叹息着，它咆哮得那么绵长、持久，连初和它一起叫嚷的狗都沉寂下来，再不敢躺下，它们用细长、颤抖的腿站起，惊恐不安。当听到死亡咆哮着穿过丹麦辽阔的银色夏夜，他们就起床穿上衣服，像在暴风雨天那样，一言不发地围坐在灯旁，直到它过去。即将临盆的女人们被送到遥远的房间、躺在厚实的床铺里：但她们听到了，好像在自己腹中听到，她们恳求起床，苍白着走过长长的路，带着汗湿的脸去与其他人坐在一起。在这个时节产崽的母牛无助而沉默，有人从一头牛的肚子里扯出已长出所有内脏的死胎，因为它根本不愿降生。所有人都搞砸了白日的工作，他们忘了添干草，因为他们在白日里恐惧着夜晚，他们因太久的不眠和猛然的惊醒虚弱不堪、什么都记不起。礼拜日走进安宁的白色教堂时，他们祈祷乌尔斯戈尔德别再有什么老爷：这位老爷太吓人。牧师从布道台上大声讲出他们想到、祈祷过的一切，因为牧师也再无宁夜、再不理解上帝。钟说，有了一个可怕的竞争者，它整夜隆隆作响，即便用尽金属的气力去发声，仍不是它的对手。是的，一切都在言说它。一个年轻人梦见他走进宫殿，用粪叉杀死了仁慈的老爷。人们兴奋起来，后他们过度冲动，甚至全都去听他讲他的梦，却未曾意识到他们是在判断他能否胜任此事。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就这样感受着、谈论着，而几个星期之前他们还在爱着、同情着宫廷总管。然而，即便这样说，也不能改变什么。居住在乌尔斯戈尔德的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的死赶不走。它要来这里十个星期，也留了这么久。这段时间里，它比往日的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布里格更像主人，它仿佛是一位国王，后来，永远，人们称它为恐怖。
这不是某个水肿病人的死，这是邪恶的、王侯的死，宫廷总管怀揣着它一辈子，用自己养大了它。一切在他平静的日子里无处施展的多余的骄傲、意愿和权力，都汇入他的死，这场死亡定居在乌尔斯戈尔德，横行恣肆。
如果有人要求宫廷总管布里格以另一种方式死去，他会怎样看待此人？他死于他沉重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