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阎崇年
《明亡清兴六十年》是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科学 · 教育频道（CCTV-10）《百家讲坛》主讲系列历史讲座 48 讲的讲稿。讲稿有四种稿本：一是文案稿，二是播出稿，三是录音稿，四是综合稿。本书就是取前三种稿本优长而成的综合稿，稍加润色，结集出版。全书讲述的时间跨度，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元年（1644 年）福临定都北京，其间整整六十年。这六十年历史的特点是四个字—“明亡清兴”：乃胜乃败，斯兴斯亡；兴亦悲壮，亡亦悲壮。为什么呢？我想起了贤哲释迦牟尼。
释家三世的哲学是：要用三双眼睛看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智者的思维，也是贤者的思维。因为不了解过去，就不能科学地认知现在；而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科学地认知未来。历史学正是认知过去的学问。所以，在文明的时代，智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智者；贤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贤者。那么，中国历史的江河，源远流长，曲折回旋，日夜不息，奔腾向前，为什么要选取明亡清兴这段历史来学习呢？
明亡清兴的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山谷陵替、格局剧变、悲欢离合的时代。在明亡清兴的历史舞台上：格局，雄伟壮阔；人物，群星灿烂；事件，繁复跌宕；故事，生动有趣。人们都在表现，也都在表演：真与假、善与伪、美与丑，智与愚、勇与怯、廉与贪。明亡清兴的六十年，又是近世社会的缩影。凡是近世社会的重要元素—贫与富、夷与夏、官与民、中与西，都在这里展示；求民生、求自由、求平等、求民权，也都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明亡清兴的六十年，亦如《尚书 · 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就是说人心不安、道心不明。正义者不安其死，不义者鸡犬升天。而治国平天下，应当明道安民，道明则民安，民安则国泰。
三百多年来，人们在思考：明朝何以亡？清朝何以兴？其道其理，亦显亦隐。
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支军队、一个民族，其兴衰、其成败，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结论和答案、经验和教训、思考和启迪、聪明和智慧。所以，每位后来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国籍，都可以从明亡清兴六十年的历史中，学到宝贵的智慧并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灿若星汉的人物中，我选取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子，是因为他所身历的大喜大悲：喜，惊天地；悲，泣鬼神。袁崇焕值得后人景仰的仁、智、勇、廉及其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既是其时志士仁人的典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三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袁崇焕，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袁崇焕传》和《袁崇焕》，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及其在海外华人圈的影响，也出版了《努尔哈赤传》《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满学论集》，进而从明与清两个视角，加深了对明清之际六十年历史的考察与思索。
在明亡清兴历史的背后，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崛起。我们重新阅读这段历史时，应当既看到中国，又放眼世界。要避免两种认识上的误区：或持傲自矜，或过于悲观。应取的态度是：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既讲求历史的科学性，又力戒历史的片面性。
真实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玄幻则是历史科学的肿瘤。历史的大众传授要深入浅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否则“浅”是浅薄；历史的大众传授要雅俗共赏，只有大雅才能大俗，否则“俗”是庸俗。观众和读者需要的是浅明而不是浅薄，是通俗而不是庸俗。无论历史的学术表述，还是历史的通俗表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的真实性与科学性。表述史学的著作忌长—能省一个字，就不多一个字。知理虽易，实行则难。一部儒家经典《大学》才 1 753 个字，字字推敲，句句雕琢。一部《史记》，太史公司马迁写它不过 526 500 字。
我说过，历史应当受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这里补充一句：对历史的传承与表述，也应当采取敬畏的态度。
本书的旨趣在于同广大读者进行“求知、求真、求励、求悦、求鉴”的对话。
—求知，历史会提供丰富有趣的知识；
—求真，历史会提供江山风雨的真实；
—求励，历史会提供修齐励志的经验；
—求悦，历史会提供赏心丽目的愉悦；
—求鉴，历史会提供参政资治的通鉴。
我们应从明亡清兴六十年的历史中，学习胜利者的智慧与修养，记住失败者的愚蠢与骄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