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一个小说家，如果在讲堂
“要是能鼓起勇气，我就接受邀请”
20世纪20年代初，福斯特第二次造访印度后回到伦敦，写了长篇小说《印度之行》，并于1924年付梓。这部作品为福斯特赢得了盛名，除了获得那一年的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以外，在美国更是大受欢迎，销量远远盖过了英国，给福斯特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印度之行》的成功，多少提升了福斯特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就在书出版两年后，他受到剑桥三一学院的邀请，让他在1926年至1927学年的“克拉克讲座”上担任讲席，一共做八次讲座，报酬为两百英镑。
这笔报酬在当时可谓十分丰厚，然而对于福斯特来说，真正诱人的或许还是这邀请本身所意味着的声望和殊荣。毕竟由剑桥三一学院主办的以探讨英国文学领域为主的克拉克讲座，在同类型的系列讲座中可是名声盛的。在过去，这讲座除了将莱斯利·斯蒂芬、艾德蒙·格斯，乃至威廉·燕卜荪和瑞恰慈等当时著名的学者和评论家请来讲授他们的文学见解，还不时邀请人文领域的著名人物，包括历史学家、戏剧家，以及诗人担任讲席。而福斯特，要是他答应接受这项邀请，便会是克拉克讲座有史以来位站在讲坛上的小说家。
面对这一邀请，福斯特一方面兴奋不已，一方面却又犹豫不决。在给印度友人罗斯·马苏德写的信上他写道：“要是能鼓起勇气，我就接受邀请。”
“鼓起勇气”这说法，显示出福斯特虽为这一邀请心动不已，可心底却实在有所顾虑。要面对满堂听众大发议论，也许真会让习惯于闭门写作的作家感到心怯，但福斯特的不安，想来还不仅仅只是因为如此。根据后来本书的一位编辑奥利佛·斯塔利布拉斯的揣测，福斯特一定是考虑到他这不啻要面对看得见的听众，背后还肯定会招致其他人的非难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候都意识到“评论与创作状态之间的鸿沟”，对文学批评不甚看重，甚至还对它持反对的态度。即便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在应邀到美国剑桥发表的演讲中，仍然自认反对批评，并且断言批评在人文学科中没有“等存在的理由”。他要是站在克拉克讲座的讲台上对文学大肆评论，可以想象文学界，尤其是他的小说家同侪，势必会指责他态度前后不一，自相矛盾。
他们在圆形房间里一起写作
正是这样一个从来不怎么把文学批评放在眼里的小说家，终接受了邀请，于1927年春天在剑桥人文剧院，以“小说面面观”为题，做了八场讲座，谈的是“乔叟以降某一或某些阶段的英国文学”，专讲长篇小说。那时候的福斯特其实已经不再写小说了，我们今日回头去看，大获成功的《印度之行》可算是他的“封笔”之作。为了给这次的讲座做准备，福斯特不得不开足马力硬啃名家（与非名家）作品，除了阅读塞缪尔·理查逊、笛福和斯特恩以外，就连像美国作家诺曼·曼特森的《弗莱克的魔法》那样平庸的幻想类小说他也没放过。这段“备课”的日子对福斯特而言，显然十分不好过。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里就表达了这段时期对于自身价值的怀疑和忧虑：
我想我之所以活着，首要责任至少是的公共责任就是写出好书来。对此，我可不能说自己正在恪尽职守。我的时间都用来阅读别人的小说了，这是为了明年在剑桥的几个讲座做准备……眼下我正在硬啃《克拉丽莎·哈洛威》，不久前我才对付过了笛福和斯特恩，这两位的作品读来令我心旷神怡。这一切做起来其实挺愉快的，再说讲座的报酬也很丰厚。然而这跟创作却毫无关系，我觉得自己像个木偶，真实的生命已经被抽空了，而且我还一直在反复思忖恐怕以后还会一直这么琢磨下去大多数人年过四十以后不免都会变成这副德性：小日子过得挺惬意，干什么都能自得其乐，还占住了一个空间（就再也不肯挪动了）。可是呀，他们心底想要保留的那一点尊重却完全放在了错误的地方。
在这样自我怀疑又焦虑的状态中，再加上本身对文学批评的不信任，福斯特在克拉克讲座上多少有点剑走偏锋。他用诙谐的语言和幽默的方式陈述自己的见解，也毫不掩饰他在阅读上的好恶，一再将他欣赏的与不欣赏的作家并列谈论，以收“高下立判”之效，将司各特和梅瑞狄斯等作家贬了下去。有位乔治·瑞兰兹先生听过了几次讲座，他说：
摩根从不妄下断语也不空谈教条，他从不屈尊俯就，亦不盛气凌人。重要的是，他说话虽从不提高声调，却也从不含糊。他的讲座正如他后来做的那些十分令让人难忘的电台节目是在面对“普通读者”，向他们娓娓道来。
八场讲座结束后，福斯特将讲稿和当初的一些准备材料交给出版社汇编成册，于同年出版。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这本书里的内容，由于福斯特本人决定保留讲座时“随性的”和“如话家常”的语气，还真可以让人感受到这位作家确实把讲堂上的听众都当作“普通读者”看待，以致有时候会蹦出一些略显轻佻的表现。这种活泼逗趣，将理论予以形象化的呈现方式，或许是这些讲座大获人心的原因之一。根据福斯特后来写给友人的信函，场讲座的听众反应热烈，超出他的预期；第二场则听众兴致勃勃；第三场时“讲座已经在剑桥儒博间广受欢迎”；及至第七场，那是“风靡一时”，终获得了“了不得的成功”，乃至“盛名日隆使得我顾不上写信了”。
事实上，福斯特采取的这种毋宁有点率性的策略，并非每个在场的听众都觉受用。在某些严肃而专业的读者，比如在从头到尾听完了八次讲座的F. R. 利维斯博士的眼中，福斯特的讲座惊人地暴露出“智识上的虚妄”。而他认为这些讲座之所以受到大量“意气相投的听众”的欢迎，并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皆因堂上的听众大多是“剑桥那些蠢教师的妻子以及她们的朋友”而非“剑桥儒博”尽管也有不少男性教师出席讲座，包括利维斯那身在国王学院的年迈导师，但在他看来，这也只能说明国王学院的人都十分愚忠。
无论如何，福斯特非但在讲座上取得成功，他的讲座材料汇编成册后，更使利维斯感到痛心疾首，盖因这书出版后马上成了“公害”：“全英国女子学校的那些女教师，都抓住所谓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区别不放。”
福斯特为对小说中的“人物”层面阐述他的见解，提出了“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说法。在当时，这个被赋予生动形象或曰被“漫画化”的理论，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即便时至今日，这个说法还是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难想象当时的英国教师会对它趋之若鹜，直接把它用作教材。但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利维斯对福斯特的这番批评，人们就算不为福斯特叫屈，恐怕还是要为他口中的“教师的妻子和她们的朋友”以及“女子学校的女教师”（全是女性）抱不平的。对于这么一位明摆着思想偏颇的博士，人们也就不免怀疑他这些评论的公正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