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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比埃尔就要死了。
高鹏举左手上右手下,像捂一枚枯叶,将圣比埃尔的一只手轻轻捂着。他在病床边已坐良久,如果那只被捂的手温度尚存,他绝不会放开。
那是对双重承诺的忧伤信守。
德穆伊·德·苏姗娜夫人离开哈尔滨时,曾信赖地托付他照顾好圣比埃尔。
而圣比埃尔也曾对他说:“高,我多么希望我死时,有你陪在我身边,像兄弟陪着我那样。”
对于某些人,没有什么承诺是必须信守的,承诺在他们那儿只不过是特殊场合对特殊之人所说的特殊话语,背弃承诺同样可以找出各种特殊的理由或借口。
而在另一些人那儿,其诺一经出口,不论事关大小,竟未兑现便会长期地自我谴责。所谓一诺千金,千金难抵。
高鹏举属于后一种人——他的父亲高亦林仅在此点深刻影响了他。除了此点,熟悉他们的人都认为,父子俩在性情方面相似甚少。

这是一家由苏联人开办的儿童医院。
病房供热充足,温暖如春。的方桌上,高鹏举带来的唱机在转动,萨克斯曲悠远开阔,令人陶醉。
四十余岁的犹太人圣比埃尔是位出色的萨克斯手,同时是一位践行忧郁浪漫主义理念的萨克斯曲作曲家。当年全世界为萨克斯作曲的人不多, 自从他随同苏姗娜夫人“光临”哈尔滨,给哈尔滨音乐界带来了可喜的新气象——俄苏音乐鲜明的民间之风与西方音乐的古典之风与美国音乐的 “ 爵士风”与巴黎音乐“骨子里”的唯美之风相互吸纳,各美其美,美美融合,美美与共。
留声机播放之曲由圣比埃尔所作,是高鹏举出资为他灌的珍藏版唱片。
1935 年冬季——确切地说,二月五日这一个夜晚,外边的城市几乎被冻脆了,似乎只要有什么猝力撞击了某处,即使是极微之力,即使仅剐蹭了边边角角的什么地方,整座城市顷刻也会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崩碎,一切残垣断壁皆会呈现出冰碴儿来。地冻如铸铁,寒夜闻裂声。
此前,一月七日,伪满协和会中央总部发出通知,召集地方联合协议会,严厉加强奴化教育;一月二十日,伪满实业部推行重要产业统治法大纲,对全东北重要产业实行全面控制;二月一日,北满铁路运费改收伪“国币”……
是的——是犹太人的萨克斯圣手就要死了。隐形的死神已站在病房门外,随时会失去耐性穿门而入。对于死神,一切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同一种地球动物而已,他收割人的生命,准时准点,乐此不疲,正如在菜农眼里,韭菜只不过是韭菜,只分该割或尚不该割的两种;类同死神照章所办之事,从不徇私情。他和任何人都没来往,便也对感情二字毫无体会。
实际上,高鹏举已不能分清自己双手所感觉到的温度,有几分散发于自己的身体,又有几分属于圣比埃尔那只枯叶般的大手。在他听来,萨克斯曲并非发自于留声机,他背后也没有方桌,没有墙和门;连医院楼都不存在。他背后只有天和地,只有天地间无边无际的凛冽寒夜,萨克斯曲是从极远极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而那地方阳光明媚,正值美好的夏秋更替之际,有披着绚丽秋装的山峦,有清澈的河流,两岸野花盛开,姹紫嫣红;有人坐在图案美观的地毯上饮酒,有人在草地上跳舞;河流似乎是松花江,不能确定;那些享受美景的快乐的男女老少似乎是哈尔滨人,也无法确定。
他的眼更多的时候在看圣比埃尔的脸。那张脸也瘦得脱相,别人看了会害怕的,但他却想将那张脸通过自己的双眼“拍摄”下来,保存在心灵的底片上。友谊之所以谓友谊,乃因一方留给另一方的后印象,在所有遗物中尤为珍贵。
圣比埃尔戴着吸氧面罩,高鹏举看到的仅仅是他的上半张脸,他闭着的眼仿佛再也无力睁开。医生说,吸氧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临终的呼吸痛苦,并无任何医治方面的作用。
高鹏举说:“那就是重要的作用,一切费用由我出。”
他偶尔也会抬起头望向窗外,一盏路灯清冽的光照在窗户上,外边正下雪。起初,不知从哪儿飞来只麻雀,落在窗户一角。不久,又飞来一只。两只小东西挨得紧紧的,如果它们的翅膀是手臂,那么想必会互相拥抱在一起的。他再次看它们时,它们的身体已没了鸟形,变成两个紧挨着的微小的雪人了。
他看得揪心,不再看了。倘那窗不是封严了的,他会将它们放进病房。入冬以来,不少鸟儿冻死了,大抵在夜里,人们白天常能见到冻死的鸟尸。冻死的人更多,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高鹏举在商界一倡议,组成了临时慈善机构,专门救助流浪者,为冻死的他们收尸,找地方下葬。
圣比埃尔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吸声更长,呼声更短,面罩扩大了那声音,高鹏举也听得越发揪心了。萨克斯曲与萨克斯圣手临终前困难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听得高鹏举五味杂陈,眼眶屡湿。
1935 年,高鹏举二十七岁,却在两年前就被称为先生了。那年他父亲去世,臂戴黑纱的他由“高公子”而“高先生”。当年,一个男人但凡穿得像点儿样子,必定会被当面称为先生的。同曰“先生”,当面与背后甚有区别——高鹏举也被人背后称为“高先生”。有钱有地位的人那样,平头百姓也那样。认识他的人那样,只听说过他的人还那样。他沾了他父亲高亦林人格魅力的光,其父不仅是哈尔滨德高望重的人物,在东三省之商界亦口碑甚佳,人脉远布于天津、北平及上海。肚子里行得了船,胳膊上跑得了马,便是形容高亦林那样的人物。高鹏举在为人行事方面也颇仗义,所谓遗传基因。
圣比埃尔起先住在一所日本医院里,是哈尔滨医疗条件好的医院。高鹏举是名人,院方买他的账,由水平的日本医生主刀,为患癌症的圣比埃尔成功地进行了胃全切除手术,当年是颇有难度的手术。但那所医院的院长,却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还是日本特务。他结束省亲假从日本回到哈尔滨后,一听说圣比埃尔住入了该院,勃然大怒,限时出院。高鹏举明白,那家伙憎恨圣比埃尔,肯定是由于圣比埃尔加入了哈尔滨交响乐团,并由该团担保放弃法国国籍,改入了苏联国籍。在日本军特方看来,主要由苏联人组成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极可能潜伏着多名苏联间谍。而身在哈尔滨的苏联间谍,任务当然是针对日本军方的。想明白了日本人的逻辑,高鹏举未敢拖延,紧急地将圣比埃尔转移了。唯恐日本宪兵特务加害于圣比埃尔,他秘密地将圣比埃尔转移到了这里。确乎,这里是日本人想不到的所在。他夫人赵淑兰曾认为大可不必,建议他求一下伪满哈尔滨市长,如果市长肯出面协调,圣比埃尔也许就不必转移。高鹏举没采纳夫人的建议,怕将圣比埃尔继续留在狼穴虎洞,其命朝不保夕。住进儿童医院,安全是安全了,但圣比埃尔经这一番折腾,术后情况急剧恶化,虽由关系好的苏联医生轮番前来救治,却还是回天乏术。
此地此时的高鹏举,内心充满对日本军特人物的恼怒。他有些后悔没听从夫人的建议,但一想到自己是交响乐团的编外成员和常客,估计自己也和圣比埃尔一样上了日本军特的黑名单,便只有徒唤奈何地接受现实。
萨克斯曲尚未结束,门外突起一阵不祥的动静。先是一楼有多双穿靴的脚跑上来,将木板楼梯踏得嗵嗵响。接着走廊传入女护士用俄语惊问的话声:“为什么?这里是医院!”再接着是她的惨叫声,肯定挨打了。
不待高鹏举有所反应,病房门被一脚踹开,闯入一名日本兵。那日本兵在门旁持枪立正后,作了一个请的手势,于是进入一名日本军官,看去与高鹏举是同龄人,挎洋刀,穿皮靴,戴白手套。
高鹏举放开圣比埃尔的手,霍地往起一站,镇定地看着对方。是的, 是镇定地看着,没有丝毫惊慌,却也没有丝毫愤怒。实际上他内心里不但有惊慌,也有愤怒。惊慌与愤怒等量交织,镇定完全是装出来的。同时也有几分疑惑——他估计对方绝不会是冲他来的,自忖尚没什么可被对方指控的罪名。那么就是冲圣比埃尔而来了?可对于一个濒死的犹太人,又何必如此呢?他委实不明白,不理解。一时发蒙,不知究竟该作何表示才算明智——他那蒙有几分像是镇定。
日本军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被留声机吸引了,走过去站定,左手托右肘,右手成拳,撑下巴。听了片刻,像女人捏根头发似的,用戴白绸手套的手将曲臂捏起,小心翼翼地放下——不但仅用二指,另外三指还伸直着,小指还旁岔着,如同女伶在舞台上演戏,并有摄影机在拍自己手的特写,于是作莲花指状。当他轻轻合上留声机时,翻译进来了。
高鹏举不禁看了圣比埃尔一眼——他竟睁开了眼睛。由于眼窝深陷, 那双眼睛显得特别大,眼神充满不安。高鹏举看出来了,那是回光返照, 并且明白,那双眼里的不安绝非因自身之危而有,乃是由于替他感到了惊恐。对一个濒死之人,还有什么危与不危之分呢?
翻译用日语向那军官介绍高鹏举。日语他是听得懂的,他也识得对方的肩领章,其上的星花告诉他,对方只不过是一名军曹,下等士官而已。校级的军官高鹏举也不止一次见到过,他们对他一向彬彬有礼,这使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
那军曹平出一臂,看似轻拨了一下,实则暗力运足——翻译倒退数步,若非靠住了墙,结果必然跌倒。
军曹说:“高先生是皇军的朋友,满洲话是我的第二语言,不必你多此一举。出去!”
翻译便尴尬地笑,讪不搭的闪出去了。高鹏举也笑了笑,悬着的心归于平稳。
对方从衣架上取下他的大衣,移步至他背后,替他将大衣披在肩上。高鹏举一动未动,又不知该作何反应,唯恐应对稍有不妥,会使局面突变。
对方的“白手”在他大衣的肩上和水獭皮的领上表演性地抚了几下, 后退一步,靴跟啪地一并,向他敬了一个特帅的军礼。
他正发呆,对方礼毕又说:“高先生,感谢您对我们此次行动的主动参与,我一定会向长官请示,替您申请嘉奖!”
“长官,误会大了!您的话我不明白……”
高鹏举终于开口说话。虽然对方等于向他明示了他的安全,却也使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
对方朝他一瞪,他又乱了方寸,不知再说什么为妥了。
“假装不明白没什么,心里明白就行。”
对方的“白手”拍了拍他胸口,随即朝门外招了招,便又进来两名日本兵。
对方指着圣比埃尔,命令:“使他老实点儿。”
两名日本兵站在病床两侧,同时按住圣比埃尔的腿和胳膊。
高鹏举立刻明白了对方意欲何为,大叫:“浑蛋!我要向宪兵队控告你!”
他立刻挨了一耳光,门旁那名日本兵扇他后,仍面无表情地退守门旁。
那一耳光将他又扇蒙了。
军曹微俯身,仍以莲花指的手势,将吸氧罩从圣比埃尔脸上取下。圣比埃尔的腿、臂已被按住,动弹不得。只将腰身挺了几挺,长出一口气, 命烛熄灭。然而,却死不瞑目,深陷的大大的眼睛望向高鹏举。
“高先生,您认为,您的朋友听了我刚才感谢您的话,死前会作何想法?”
那军曹转身这么问高鹏举。
高鹏举从没经历过此等欺辱,却也只有强忍。强忍一名日本士官,而且是与自己同龄的士官的欺辱,对他这位哈尔滨名人谈何容易!
翻译此时又进来了。
军曹对翻译说:“替高先生拎上留声机,替我送送他。”
高鹏举在走廊里踉跄而行时,见走廊一侧隔几步站着一名日本兵,枪上的刺刀寒光闪闪。苏联女护士靠墙昏坐于另一侧,头上流血,显然挨了一枪托。翻译差点儿被她伸出的腿绊倒,他倒退在高鹏举前边喋喋不休:
“谢天谢地吧,太君对你多礼貌多客气呀,不是还表扬了你吗?换成别人, 能毫发无损地离开吗?”
高鹏举回了一次头,见那军曹已在病房外,举起“白手”向他招了招。
他在医院的台阶上失足跌倒,扑伏阶下,留声机被抛在他身旁。医院门旁停着一辆军卡和一辆吉普,都插着太阳旗。
他的小汽车停在对面,司机孙尚义跑过来将他扶起。
孙尚义掀开留声机盖看了看,低声说:“还好,唱片没损坏,您没事儿吧?”
“没事儿。”
他刚说完,有人大声叫他:“鹏举!”
对面的吉普上下来一人,乃市公安局刑侦队长潘佑泰。他曾是高亦林的几位把兄弟中年龄小的一个,也是一个上赶着唯恐赶不上趟的汉奸。本来,他是负责民事案件、维护一般治安情况的满警人员,却偏要积极与日本特务机关勾搭连环,经常提供du家情报,献计献策,渐受赏识。
由于以上两种特殊原因,高鹏举不能对潘佑泰不理不睬。
“两分钟后,按喇叭催我。”
高鹏举对孙尚义说罢,朝潘佑泰走过去。潘佑泰待他走到跟前,掏出烟递向他。高鹏举一向吸烟斗或雪茄,很少吸卷烟。但那时的他,屈辱与愤怒犹如浪涛,一波接一波在胸膛内翻卷叠涌,像是会将他的心脏给撞碎——他太需要烟了,是烟就行。
潘佑泰自己也叼上了支烟,按着打火机替高鹏举点烟。
高鹏举深吸一口后,潘佑泰以撇清的口吻说:“贤侄,这事儿可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我只不过是个听支使的角色,人家要求我随行,我敢不来吗?”
潘佑泰显出无奈的样子。高鹏举说:“但愿吧。”
他说完,忽然想起——将圣比埃尔转到儿童医院一事,除了自己的司机孙尚义,再就只有潘佑泰知道。对孙师傅他是绝不怀疑的,至于潘佑泰,他当然是能瞒就瞒。但偏偏的,在送圣比埃尔去儿童医院的路上,潘佑泰的车别住过他的车。潘佑泰说不知是谁的车,见车速甚快,颇觉可疑,拦一下是职务反应,若知是他的车就不拦了。
想起那事,高鹏举断定,告密者必是潘佑泰无疑。
潘佑泰听了他的话一愣, 慢条斯理地说:“ 假如我参与了, 便又怎样?”
高鹏举也一愣,随即淡淡地说:“参与了也就参与了呗,谁能将俺叔怎么样啊!”
潘佑泰笑了,矜傲地说:“贤侄,这话叔爱听。满洲国已成立四年了,载入史册是既成事实。东北军一开溜,东三省都是皇军的天下了,大日本皇军在东三省的军事占领坚如磐石,固若金汤,我作为满洲国警界干部, 幸获皇军倚重,怕谁呀?”
高鹏举只得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潘佑泰又说:“虽然哈尔滨被叫作什么东方的巴黎,还设立了二十几处别国的领事馆,吸引了二十几国的有钱人来大兴土木,购置房产,但不管你是哪国人,在东三省,特别是在哈尔滨,皇军叫你弯,你就别想直。皇军叫你是方的,你非想是圆的就没你好果子吃!贤侄你说我的话对不对?”
高鹏举应付地说:“对,太对了。叔……可我朋友只不过是一个音乐人。”
“你指……那个什么尔?”
“圣比埃尔。”
高鹏举又深吸一口烟,呛咳嗽了,将半截烟插入雪堆。
“贤侄,你给我听明白。皇军在东三省,简直也可以说在全中国,哪种势力都不怕。将来之中国,也许全都得姓日。但皇军只有一种不放心, 就是黑龙江那边的苏联。皇军恨苏联人,这叫天敌关系,懂吗?谁叫那犹太佬非加入了苏联籍呢?他这不是等于给皇军上眼药吗?”
潘佑泰侧目看他,语中含责。高鹏举一时无言以对。
潘佑泰又说:“放心,皇军主要不是针对你。到目前为止,皇军还没把你当成危险分子。”
“叔能否帮我疏通疏通?我想为我朋友举办丧礼。” “不能!”
潘佑泰将烟头使劲蹍入雪地,又吸着了一支烟。高鹏举的车响起了喇叭。
“?”
“当然!你如果还要那样,皇军就会迁怒于你。而我如果帮你疏通, 就会影响皇军对我的抬举。连这么一种轻重都掂量不出来的话,你叔的名字还配得上佑泰二字吗?去吧去吧,你司机催你了,我也冷了,得车上待着去了,改日有空,从容陪你聊。”
潘佑泰用另一只手轻推高鹏举,而孙尚义下了车,冲高鹏举喊:“少爷该走了,少夫人会担心的!”
高鹏举急切地又问了一句:“他们非留一具尸体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