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
德行者，德性与品行之谓也。在内为德，在外为行。孔子教育弟子，以文、行、忠、信为四教，又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四科；四科之中，德行居首，其余三科无不赖此以大以明。《论语•先进》皇侃疏引范宁曰：“德行，谓百行之美也。”又《抱朴子•文行》：“德行者，本也；文章，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以“孔门四科”居首，颇有宗经、征圣之意，故论者径以“新论语”目之。然细读《世说》可知，其旨归趣向，又与《论语》大异其趣，而自有彼一时代之新精神与新风尚者在焉。盖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变乱频仍，儒学渐趋式微，老庄乘势抬头，又加佛教东渐，道教兴起，诸种思潮风云际会，磨合激荡，遂酿成中华文明史上一十分特出而别具光彩之玄学时代。故其时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好尚，颇不同于周秦两汉。即以《德行》一门而论，便有儒表道里、礼玄交织之况，如陈蕃以仕访隐、叔度汪汪难测、管宁割席断交、阮籍至慎玄远、嵇康无喜愠之色、乐广以名教中自有乐地、阮裕因人不借而焚车、谢安常自教儿、王恭作人无长物等，皆时代风气作用于人物言行之征也。又《德行》门以仲举礼贤事发端，亦大可注意。盖名教与自然之角力，孔孟与老庄之消长，彼时已露端倪；而士大夫群体之自觉，与夫王纲解纽之乱局适成反对，故党锢之祸于是乎起。换言之，若无东汉人物之风骨节义，所谓“魏晋风度”，实无从着落矣。《世说》虽“小说家言”，而颇重史实与史识，昔人谓其“变史家为说家”，洵非虚语。此读《世说》者，不可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