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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气，生动地反映出古人对待神灵的态度，人们祈求神灵在新的年份里管束好水土、昆虫、草木，让它们各安其位，以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祸害。大蜡的时间在夏历十二月，是岁末对有关农事诸神的一次总祭，所谓“合聚万物”，而总祭诸神。大蜡之祭充分体现了古人对农事的重视。再说元日天子“祈谷”之礼。天子在立春之日要到东郊迎气。立春日，周天子穿着青色的衣服，乘青色的车马，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迎春。然后在本月选择一个吉利的天

干日，如上辛日，举行郊祀祭天，祈谷于上帝。郊天之后，周天子还选择一吉利的地支日，如亥日，举行农耕仪式。天子亲自带着耒耜等农具，在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的簇拥下，进入田间进行象征性的耕作，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躬耕帝籍”，即周王亲自为天帝到祭田劳动，兼之为本年农事丰收祈祷。这种正月立春后郊祀祈求丰年的仪式，成为历代王朝的政治大事。为了郊外祭祀的方便，帝王还要修筑郊天的圜丘。这种年节祈谷仪式成为后代王朝遵循的新年典礼。隋朝卢思道《驾出圜丘》诗描写了当时郊天的情形：

北为祈谷坛。祈谷坛的主体建筑是祈年殿（原称大飨殿），明清帝王正月上辛到天坛祈年殿祭祀上帝，为民祈谷。上古社会膜拜自然，岁时信仰中体现着人们对神秘自然的礼敬。春节虽然还没有作为正式名称出现，但其岁时年节的意义已经形成，人们将春节所在的岁末年初作为具有特殊神性意义的时段，通过虔诚的祭仪，实现与天地万物的沟通与交流。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脱离早期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人们的岁时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依从自然月令的时间习惯逐渐改变，岁时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协调受到关注。作为岁首的春节，在秦汉以后社会意义明显，朝廷将岁首作为展示与加强君臣之义的时机，民间则作为乡里家庭聚会的良辰。秦代至汉中期前，岁首在夏历十月，十月初一为新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将岁首之月确定在建寅之月（夏历正月），此后历代相沿。这样与四时中的立春节气接近，一年之始与四季之始的时间基本合拍，岁首新年与新春同时庆贺。秦朝的十月新年在汉朝称为“秦岁首”，其庆贺礼仪活动也保存下来。《荆楚岁时记》中仍有南朝时“秦岁首”吃黍米肉羹的记载，再到后世，演变为“寒衣节”。

它与原始宗教的腊祭在时间上有所区别，但十分接近，传统的部族生活以腊祭的第二天为“初岁”，人们以“一会饮食” 的方式庆贺。正月旦是汉代皇家的重要庆祝日，朝廷要举行大规模的朝会，“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皇帝正月清早上朝，接受文武百官的庆贺，同时百官也得到新年宴饮的赐赠，这时礼乐齐鸣、百戏腾跃、鱼龙曼延，一片欢乐景象。除非遭遇特大灾患，正旦朝会年年举行。有时新年朝会也会因为帝王的爱好有小小的不同。如在儒家经学盛行的东汉，讲经论学成为社会时尚，在正旦朝会之后，有时会插入一个有趣的节目，那就是辩论经术。汉光武帝刘秀在朝贺之后，让群臣能说经者互相辩难，如果该人学理不通，就要将其座席让给通达之士，侍中戴凭以其深厚的经学功力夺得五十余席于坐下。当时京师盛传： “解经不穷戴侍中。”（《后汉书·戴凭传》）这样的朝会对于混迹官场不学无术的官员来说，可就成了难过的“年关”。当然，这样的朝会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正旦朝会更多的是显示歌舞升平以及君恩臣义的融洽景象。

在朝廷的影响下，王者岁首逐渐成为民俗大节，汉代民间将年节民俗活动由传统的腊日、腊明日移到正月之旦的“正日”。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了东汉时期民间正日的祭祀仪式与庆祝活动。首先，祭祀祖先、礼敬尊长是汉代正日礼仪的主要内容。在正日前的三天，家长与执事都要斋戒。正日是祭祀日，在家长、执事敬酒请神之后，全家无论大小，按尊卑等次列坐于先祖牌位之前，家人怀着喜悦的心情依次向家长敬酒致贺。

为家长祝岁祈寿是自古的年节传统，《诗经·豳风·七月》 “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岁末饮酒祝福即是此义。岁首的酒品是敬神之酒，具有通灵的特殊效用，它能辟邪祛恶、益寿延年。其次，拜贺宗亲乡党。正日家庭祭祀庆祝仪式之后，人们走出家门，拜谒恭贺亲族与邻里，利用年节时机，沟通自己与亲族、邻里的关系。后世正月拜年的传统即由汉代正日新年拜贺的习俗发展而来。岁首卜年，是汉朝正旦的主要节俗之一。汉代人在正月旦预测一年水旱、年成丰歉。《史记·天官书》：

还有看云的颜色，占卜种植所宜。另外有一种从正月旦至正月初七观测雨水以卜年成的习俗，从正月初一开始，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数至七日，最高有七升之食。魏晋时期根据正月初一至初七天气阴晴占卜六畜与人口情况的习俗，大概与此相关。还有岁首听声预测未来年成的习俗。“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合宫，则为好年，吉利；商音，就有兵事；徵音，有旱灾；羽音，水灾；角音，则为恶年。据五音占卜年成，是一种与五行属性相关的神秘的巫术信仰。近代民俗社会中，新年还有听人说话，预测人事未来的习俗，称为“听谶”。

汉朝岁首家庭聚餐中，有一道特殊的菜肴，那就是菟髌（兔子的髌骨），“食得菟髌者，名之曰幸”。得幸者，是好兆头，如后世得彩头，令人吉利。还有一说，吃到菟髌者，令人面部不会像菟髌那样难看，得到菟髌就意味着自己不会有这一疾患。髌是膝盖骨，为何得菟髌就能吉利，在秦汉有一颇有深意的解释：古代有一种髌刑，对于钻墙打洞、入室盗窃者，处以髌刑，即去掉犯人的膝盖骨。秦朝残暴，滥施刑罚，“烹俎车裂，黔首

穷愁”，所以人们吃到菟髌，就认为自己得到“佳瑞”，说这样就可免除自己遭受髌刑的厄运（《风俗通义》佚文）。菟髌给人带来幸运，这可能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正旦食用它，并赋予它以新的民俗解释，这是秦汉民俗的新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岁首称为元正、元日、元会。岁首朝贺仍是朝廷大典，由于典籍缺载，对于魏时元会大礼，只能知道概略情形。魏司空王朗奏事说到岁首朝贺：

正月一日前晚，宫廷官员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等仪仗设于殿前。“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谒报，又贺皇后。”夜漏未尽五刻，群臣入殿堂各就位，“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皇帝坐定，群臣起身，然后依次朝贺，直到天明时分，皇帝分若干阶段接受藩王、使者、百官的恭贺，百官伏称万岁。皇帝赐众人饮酒饭食。六朝正旦元会时，在殿庭上设白虎樽，樽盖上有一只白虎，如果能在殿庭上直言进谏，就可开此樽饮酒。南朝宋代，废止了冬至庆贺礼，“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以上《宋书·礼一》）。梁朝元会，同样在正月一日子夜开始，“梁元会之礼，未明，庭燎设，文物充庭”。地方州府岁首同样行庆贺之礼，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时，元日之时，“府州朝贺”（《南朝梁会要·嘉礼》）。由于《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我们能确知魏晋南北朝元日的具体节俗。该书为南朝人宗懔所撰，记述了当时荆楚一带岁

时节日民俗。荆楚处于中国南北东西的过渡地带，其民俗荟萃五方，其节日民俗具有代表意义。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所谓三元，即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也就是说正月初一是岁首、四时之首、一月之首。元日人们鸡鸣而起，先到门庭前燃放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然后一家大小都穿戴整齐，依次拜贺尊长。拜贺时要进奉椒酒、柏叶酒、屠苏酒等，人们在元日饮桃汤、吃胶牙糖，并尝试五辛盘，即以葱、蒜、韭、蓼蒿、芥五种辛辣味组合的菜肴，以在春日之初疏通五脏之气，还食用鸡蛋一枚，服用中药“敷于散”（柏子仁、麻仁、细辛、干姜、附子等搭配而成）一剂。元日的饮食目的在于强身健体、辟邪祈福。正如庾信《正旦蒙赉酒》诗云：

六朝元日饮酒俗规奇特，它颠倒了以前饮酒从尊长开始的原则，顺序是从年龄小的开始，因为“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而老人新年趋老，所以最后饮酒。此外，还在手臂上佩戴却鬼丸，在门户上挂桃板，称为“仙木”，门口画一只大鸡，挂一串苇索，以禳除鬼邪之害。岁首卜年的民俗也很有趣。正月初一，人们以一串铜钱系在竹杖脚下，旋转着抛到粪堆上，说这样新年即可诸事顺意。

传说商人区明过彭泽湖时，遇到水神，水神邀其做客水府，临行问他要何礼物，有人教区明，只要“如愿”。水神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原来“如愿”是水神的婢女。自此之后，商人要啥，如愿就能满足他。后来在一年的正旦，如愿起来晚了，商人打了如愿，如愿逃到粪堆中，商人用竹杖打粪堆，喊如愿出来，如愿终究没有回来。

人们以每一天的阴晴判定未来某物是否丰产，晴则丰产，阴则不熟。六朝战争频繁，人口损失巨大，因此对人口的繁衍极为关注，人日也就成为春节期间特别重要的节日。人们在正月七日人日这天，吃七种菜合煮的菜羹，剪彩绸为人形，或贴屏风，或戴之头鬓，以祈人类之福。立春日，剪彩燕戴于头上，并贴“宜春”帖子，以应节气。正月十五，以豆糜、油糕祭祀门户，晚上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紫姑是古代蚕神，传说她本是一大户人家的小妾，被大夫人迫害致死，死后成为预测年成及人事未来的神灵。人们通常在正月十五晚上做一个偶人迎接紫姑。近代山东仍有正月十五“扎姑姑”的习俗。隋唐春节，称为元日、岁日、元正。元日是新春的节日，“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卢照邻《元日述怀》）。从唐代开始，春节被定为政府法定假日，唐开元年间《假宁令》规定，元日、冬至各给假七日。元日七天假期是年前三天、年后三天。每逢元日，朝廷照例举行早朝大典，庆贺新年。

由于早朝官员灯烛的繁盛，长安犹如“火城”。中书门下率文武百僚拜表称庆，由内臣宣答。地方诸道贺表，由礼部员外郎接受，取其中官阶最高人的贺表一通跪读进贺。（《南部新书》卷丁）唐人耿《元日早朝》诗描写了帝王朝会威仪的庄严与四海一家、共享元日的升平气象：

九陌朝臣满，三朝候鼓赊。远珂时接韵，攒炬偶成花。紫贝为高阙，黄龙建大牙。参差万戟合，左右八貂斜。羽扇纷朱槛，金炉隔翠华。微风传曙漏，晓日上春霞。环珮声重叠，蛮夷服等差。乐和天易感，山固寿无涯。渥泽千年圣，车书四海家。盛明多在位，谁得守蓬麻。

元日饮酒是对年轻人添岁的祝贺，“称觞惟有感，欢庆在儿童”（李约《岁日感怀》），同时也是对年长者的祝福，“但将千岁叶，常奉万年杯”（赵彦昭《奉和元日赐群臣柏叶》）。元日祈寿风俗流行。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日本僧人圆仁在长安度过春节，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人日春风催开了梅花，主人与客人看花饮酒，宴乐于东峰亭上。正月十五上元节，在六朝时期主要是与春节相连祭祀的节日。隋唐时期，上元放灯、观灯成为春节的重要节俗。元宵灯会的兴盛从隋唐开始，历代相沿。隋炀帝杨广是一个爱热闹的人，每年元宵他都要在都城洛阳举行盛大的灯会，招待外国使者，以夸耀中国的富庶。这位隋朝天子还写了一首《上元夜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

看来风流天子有着不错的诗才。唐朝是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元宵张灯风气更盛。八十尺高的百枝灯树，竖立高山之上，百里之外都能见到。二十丈幅的灯轮，“衣以锦绣，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朝野佥载》）。唐朝皇帝为了举国同乐，将以前正月十五一夜的灯会延长到三夜，规定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官家放假三日；为了人们通宵观灯游赏，节日期间取消平时的宵禁，即所谓“金吾不禁”。唐初诗人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诗序中说：

宋元明清各代，春节称为元日或元旦、新年。正旦朝会仪式依然是皇家的重要典礼。北宋东京（今开封）“正旦大朝会”隆重威风，皇帝端坐大庆殿，四名身材魁伟的武士站立殿角，称为 “镇殿将军”。殿上陈列仪仗，百官皆朝服冠冕，各路举人头名也身穿官服在朝廷站班。各州进贺官员各持地方特产品进贡。各国使者亦上朝入贺：辽国大使衣着紫窄袍，头顶金冠，冠的后檐尖长，像大莲叶；副使腰裹金带，穿着如汉服。大使拜则立左足，跪右足，以两手着右肩为一拜。副使拜如汉仪。夏国大使副使，均戴金冠，着短小制服，穿红色窄袍。参拜的方式是叉手展拜。高丽与南番交州的使节参拜如汉家仪式。回纥人长髯高鼻，以长帛缠头，散披其服。于阗人皆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带妻子同来。各国使者不远万里，参加宋代岁首朝会，皇帝例行赐宴款待。辽人与宋人还要比试箭法，得胜有奖。

朝贺结束，就殿给宰执群臣赐宴，外国使者次日就馆赐宴。宋朝的岁首朝会比唐朝更为严肃，显示着皇权的威严。元朝学习了汉家仪制，岁首朝会亦隆重盛大。正月一日，百官待漏于崇天门下，也是夜晚五更入朝。皇帝、皇后先后入座大明殿，待司晨官报时，百官分左右从日精门、月华门进殿，分站两班，向皇帝、皇后鞠躬、跪拜，山呼万岁、万万岁。丞相上表祝赞：

元朝帝王继承了中华岁首朝会大礼之仪，在盛大的新年庆典中显示太平气象。明代建国之初崇尚俭朴，对朝会之礼不大讲究，虽然在洪武元年（1368）定了正旦朝会仪，大略如宋朝元旦朝仪。但似乎明朝朝会只是例行公事，在国家生活中没有多大影响。我们翻检明人的著述，很难看到人们对元日朝会的记述，似乎朝廷上下对元日朝会没有兴趣。人们元日匆忙上朝、退朝，而朝官私下的民间交往显得更热闹。即使在皇宫，人们看重的也不是朝仪，而是日常的节俗活动。隆庆元年（1567）正旦，皇帝在宫中祭天，不用外面的特殊安排，祭品也不用太常

有一则事例特别典型地说明了明朝正旦与立春的地位差异：正统十一年（1446），立春正逢元旦，“礼部议顺天府官进春后，百官即诣班行贺正旦礼”（《明史·志第二十九·礼七》）。就是说由于元旦正好在立春这天，因此立春仪式之后，顺便举行元旦朝会之礼。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代北京迎春的“春场”在东直门外五里。先立春一日，京城最高首长京兆尹带领府属官吏，或骑马，或乘轿，皆着红色礼服，头簪彩花迎春。迎春的队伍以旗帜前导，接着依次为田家乐班、句芒神亭、春牛台及附属县的官吏人等。迎春队伍游行的路线是由春场游至府衙，表示将春气接到了府内。然后由京兆生员以塑好的小春牛、芒神送入宫廷，进皇上春，进中宫春，进皇子春。仪式完毕后，“百官朝服贺”。立春日，府县官吏都要穿上官服，祭祀句芒，各人用彩杖鞭打春牛三下，以表示官府倡导农耕之意。清朝元旦朝会成为朝廷例行仪式，“凡元正朝会，岁有常经”。雍正四年（1726），定元旦宴仪。元旦早晨，王、公、百官分别

在太和门外与午门外朝服等候，殿内布置完毕后，鸿胪寺官引百官入位，理藩院引外藩王公入殿。皇帝御太和殿，奏中和韶乐，王大臣就殿内，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就丹陛上，其他官员在青幔下，俱一叩，坐，赐茶。授茶礼仪中群臣就座次叩首两次。接着行进酒礼，大臣给皇上跪进酒，一叩，群臣皆叩。皇帝赐晋爵大臣酒，大臣两次叩谢皇恩，归座，群臣皆坐。皇帝进食，分给各筵食品、酒各一卮。然后是歌舞表演，先是蒙古乐歌进；其次，满舞大臣进，以满舞祝贺皇上新年添寿。“对舞更进，乐歌和之。” 接着瓦尔喀氏舞起，蒙古乐歌伴奏。每队乐舞结束，都给皇上叩拜。杂戏演出完毕，群臣三叩，大乐奏起，鸣鞭庆祝，以韶乐结束，皇帝车驾还宫。元旦朝贺仪式结束。遇到皇帝大寿正庆或十年国庆，要“特行宴礼”，宴饮后的歌舞表演更丰富，如面具舞、马舞、朝鲜俳乐，回部、金川番童陈演百戏。（《清史稿·礼七》）直到晚清，元旦朝贺仪式依然进行。“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应入朝朝贺。”朝贺以后走访亲友。清代春节期间的迎春仪式与明朝略同。立春前一日，顺天府尹率僚属朝服至东直门外迎春。立春日，大兴、宛平县令设供案于午门外正中，恭进皇帝、皇太后、皇后芒神、土牛及用时花插成的春山。进春的物件由府县生员抬进皇宫，然后由府尹主持鞭打春牛的仪式。（《燕京岁时记》）帝王的正旦朝会作为国家典礼，场面宏大、壮观，是国家

时间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岁首庆贺仪式，年复一年地对君臣关系进行确立，臣下向皇帝叩拜上寿，皇帝赐臣下茶酒，显示皇恩浩荡、与民同庆。盛大的朝贺庆典对内显示国家的太平，对外彰显国威。当然春节朝会在中古社会前后也有细微变化。在隋唐以前，君臣关系相对平和，有一些君臣同庆的节日生活情趣。宋代以后，伴随着君权的强化，君臣关系相对紧张，朝会更多体现着森严的等级秩序，反复的叩拜与效忠性的万岁欢呼，表达的更多是仪式意义。朝会一结束，人们急忙忙赶回各家过自己民俗的年节。宋元明清民间年节喜庆热闹，人们忙碌一年，就为了年底那几天的高兴。

即开赌禁三天，任百姓娱乐。无论官员还是百姓从早上就开始互相庆贺。家户店面均张灯结彩，平时的娱乐场所更是车水马龙。平时难得出门的贵家妇女也打扮出门，到赌场观赌。贫户小民在年节也换上新洁的衣服，把酒相酬。（《东京梦华录》卷六）南宋正月初一，“谓之元旦，俗呼新年”，为一岁节序之首。杭州士大夫年初三日，交相拜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

节。”当时年节出游寺庙宫观的风气很盛，寺观整天游人不断。年节是人们聚会的良机，家庭宴会气氛热烈，“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梦粱录》卷一）。两宋元宵街市灯火通宵达旦，歌舞百戏，杂耍表演，“奇巧百端，日新耳目”。元宵灯彩更盛于隋唐。《东京梦华录》载开封宣德楼对面作灯棚彩山：

灯山与宣德楼之间有两根高达数十丈的长竿，上绘灯彩，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元宵夜，皇帝登楼观赏灯彩与乐人表演，游人与皇帝共享佳节，成为北宋开封盛景。《桯（tīng）史》记宋宣和中元宵张灯，有夫妇在观灯中走失，妇人来到端门饮赐酒，将金杯偷藏怀中，被卫士发现，送到皇帝面前，妇女口占词一首，其中一句为：“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皇帝听说后，一时高兴，将金杯赐给妇女，让侍者将其送回。南宋临安元宵热闹虽不及东京，亦“家

家灯火，处处管弦”，民间歌舞杂艺表演得到官府的奖励与支持。据《梦粱录》记载，各种有名的舞队班社不下数十家，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乔迎酒、焦锤架儿、仕女、杵歌、竹马儿、村田乐、神鬼等。还有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府第中的家乐儿童等，亦“清音嘹亮，最可人听”，人们当街戏耍，竟夜无眠。元朝官员在正旦朝会仪式以后，开始进行民间私人性质的庆贺活动，如大都城内，京官虽然已经在官府聚会，但在民间仍行“岁时庆贺之礼”。人们相互迎送往还，年酒是一定要喝的，如果设席招待，就将食品排列于桌案之上。人们拜年贺节，往返于茶坊酒肆之间，活动要延续数天，直到正月十三日，街上开始卖糖糕、黄米枣糕及辣汤、小米团等元宵节令食品。市井商贩在街头搭起草屋，卖琉璃葡萄灯、奇巧纸灯、谐谑灯以及烟火爆仗之类。元宵灯火至十六日结束。大都元宵灯火，值得一提的是“独树将军”。这棵树在丽正门（今正阳门，俗称“前门”）外，当时是定皇宫方位的方向树，被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为 “独树将军”。每年元旦元宵，树身悬挂诸色花灯，“高低照耀，远望火龙下降”。不过就灯火热闹情形看，元朝远逊于宋朝。元朝统治者，常常有禁止民间灯会之举。明代正旦朝会不常举行，无论宫廷、民间都享受着节日亲情。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记述的明代宫廷的春节与民间春节

大体一致：初一日为正旦节，自年前腊月二十四日祭灶之后，宫眷内臣都穿上葫芦景补子及蟒衣。各家皆蒸点心，贮存肉食，准备一二十天的食品。年三十晚上，就开始互相拜祝，名为“辞旧岁”，大吃大喝，鼓乐喧阗，以为庆贺。年节要装饰门庭，门旁植桃符板、将军炭，贴门神。屋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年画。床上悬挂金银八宝、西番经轮，或者用黄钱编成钱龙。屋檐插芝麻秸，庭院焚柏枝，名曰“ （ǒu）岁”。正月初一五更起来，焚香放纸炮，将门杠在院子里抛掷三回，名曰“跌千金”；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当时也称扁食，即饺子。在饺子里暗包一二枚银钱，吃到这只饺子的人，意味着一年好运。这天人们相互拜访、祝贺，称为“贺新年”。从岁暮到正旦，人们头上都戴“闹蛾”，蛾儿用乌金纸剪裁而成，点染上彩，也有制成草虫、蝴蝶之类，做头上的装饰，以应节景。人日，吃春饼合菜。初九开始耍灯市买灯，吃元宵。十五日张灯，内臣宫眷皆穿上灯景补子蟒衣。灯市至十六最盛，“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酌中志》卷二十）明代北京民间春节更为生动有趣。当家人元旦晨起，率妻子等拜天地、拜祖先、煮饺子、给长辈上寿。元旦出游，在路上碰到亲友，就在街上叩头。头上戴的花饰称为“闹嚷嚷”，同样是乌金纸做的飞蛾、蝴蝶、蚂蚱等，大如掌，小如钱，男女大小“各戴一枝于首中，贵人有插满头者”（沈榜《宛署杂记》

卷十七）。正月初一，北京人上东岳庙烧香。初一至初三到白塔寺绕塔。初十至十六东华门外灯市繁华，“是时四方商贾辐辏，技艺毕陈，珠石奇巧，罗绮毕具，一切夷夏古今异物毕至。观者冠盖相属，男妇交错”。观灯的时间集中在三天，十四曰试灯，十五曰正灯，十六曰罢灯。元宵节期间，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夜晚均不关门，“任民往来”。正月十六妇女结伴夜游，传说这样就会祛除腰腿疾病，名曰“走桥”。到城门之处，暗中举手摸城门钉，摸中者，就意味着得到男丁的吉兆，名曰“摸钉儿”。城内小儿在正月十六玩打鬼游戏，一人腰中系绳扮鬼，众小儿共牵一绳，轮流突袭该鬼，游戏的要点是击鬼而避免为鬼所执，一旦被鬼抓住，该人就要替代做鬼。该游戏有锻炼小儿体能与反应能力的功用。京郊乡村人在十一日至十六日，用秫秆布置灯阵，人们进入，稍不小心就会迷路，称为“黄河九曲灯”。十三日，各家用小盏一百零八枚，夜晚点亮后，遍置井、灶、门、户、砧石之间，称为“散灯”。清代贺年拜年之俗沿袭明朝，清晨，士民之家，着新衣冠、肃佩带、祭神祀祖、焚烧纸钱、阖家团拜后，出门拜年贺节。有的“具柬贺节”，就是在红纸片上写上恭贺新年等词以及自己的姓名，在初三以前送给亲戚朋友。有的登门揖拜，朋友之间在门口互相拜贺，亲戚挚友则拿出春酒、年糕等共贺新春。大户人家之间，则带二三随从，路远就坐轿或乘马，正月十五前

镂花绘果为茶，十锦火锅供馔。汤点则鹅油方补，猪肉馒首，江米糕，黄黍饦（tuō）；酒肴则腌鸡腊肉，糟鹜风鱼，野鸡爪，鹿兔脯；果品则松榛莲庆，桃杏瓜仁，栗枣枝圆，楂糕耿饼，青枝葡萄，白子岗榴，秋波梨，苹婆果，狮柑凤橘，橙片杨梅。杂以海错山珍，家肴市点。

作为岁首的春节，在传统社会是官民共享的第一大节。官方每到岁首举行盛大朝会，以隆重的朝仪显示帝国的威严与统驭力，同时也借观看节日灯火与欣赏杂艺表演之机，表露出与民同乐的姿态，以和谐社会。民间年节是历时一月的节日过程，特别重视除夕、新年与元宵，与官方朝会对应的是家庭与社会的贺岁礼仪。热烈祥和的贺岁礼仪，不仅稳固了家庭伦理关系，增进了家人的亲情，同时也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得到调整与再造。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节日方面是官方节日与民间传统节日出现分离，春节在公共社会中的地位时常发生变化，当然民间社会仍一如既往地享受着自己的传统节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

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民国元年（1912）1 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内务部编撰的这部《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与旧历书相比，其特点有三：一是新旧二历并存；二是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是旧历书上的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2月17日发布公告：

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两种历法体系，一种是官方推行的西洋阳历体系，作为公共行政、执法、国际交往的时间标准；一种是传统社会的阴阳合历体系，人们习惯沿用，服务于农时与日常社会生活。在民国初年，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式。 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

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岁首在官方意义上正式被易名为 “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被安置在公历1月1日的头上。而一般百姓并不理会公历元旦，仍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新年。1919年2月1日是农历新年，山西太原乡绅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中写道：

新年，一是“民国新年”公历元旦，一是“国民新年”农历春节。公历元旦新起，没有任何民俗内涵，农历春节却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民俗事象丰富。农历岁首，本来就建在孟春正月，它很早就与立春节气（这是最符合自然时序的春节）有着密切的配合，我们看汉朝以来迎接新年的节俗中，很多都包含着迎接新春的意义。所以民国时期直接将农历岁首称为春节，符合传统节日的内在性质，人们易于接受；而且一般百姓照例称其为新年或大年。但激进的民国政府曾一度不满足于二元历法结构的存在，试图全部统一使用公历，将传统节日习俗全部搬到新的历法系统中，过公历元旦，不过农历新年。据民国时期档案资料记载， 1928年5月7日内政部呈国民政府“对于国历，除官厅照例表示遵行外，一般社会，几不知国历为何事”，决定“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原因是：“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除军政各机关及学校，表面上尚能遵用外，在商店清理账目则仍循旧节，在工业支付劳资，则率依旧岁，至一般民众之赛会、休沐，益复寻朔计望，蒙昧如故，于一国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维新之际，而政令与社会现状，如此悬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贻笑列邦，抵牾国体，核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因此“拟办法八条，冀从根本上谋彻底之改造”。其中，第二条办法是严禁私售旧历、

新旧历对照表、月份牌及附印旧历之皂神画片等，理由是实行国历，必先严禁私售旧历始，至各省区民间习用之皂历，在城乡效力最大，尤应通令各省区市力加禁止。第三条办法是严令京内外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理由是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之表面上尚遵用国历者固属不少，而实际上阳奉阴违依然放假度旧历节岁者亦所在多有，宜从严禁止，以免淆乱民众之观听。第四条办法是通令各省区市妥定章则。公告民众，将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赛会及习俗上点缀品、销售品一律加以指导改良，按照国历日期举行。原因在于民间不克实行国历之原因，多半为旧历上习俗所囿，非将旧岁旧节之一切正当习惯择其无背良善风化、不涉迷信者一律妥定章则，提倡导引，俾均移照国历日期举行，不足以谋根本之改造，例如旧历年节元旦日应有之各样点缀品及正月间一切热闹娱乐举动，可移至国历新年一月内举行。效果并不理想。 1930年，政府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一）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二）由党政机关积极施行，并先期布告人民一体遵照办理，废

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借其他名义放假。（以上均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民国政府取缔农历后，一度雷厉风行。据时人记述，春节期间派警察找到关门停业的商店，强迫其开门营业，并将元宝茶及供祀的果品，叱责捣毁，有的还要处以罚金，“甚至乡间售卖历本的小贩，亦一并捉去拘役。一时间人心惶惶，将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弄出啼笑皆非之状”。不过这种做法，一两年后即消失，人们照旧过自己的春节，当局也无可奈何。（文载道《风土小记·千家笑语话更新》） 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农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民国期间春节习俗与明清相比，唯一的大变化是，延续千年的官方的朝会消失了，民国政府机关在公历元旦举行民国纪念日与新年庆祝活动。从民间习俗看较少变化，年节依然从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结束。兹以南北两地为例，可见一斑。北京通县，元旦（农历春节），设香烛、果饼，拜天地，祭祖先，乡里往还叩拜，庆贺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备元宵祭神，燃灯花祭祖。（中华民国《通县志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