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一个故事。故事与谋杀有关：谋杀肉体，也谋杀精神；谋杀起于心碎，生于憎恨，归于惩罚。故事会讲述谋杀始于何处，如何成形及付诸实施，如何使我们的生命变形，谋杀的传承又如何涌入我们周围的世界和历史之中。故事还将讲述暴力与谋杀的妄言该如何终结——若果真能永远终结的话。
我对这故事熟稔于心，因为我自己也曾深陷其中。故事的因果、其间的细节与难以磨灭的教训，我这辈子都在与之朝夕相处。我认识故事里的死者，也很清楚他们为何欲致他人于死地，自己又为何百般求死。如果我真心希望离开这是非之地，就必须将之和盘托出。
那就听我细细道来吧。
我是杀人犯的弟弟。杀人犯叫加里·吉尔摩，他杀害了两名无辜者，可算得上现代美国具有时代意义的犯罪分子。一九七六年七月，一连两个晚上，他无缘无故地杀死了两名年轻的摩门教徒。这项罪行倒不是他恶名在外的原因。相反，令加里臭名昭著的是他对自己的惩罚。在他杀人之前不久，美国法院正好在为恢复死刑清障，犹他——他犯下罪行所在的州——恰好是初一批通过立法恢复死刑的州。但执行死刑又是另一回事。一九七七年秋，加里被判决死刑的时候，美国已有十多年未执行过死刑，尽管这是新法，但全国仍不太乐见嗜血的法律。而一切都因加里·吉尔摩发生了改变。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加里拒绝使用上诉权，坚持要求该州按期执行死刑。很快他便触动了全国人民的神经，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几乎每天都能登上头版头条：辩论，延期，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还出现了爱情故事。尽管如此，加里依然抱着求死的决心，甚至还自杀过两回，将犹他和支持死刑的人逼入了始料未及的难堪境地。他不仅和那些人结盟，甚至还招揽他们变成自己的仆人：那些人会听从他的吩咐把他杀了，以此来满足他完成自我毁灭与救赎的心愿。加里坚持要求对自己施行死刑的做法——这么做也确实引导司法机构执行了这次死刑——似乎是在表明：你们根本就惩罚不了我，因为是我在求死，求死是我自己的意愿。你们会助我一臂之力，完成我的后一次谋杀。
整个国家对加里恨之入骨；不是因为他犯下的那些罪行，而是因为他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态度，似乎他想出了一个能赢得胜利、逃之夭夭的方法。
当然，许多人早已了解这段故事。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间的好几个月，这件事成了轰动国际的新闻，后来，诺曼·梅勒以此为蓝本，创作了畅销小说和收视率颇高的电影《刽子手之歌》。如果你们读过这本书或看过这部电影，就会知道加里后几个月的情形：众叛亲离，摧毁别人，又想否定自己。而与加里的暴力势头有关的故事却鲜有人了解，也从未有人就此进行过创作。但这段故事才是我家人的真实历史——深不见底的秘密和饱受挫折的希望创造的传承，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杀人的动力。
这部分故事从没有人讲过，因为很简单，没人愿意去谈论这些事情。在加里生命中的后几周，拉里·席勒——他获得了报道加里生平的版权，之后还为《刽子手之歌》做过大量采访——试图想让加里打开心扉，讲讲他的孩提时代和家庭生活。席勒能感觉到往昔发生过可怕的事，但加里坚称实情并非如此，还经常对这样的问题大加嘲讽或感到愤怒，即便在生命的后时刻仍未松口。几个月之后，席勒与诺曼·梅勒花费大量时间采访了我母亲贝茜·吉尔摩，试图探索这片绕不过去的领域：加里小时候发生过什么，导致他之后大开杀戒？席勒与梅勒竭尽全力想要打开缺口，但面对这些问题，母亲却时常打起令人抓狂的谜语，或者干脆避而不答。她不愿去触碰家庭过往中大片黑暗的部分，宁愿将之包裹于神秘之中。其中有些事与我父亲有关：他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以及他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不论在尘封的岁月中发生过什么，加里和母亲都不愿再透露，直到进坟墓时，他们俩仍守口如瓶，仿佛宁死也不愿放弃过往。
我也不愿讨论我家人往昔的种种细枝末节。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十五年时间里，我一直尽己所能将自己与家庭、与那段恐怖的历史及不幸的宿命拉开距离。以前，我常对自己说，无论加里的血液里流淌着什么，都不会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无论是什么毁灭了家庭的希望，都不会毁灭我的生活。我和他们截然不同，我知道。我可以逃离。
可现在我更清楚了。认为加里已全部承受了家庭的分崩离析，或者认为我们腐烂至极的命运，都已于那天清晨，随他一起在犹他的德雷珀监狱中化为灰尘——这些想法根本无法捕捉将他送至来复枪下的传承中的实质：这样的传承或遗产究竟是什么，它们又来自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