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日记，它展示了一段动荡不安的生活中的片段。它只是一段片段，这是否意味着它就没有任何代表性呢？至少，它是一个标志。日记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只字不提，却近乎偏执地日复一日记录着日常生活，初见平淡无奇，却渐渐地呈现出高明的心理战，这场战争发生在一个惊人的封闭的社交圈中，关系到十几个人。任何读者都能感觉到，理解日记中的故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辨认出数百次的来来往往，辨别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吃的午餐，理清楚蒙让夫人与某位朋友的相识——这些人已准备好参与到她的欲望与梦想中。还不仅仅是这些。有时，蒙让的笔下带着担忧，好像一直屏着气一样，会让我们有所怀疑，觉得他不可能编造出这么多的细节，如果这些不是事实的话，就不会如此清晰准确、多彩而具体。这些事件虽然难以捉摸，不好解释，但不意味着它们是无法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事件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描绘出了如此不同寻常、让人气喘吁吁的生活节奏，这需要我们屏息关注每个人的行为，同时也要对这一生活方式提出许多疑问。
从食材到厨师准备的饭菜，再到蒙让裤子上的小洞等等，这些数不清的细节是否有历史上的意义？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都是琐碎小事，其实不然——人类学家和作家，比历史学家更在意这些日子中的鸡毛蒜皮。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朝着细节的方向去探索，这是一场不寻常的赛跑。从研究情感史的罗贝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开始，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以及其他许多人也参与进来了。作家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的《显微人生》（Les Vies minuscule）冲破了小说与历史的束缚。早在他之前，我们还能想到作家米歇尔•莱里斯，他在《非洲幽灵》一书中写道：“把特例推至后才能达到整体，把主观性化后，我们才能摸到客观性。”当时这一著作几乎是反传统的。后来有了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还有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从而兴起了微观史学。
“即使是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也可以作为正面或负面的代表，因为它可以划出每个人潜在的可能性的范围。”在这句话中，我们想要反对的是，每个人的潜在可能性只能在一个时代内、在一个社会和政治背景下观察，否则就没有意义。
当福柯等人写下《我，皮埃尔•里维耶》（Moi ，Pierre Rivière）时，其中提供的详细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在叙述中带入动作和对话，而这些寻常的东西因被认为不够重要而通常没有立足之地……这样一来，如此叙述便可以将熟悉转化为杰作，将日常转化为历史。此外，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虽然频繁出现且单调——必须是独特而非凡的。”
我相信，只要福柯理解其中发生的事，他肯定会“喜欢”这部家庭闹剧。他不会厌烦蒙让夫人那些相似、单调、坚定、自信正确的话语，还有那些频繁出现的、雷同的事件。他一定会震惊于这些私人又非凡的细节，虽然完全没有透露出任何政治和社会背景，但他会明白，这些细节编织出了一段真正的历史。因为它们既表达了女性的挫败感，又表达了人们对提升社会地位的渴望。他们面对的是越来越浮夸的奢侈之风，尽管后者在世纪末将受到威胁。总而言之，这像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手工匠人蒙让想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蒙让夫人拒绝社会与时代赋予她的角色，试图逃离，身份却一再降低——她的社会地位没有晋升，反而一落千丈。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她逐渐降低社交标准，有着跌入社会底层的危险。终，陪伴她、与她一起散步的是一个萨瓦人和一个厨师，因被认为社会地位低下，她时常遭到拒绝，这不禁让人感慨万分。
当财富成为一个人无上的功德、的真实的时候，他整个人就会发生变化，衣装也随之变化。人们装模作样，十分可笑，正如圣西尔在《世纪景象》中所说：“城里人是模仿宫廷中人的猴子。”蒙让夫人便是如此，她毫无品位和礼节，模仿着那些虚荣的交际花。
“时尚的激流不受控制而又多变，旋涡般席卷而来”，侵蚀着君主制的先验的合法性。人们不做政治上的阶级斗争，而是用衣装、肖像画、午餐和看戏等标准来判断、衡量对方。蒙让夫人投身于这一潮流，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失败，她的生活也逐渐变得支离破碎，她所珍视的外貌也是如此。她多次呕吐，面容憔悴，而蒙让的生活也不再令人羡慕。
这段历史反映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状况，充斥其中的细节证明，那些在众生与事件深处探索的人是正确的。各个独特的人物形成了一个集体。即使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动作、习惯、嗓音，有着温柔、激动和健谈的时刻，他们彼此间也都有交集（共同点）。我们在每个阶段、每个步骤、每个诉求、每个请愿中都能看见冲突，冲突实际上超越了家庭空间，成为了政治范畴的现实——当时的编年史学家有时喜欢提出这个问题，如雷蒂夫（R伢tif de la Bretonne）、梅西耶，甚至书商西梅翁-普罗斯珀•阿迪（Siméon-Prosper Hardy），他在自己的日记《我的爱好》（Mes loisirs）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人们——特别是女人——想转变自己的角色时，就等于想破坏现有的秩序。这不就是反抗的开始，也正是反抗的本质吗？其实正是浮夸的奢华压垮了那些想享受奢华的人。在这段时间里，手工匠人蒙让在踟蹰中试图承担自己的责任，拼命地工作，尽管他冲动而坚定的妻子屡屡令他分心；蒙让夫人的诉求更多的是“尽可能地玩乐”，而不是女权主义者的态度。除非在这个启蒙时代中，享乐与女权能以某种方式交会。
蒙让夫妇间的差距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改变了我们对当时的工匠夫妇及他们的孩子的看法。邻居注视着他们、评判着他们。因为是潜在的顾客，左邻右舍在经济市场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手工业界传统的婚姻承诺被打破了，所以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蒙让夫妇的圈子如此封闭，只有少数几个朋友，而这些朋友与他们利益相关，却谈不上忠诚，其中一些朋友有时表现出同情，希望他们和解，但转天就背叛了自己的承诺。在这里，历史正在萌芽，尤其是男性/女性的历史，其中的每个人都在寻找、探索自己的角色，尤其是蒙让夫人。
我们再来举一个很小的例子，那就是马车的使用。每天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坐着马车来，叫辆马车出门，深夜再乘着另一辆马车回来。马车费用很高，蒙让、德利尼、用人们都反对叫车夫这一便利之举，但是为什么蒙让夫人总要乘坐马车呢？梅西耶和其他许多人都说过：马车和车夫对富有的人来说算不上什么。事实上，再往下一点的社会阶层，人们使用的是一种叫“杜尔哥车”（Turgotine）的马车［加布里埃尔•德•圣奥宾（Gabriel de Saint-Aubin）的画中曾出现］，车上的乘客都挤在一起，站在泥泞的木板上。虽然马车比较舒适，但远谈不上奢侈。然而，马车实际上是一种标志，代表着蒙让夫人对权力的渴望。蒙让自己解释过，为了节省马车费用，他选择徒步去日索尔看望妻子的父亲。
这些细节令人颇费思量：蒙让夫人眼中的马车并不等于丈夫眼中的马车。它首先是一种出行工具，贵族出行全都乘坐马车，当然，他们乘坐的是四轮豪华马车；其次，若要多结识一些人，它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媒介。在这一前提下，马车是载着蒙让夫人“出行”去寻找乐趣，却只是“运送”蒙让去工作。这不是一回事。对此类态度的感知和理解，与一些社会学家所推崇的“统一心态”背道而驰。
从这段文字出发，我们还可以尝试理解人类学家阿尔贝•皮耶特在其《行为民族志，细节的观察》一书中的劝告。“记录生活的流动，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心情、感受和情绪，捕捉当下的体验，比如一种义务或约束、一种策略、一种自由。”
男人和女人不仅仅是他们文化的产物，他们的声音、姿态、行为乃至他们的“犹豫不决”都是故事甚至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但它们的多样性决定了各种类型的历史事件是否得以发生。即使个体“完全被集体表征、集体情感所掩盖”，个体意识也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