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胡适
现在应该谈到鲁迅和胡适了，这两位大师名气太大，几乎用不着介绍。读者的程度不同、背景不同、性情不同，各人心里有自己的胡适、自己的鲁迅。“千江有水千江月”，每个月亮不一样，也教人不知道怎样介绍。
提起迅翁，不免首先想到杂文。杂文本是散文的一支， 繁殖膨胀，独立门户，谈欣赏好分开。散文也是“大圈圈里头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头一个黄圈圈”。
迅翁那些摆满了书架的杂文，是大圈圈里的散文，夹在杂文文集里的薄薄一册《野草》，是黄圈圈里的散文。欣赏迅翁的散文，首先要高举《野草》，讨论《野草》，先抄引其中短的一篇《墓碣文》：
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离开！……
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
我在疑惧中不及回身，然而已看见墓碣阴面的残存的文句——
……抉心自食， 欲知本味。 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迅翁把他内心深处的郁结，幻化成一个梦境，把读者的心神曳入他的梦中。梦是阴暗的，犹不足，出现了坟墓、暗 夜、荒野；孤坟凄凉，犹不足，坟墓裂开，出现尸体；尸体可怕，犹不足，尸体裂开，出现心脏，犹不足，尸体居然自己吃自己的心脏。迅翁使用短句，句与句之间跳跃衔接，摇荡读者的灵魂。迅翁使用文言，用他们所谓的“死语言”散布腐败绝望的气氛。这种“幻化”就是艺术化，散文七宗之中，唯有迅翁做得到，也只是《野草》薄薄一本中寥寥几篇， 它的欣赏价值超出杂文多多。但丁的《神曲》写地狱，《地藏菩萨本愿经》也写地狱，也许是因为经过了翻译，其艺术性逊迅翁一筹。迅翁有此禀赋，可幸，既有此禀赋又何以不能尽其用，可惜。
至于杂文，那是另一回事。杂文是匕首，是骑兵，写杂文是为了战斗，而胜利是战争的目的，当年信誓旦旦，今日言犹在耳。迅翁被人称为“杂文专家”，运笔如用兵，忽奇忽正，奇多于正，果然百战百胜。战争是有后遗症的，反战人士曾一一列举，我不抄引比附。此事别有天地，一言难尽，万言难尽，有人主张谈散文欣赏与杂文分割，我也赞成。
胡先生的风格，可以用他的《读经平议》来展示。读经，主张中小学的学生读“四书五经”，政界领袖求治心切，认为汉唐盛世的孩子们都读经，因此，教孩子们读经可以出现盛世，似乎言之成理。胡先生写《读经平议》告诉他们并不是这个样子。，看标题，他不用驳斥，不用纠谬，不说自己是正论，他用“平议”，心平气和，就事论事。第二，他先引用傅斯年先生反对读经的意见，不贪人之功，不掠人之美，别人说过了，而且说得很好，他让那人先说。第三，他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别人还没有想到，可能只有他想到，他说得更好。后，文章结尾，他用温和的口吻劝那些“主张让孩子们读经”的人自己先读几处经文，不是回马一枪，而是在起身离座时拍拍肩膀，云淡风轻，然后各自回家，互不相顾。他行文大开大合，汪洋澎湃，欣赏此一风格可参阅他其他的文章，如《不朽——我的宗教》。
这两位老先生都有信念，有主张，有恒心，有文采，两老没说过闲话，人家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两位前贤是句句念兹在兹。人家写小说，编剧本，他俩写散文，直截了当，暮鼓晨钟，甚至没有抒情，没有风景描写，可以算是近代文坛之奇观。两人的作品内容风格大异，鲁迅如凿井，胡适如开河，胡适如讲学，鲁迅如用兵。读鲁迅如临火山口，读胡适如出三峡。那年代，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不归于胡，即归于鲁，及其末也，双方行动对立对决。
“既生瑜，何生亮！”论文学欣赏，既要生鲁迅，也要生胡适，如天气有晴有雨，四季有夏有冬，行路有舟有车，双手有左有右。
每一本文学史都说，中国近代散文受晚明小品的影响很大，晚明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使当时的文学革命家如归故乡。乘兴为文，兴尽即止，作品必然趋向小巧，张潮一语道破：“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固然盆景也是艺术，然而参天大木呢？宣德香炉也是艺术，然而毛公鼎呢？印章也是艺术，然而泰山石刻呢？曲水流觞也是艺术，然而大江东去呢？晚明小品解放了中国近代散文，也局限了中国近代散文。
散文七宗之中，迅翁和胡博士是超出晚明小品的局限的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