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书：人之于书与书之于人
我念书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办公室里的书堆得连下脚的地方都快没了。他在英语系一楼有间大办公室，四壁都是书柜。经年累月，这些书柜逐渐摆满了书，还有些书架也见缝插针地挤占了办公室的每一处空当。书柜开始从墙壁蔓延到房间内部，衍生成书摊、书龛和书角。但是，这样仍不足以容纳他不断增加的藏书。很快，他开始把书摞在书柜顶上，并且两排两排地叠放在每层架子上，要拿后排的书，就得先把前排的书取下来才行。没过多久，书就已经“漫”到地板上，月复一月，越来越深入地侵占整个房间。
每次我去教授的办公室，要在可见面积日益缩小的地毯上找出一条进入房间的路，似乎都比前一次更难。想将这些书理出个头绪，差不多得是一份全职工作了。我敲响教授办公室的门，听到一声含糊的呼唤让我进去。我打开门，却不见教授的身影——里面全是书，但显然没有人。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教授可能被压在一大摞翻倒的精装书下面了。随后，教授从主题五花八门、摞成金字塔似的书堆后面探出头来。“我稍微整理一下。”他如是说，仿佛他真有望让这座规模不断增长的图书馆变得井然有序似的，这座图书馆就宛如宇宙，不断朝着各个可能的方向加速膨胀。
教授为他的书做了很多事。购买——决定买什么书，不买什么书。分类——把书上架，和其他书搁在一起。他可能会按某种标准对书进行分类，譬如按主题分（历史书放这个架子，传记放那个架子），按厚度（厚的放地板上，薄的放书架上），或是按他的阅读进度来分（没读过的放这边，正在读的放那边，已经读完但还未整理入柜的放在另一边）。他读书，从书中摘录笔记，参考借鉴这些书，写文章时从书中旁征博引，用这些书备课，把书借给学生，等等，他徜徉在无边的学海和无尽的欢乐中。
不过他的书也为他做了不少事。除了让他在办公室里无处下脚，它们还塑造了他的工作空间和工作方式。这些书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他也置身其中。有时，它们协助他工作得更轻松、更出色。在这样一座庞大的私人图书馆中撰写学术文章，能够确保参考资料、其他学者的著作和他正着手写的文学作品都近在咫尺。即使结论有所不同，但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或多或少有赖于他人的研究，而成千上万的藏书无疑能助他一臂之力。不过也有一些时候，它们一定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在庞杂卷帙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往往很难或根本无从找起。
终，学院助理觉得这种情况必须就此打住，她请了一位建筑工程师来测试大楼能否承受住这么多书的重量。拿着工程师的报告，她成功劝说教授送掉了一些书（他也送了我一本），却难以说服他缩小他那座图书馆的规模。他的职业生涯，甚至他对自身的理解，都悉数陈列在书架上，任谁都有目共睹。丢掉一些书就像丢掉一部分自我。拥有如此多的藏书有利有弊。但无论怎样，这些书于他而言都不只是被动的工具，它们也在他的生活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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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认为书仅仅是阅读的工具，但书的意义不止于此。在本书中——就是你正在读的这一本——我真正感兴趣的并非书的阅读功能。相反，我想谈谈我们在其他方面是如何影响书的，以及书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书具有双重意义。除了是文字的载体，它们自身也充满意义。就像我的教授所理解的那样，书的价值远远超出它们所包含的文字或图像。
书构成了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早在我们还读不懂书的时候，书就已经影响着我们的身份认同了。它们陪伴我们的一生——在家、在中小学、在大学、在工作中（起码就我们中的部分人而言）。书还构建了我们与他人的联系，从身边亲近的人到关系疏远的人。它们缠绕在我们与父母、兄弟姐妹、同学、老师、朋友、爱人和子女的关系中。书构成了一个群体乃至整个国家的人对自身的想象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样貌。它们被赋予了种种意义，成为人的珍爱之物、护身符、纪念品。这些才是本书要剖析的内容。
对读书人来说，书是熟悉的东西，或许是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反而不怎么关注它们。我们伴书入眠；我们出门度假时把书装进行李箱；我们将书陈列在书架上或储存在阁楼里；我们把书当作礼物送人；我们在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囤积书，也丢弃书。我们对书熟视无睹。近五百年来，书随处可见——以致我们几乎对书视而不见。我们需要努力转换视角，才能对它们引起重视。
如今，正需要做出这样的努力，因为我们所熟知的书的终结已经可以想见。我们认为物品都可能有消亡之危，所以不妨将书也视作物品。21 世纪初期在今后的历史学家看来，会是一个媒介变革的时期，其重要性不亚于15 世纪下半叶铅活字印刷术在西方的传播。但书并不会简单地随着印刷时代的落幕而消失，相反，它的意义正在发生转变。从历史角度看，我们正处于理解这种转变的绝佳时期。
然而，我们往往不能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认为书只是一种传达文字和图像的媒介，那么自然会期望它让位于更快捷、更便宜、更高效、更有利可图的新媒介。实际上，纸质书的奇异韧性似乎至今都令人费解。不过，一旦我们理解了书作为物品的存在，理解了书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的诸般作用，就能更好地理解书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