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基督教神权的建立与民族国家的兴起
在这个系列，我想讨论的是现代文明的兴和亡。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主宰人类生活将近三百年的主流文明，它起源于西欧，逐渐普及全球。而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文明已呈衰象。以下几章，我将从现代文明的出现，逐步讨论到其发展的过程和特性，以及近出现的一些问题。至于未来将是什么样的文明来代替现代文明，这就要看人类现在在做什么，这是必须由我们大家共同担起的责任。未来是成是败？是再度兴起一种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还是又沉沦到混乱之中？今日我们无法预知。可知者，如果我们听其自然，未来发展的方向，变坏的可能性大于变好的可能性。
“蛮族”入侵时期的罗马帝国
首先，我必须要谈到近代以前西欧的情形。近代欧洲的前身，是欧洲的中古时期。欧洲的古典时代，极盛之时是罗马帝国时期，和中国的秦汉时期遥遥相对，它们在地球的两边各自发展出了极为光辉的人类文明。476年，已经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之一的西罗马帝国解体，“蛮族”雇佣兵的将军们拥兵割据。这种局面也和汉代衰亡以后的长期混乱有相似之处，不过其过程更为缓慢，很难有明确的断代。
大略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欧洲也有大批的“蛮族”入侵，一拨一拨地进入，分别据有罗马帝国的各处。同时，基督教作为一个地下宗教，在“蛮族”之中广为传播，将这些本来散漫的族群，都容纳到基督教的信仰之内。进入西欧的中古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威取代了罗马帝国的世俗政权。所谓“公教秩序”，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族群的普世体系，它是一种信仰，也是一个政权。许多散布在各处的“蛮族”族群，被驯化为公教秩序内的各种单元。无论那些“蛮族”的首领自称什么封号，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和中国皇帝与儒家思想结合的皇权并不一样，因为儒家的士大夫并没有凌驾皇权的权威，虽然皇权本身也必须靠儒家授予“奉天承运”的合法“天命”。
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将泛希腊文化推广到大部分欧洲地区和部分亚洲地区。在推广过程中，泛希腊文化也演变成“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这一文明系统的“中原”，是地中海外围。中国古典文明发展的时候，是从黄淮地区面向南方开展的，北方和西方是草原上各种“北族”的基地。从南北朝到唐末五代，西北族群一拨一拨地进入中原。安史之乱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外族的军队实质上散布在中原各处，也彼此争战不休。五代的君主，除了后梁的君主以外，都是外族军事集团的首领，甚至宋代的皇室赵家也是胡汉军事集团中的一部分。反而是汉化较晚的南方保存了比较纯粹的汉人文化。
相对于中国的情形，西欧走的是另外一种模式。罗马的“中原”—地中海外围，并不是泛希腊文明的中央，而罗马军团征服的地区（大部分偏于东方），也就是旧日亚历山大大帝君临之处。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是已经东方化的东罗马在波斯帝国基础上建立的许多地方政权。630年，伊斯兰教兴起，将这一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彻底地转变成伊斯兰文明，而且从此以后，直到今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个信仰独一真神的宗教，还彼此仇视、斗争不断。
基督神权主导下的中欧和西欧
倒是中欧和西欧，并不是罗马帝国主要的发展方向，但在“蛮族”大批入侵的时候，中欧和西欧是“蛮族”分布多的地方。那些分别占领各地的部落，还是保存了长途迁徙和战斗所形成的好战传统。同时，他们在基督教的驯化之下，敬拜上帝，对基督教会的公教秩序十分服从，在虔诚的信仰以外，他们并没有机会学习旧日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明。因此，在西欧与中欧，许多所谓异端信仰，也就是当地居民的宗教，和“蛮族”的固有信仰都被编入基督教会的礼仪之内。例如，冬至的庆祝，转变成耶稣的诞辰；春分的庆祝，转变为耶稣的复活节。于是，这样的文明其本身的发展受到限制，毕竟公教秩序包含的内容并不十分丰富，乃是一种神权主导的信仰系统，社会伦理和个人品行也都是在礼仪与教规之下，就这样普及于社会，而未必经过思辨的过程。
长期居留在欧洲的“蛮族”，我们一向称为日耳曼民族，他们进入欧洲以前，原来大多是住在里海、黑海和东北欧的各种印欧民族。在3世纪至4世纪，亚欧大陆的各处都有大批人群的移动。我们今日无法完全解释，是什么缘故使这些迁徙的族群离开本乡移往他处。气候条件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寒冷的北方，牲口大量冻死，草原萎缩，北方的人口不得不向温暖的地区移动。东方的中国，因此承受了一批又一批北族的侵入，而欧洲也接纳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的“蛮族”。西欧与中欧的原住民，其实大部分也是从外面移入的人口。例如，今天的法国在罗马时期被称为“高卢”，他们和今天爱尔兰的居民是同一来源，可能是在相当于中国汉初的时候逐步移入欧洲，这些人和中国历史上西域的“塞种人”大概是同一族类。这些新来的日耳曼族群，将同样是印欧民族的原住民推到边缘。前后两批新来的居民，共同构造了基督教文明覆盖的底层。公教秩序给了他们一定的行为规范，却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