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仅是个人问题吗？对于肥胖我们可以简单用社会多样化内涵替其辩护吗？肥胖有成本吗？
越胖越烧钱
人类正在变得越来越肥胖。在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见到一些人胖到蹒跚而不能正常走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肥胖人口数量不仅在富裕的国家陡坡式增长，在中等收入以及贫穷的国家同样在发生增长。一个人的体重仅仅是他/她自己的事情吗？我们就应该简单地对于不同的体型更加宽容吗？我不这么认为。肥胖是一个伦理问题，因为体重的增加意味着给其他人强加了某种成本。
我是在机场写这篇文章的，此时一位苗条的亚洲女性正拖着我估计有40公斤的行李办理登机。她为超出限额的行李支付了额外的费用。一个看起来比这位女性至少重40公斤的男人，由于他的行李并没有超出限额，因此没有支付任何额外费用。但对于飞机的引擎来说，不管是行李的重量还是身体的重量，负担上都是相同的。
澳洲航空公司（Qantas）前首席经济学家托尼·韦伯（Tony Webber）指出，自2000年以来，澳洲航空公司搭载的成年乘客平均体重增加了2公斤。对一架像空客A380这样的大型现代机组来说，从悉尼飞到伦敦，乘客体重的增加意味着额外472美元的燃料消耗。如果这一航班在这一路线每天往返3次，1年后，燃料消耗将增加100万美元。换言之，就当前的利润而言，大约有13%的航班利润用于运营这条航线。
韦伯建议航空公司应当设置一个标准乘客体重，比如说75公斤。如果一个乘客体重达100公斤，那么就应当收取额外的燃油费用。对于超重25公斤的乘客，往返悉尼和伦敦的机票附加费为29澳元。而体重只有50公斤的乘客可以享受同等的折扣。另一种方式是为乘客和行李一并设立一个标准，然后要求乘客拿着行李一起称重。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有些乘客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体重而产生尴尬。
和我讨论这个提议的朋友经常会说，许多肥胖的人并不是自愿超重的——他们只是和其他人的新陈代谢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是基于行李重量还是基于体重，为超重支付费用并不意味着惩罚某种犯罪。这是一种让你去补偿行程真实成本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将这些费用强加给你同行的乘客。乘飞机和医疗是不同的，它并不是一种人权。
飞机燃料的增加并不仅仅是成本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变暖问题的激化。这是一个体现我们身边其他公民的体型如何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微小事例。当人们变得更加肥硕，适应巴士或者火车设计的人越来越少，这就增加了公共交通的成本。现在的医院也不得不订购更加结实的床和手术台，建超大型厕所，甚至为太平间定制超大的冷库——这一切都增加了他们的成本。但是，超重带来的更明显的成本是导致了更多对于医疗的需求。去年，北美精算师学会（Society of Actuaries）估计，在美国和加拿大，超重和过度肥胖的人已经花费了总计1270亿美元的额外医疗开销。这给支付医疗费用的纳税人，以及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人增加了成百上千美元的年度医疗成本。同一项研究指出，生产力损失的成本，既包括在工作的，也包括因为肥胖而完全无法工作的，总计达到1150亿美元。
这些事实足够让防止体重继续增加的公共政策合理化。向那些导致肥胖的食物征税可能会有用，特别是那些没有营养价值的食物，比如含糖饮料。这笔增加的税收可以用于抵消超重人群强加给其他人的额外成本。如果这些食物成本的增长能抑制人们的购买，那么将有利于有肥胖风险的人们，肥胖是排名第二的可阻止的致死因素，仅排在烟草之后。
我们中的许多人对我们的星球能否养活已超过70亿的人口的担忧是正确的。我们不仅仅应该从数量上考虑人口规模，还应该从人口数量和人口平均体重的乘积上来考虑。如果我们重视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地球的自然环境，“我的体重是我自己的事情”就不再是一个真命题了。
来自报业辛迪加，2012年3月12日
——选自彼得·辛格《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