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本科读的是外文系，此前却没有完整地翻译过任何书籍。二十多岁年轻气盛的时候，曾发愿，不翻译别人的作品，要让别人来翻译我的。其中的潜台词，无非是我写的作品不会比他们的差，也许比他们还好，凭什么让我做这种“再创作”的二手工作。这样的想法，当然是一种偏见。现在译了这本书，算是对得起外文系的出身了。
这本书，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其中的内容，现在几乎成了读书界无人不知的民间故事；硬汉的口号，也像汽车尾气一样，遍布城乡，令人生厌。要不是“作家榜”用了一年多时间来说服我，并且终打动我，让我重新拿起这本书，或许都难，更不用说一字一句去翻译了。然而，听人劝吃饱饭，当拿起这本书的早期原版，译到五分之一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件事做对了。在一间闹哄哄的路边饭馆里等着上菜，我读着书中的一些句子，几乎热泪盈眶。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以前我是个傻子吗？这样一部杰作，我竟然生生放弃了。我竟然没有嚼出它的汁液，没有尝到它的美味，就随意吐出去。谁败了我的胃口，让我对海明威误解了三十年？
一部杰作在转译过程中，变得平庸累赘，支离破碎，其中的韵律不见踪影，作者的良苦用心变成了一团纠结的乱麻；那些讲解和分析，那些国内外的评价和吹嘘，又让一部杰作变成了主题被弱化、被抽筋扒皮的残骸。可怜的海明威，可怜的书，就像书里写到的那条大鱼，只剩下成为垃圾的脊骨，等着被潮水带走。
一个作家，无论他用什么语言写作，若能写出一部人类之书，就是莫大的荣耀。海明威笔耕一生，这本书是他留下的绝唱，其中的意象和语言，精密而结实，壮阔而哀伤。这本书和其他真正的杰作一样，以一喻万，言之不能尽，思之不能竭。所谓真正的杰作，几乎就是这样一种物质，不能被分解，不能被改造，不能被提炼。它必须整体呈现，如同那条大鱼，它的上浮过程几乎无休无止，水流从它身体两侧倾泻而下。
我不是专职的译者。我可能只译这一本。种种机缘巧合，促成了这件事。我想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把这件事做好。
我希望作品的汉语译文，不再是原作的汉语说明书，换言之，它本身的文字应该就是一部杰作应该有的文字。所以我用很笨的方式考验它。连续三周，共计九课时，我让学生在没有预先准备的情况下，当众接力朗读。听众有十数人，分属几个不同专业和年级。在全部的朗读过程中，每一位听众，包括我在内，只要对译文的意思或听觉感受有疑问，即可随时叫停，提出修改的建议。我想让在场的每一个人，“用听觉去看懂”作品的每个句子。我做到了。
《老人与海》的故事发生在古巴，当地语言为西班牙语，作者在行文中不止一处使用了西班牙语词汇，并未另行加注。
为尊重原著风貌，译文保留其中部分词汇，并加括号标明词义。我希望这部小体量的杰作，在阅读中不被注释的记号扰乱节奏。连绵起伏的诗意，是它行文的基本特征。
有人问，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梦见海明威，他和你交谈时还用英语吗？我说梦见过，记不清他说的是英语或是汉语。我说，好在1961年之后，他已经突破了人的局限，说不定还懂得了所有的语言，深奥难学的汉语，对他来说也不再是障碍吧。
还有人问，你的译文怎样？算不算好？我真想这么回答：如果海明威用汉语写，语感未必好过这译文。这么说，太狂傲。那就学着谦卑些吧。老人说，这不丢脸，也无损于真正的骄傲。“如果海明威用汉语写作，我想知道这部作品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这么说，就好多了。
既经我手，必有我气息。努力抑制这气息，让它不要太重，不至于遮蔽了原作的面目和气息，是我在翻译过程中着力克服的困难。
我希望对得起这本书的作者，用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方式感谢他。我想说，虽然错误在所难免，我做得还不错。
致谢（不按笔画顺序）：
王立沙，邢若曦，谷小雨，Eric Abrahamsen，2016年秋季学期选修“写作训练II”的同学以及前来旁听该课程的同学。谢谢各位在这件事上对我的帮助和鼓舞。
鲁羊
于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