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历史学家的宇宙一直在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扩张。19世纪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史，现在不得不与世界史和地方史（曾经留给古物学家和业余爱好者）争夺人们的关注。有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涌现出来，通常受到专业期刊的支持。例如，社会史从经济史中独立出来以后，就像某些新国家一样，分裂成“历史人口统计学”“劳工史”“城市史”“乡村史”等。
在这个不断扩张、支离破碎的宇宙中，人们对定位的需求与日俱增。什么是所谓的“新”史学？它新到什么程度？它是一种短暂的时尚，还是一种长期的趋势？它是否会取代（或者应该取代）传统的史学？或者这两个竞争对手能否和平共处？
本书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设计的。全面考察当代史学的方方面面无法深入，出于这个原因，本书决定将注意力集中在几个相对较新的运动上。
到底什么是新史学？很难对其下一个正面的定义，这场运动只有在它所反对的目标上才是统一的，本书接下来的几页将展示这些新方法的多样性。因而只能将新史学模糊地描述为总体史（histoire totale），或是结构史。因此，可以效仿中世纪的神学家选择通过否定的方式（a via negativa）来定义上帝，换句话说，根据新史学不是什么、它的实践者反对什么对其进行定义。
新史学是对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传统“范式”(paradigm)做出深思熟虑的反应后撰写的历史，这种提法虽然不太精确，但却很有用。可以将这种传统范式非常方便地描述为“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y），以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命名，尽管与其追随者相比，兰克本人受到这种范式的限制更少（就像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兰克也不是兰克学派的一员）。我们也可以将这种范式称为“常识性”的历史观，不是为了赞扬它，而是为了表明一种观点——它往往被（过多地）假定为研究历史的方式，而不被认为是研究过去的各种可能方法中的一种。
是谁发明或发现了新史学？这个短语有时被用来指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对传统范式的反抗遍及世界各地，包括日本、印度、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历史学家。本书中的文章特别关注这一时期。然而，很明显，在这二十年里，历史写作发生的许多变化都是一个更长期趋势的一部分。
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庆祝新史学（尽管作者们一致认为至少有一些是值得庆祝的，实际上也是必要的），而是为了评估其优势和劣势。变革运动是由人们普遍感觉到传统范式的不足而产生的。除非我们超越历史学家的职业，着眼于更广阔的世界的变化，否则，这种不充分的感觉是无法理解的。例如，正如第三章和第四章所阐明的那样，非殖民化和女权主义显然是对最近的历史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场运动。在将来，生态运动可能会对历史书写方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事实上，它已经启发了许多研究。1949年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的名著首次出版时，因其用于描述自然环境——陆地和海洋，山脉和岛屿——的大量篇幅而受到关注。然而，今天，正如理查德·格罗夫在第十一章中指出的那样，布罗代尔的画卷看起来是静止的，因为作者没有认真考虑人类的存在对环境的影响（例如，为了建造在布罗代尔的笔下占据显著地位的战舰而破坏森林）。
出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认为传统历史写作范式存在着“危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新范式也有自己的问题，包括定义的问题、来源的问题、方法的问题、解释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具体章节中重复出现，但在这里，可能值得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简要的讨论。
然而，对于新史学家来说，最大的问题无疑是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已经有人提出，当历史学家开始对过去提出新问题，选择新的研究对象时，他们必须寻找新的资料来源作为官方文件的补充。一些人转向口述史（在第六章讨论），其他人转向图像证据（第八章），还有一些人转向统计学。事实证明，以新的方式重读某些类型的记录也是可能的。例如，大众文化史家就大量利用了司法档案，尤其是对嫌疑人的审讯。两个最著名的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都是基于宗教裁判所的档案——第二章要讨论的勒华·拉杜里（E.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以及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1976）。
然而，所有这些资料来源都带来了令人尴尬的问题。例如，大众文化史家试图重建对被告人生活与审讯和审判中的不寻常事件的日常假设。他们试图根据被告人（这些人可能不是一个典型群体）在发现自己处于不寻常（更不用说令人害怕）的情况下准备说的话来重建普通人的想法。因此，有必要读懂这些文件字里行间的意思。试图解读字里行间的意义并没有什么错，特别是当历史学家试图用金兹伯格或勒华·拉杜里的技巧进行这种尝试时。
历史学家研究范围的扩张以及与其他学科日益增多的对话当然值得欢迎，但它们也是有代价的。这门学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离破碎。经济史家会说经济学家的语言，思想史家会说哲学家的语言，社会史家会说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的特有用语。另一方面，这些历史学家发现彼此之间的对话越来越难。我们必须得忍受这种局面，还是有融合的可能性？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只提供局部的、个人的观点。我自己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两种相对的观点，它们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首先，子学科的激增在视觉上是不可避免的。这场运动并不局限于历史学。在我们晚期工业（或后工业）社会中，历史职业只是日益增加的众多劳动分工中的一个例子。激增有它的好处——它增长了人类的知识，鼓励更严格的方法，更专业的标准。
这既有成本，也有收益，但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尽可能降低这些智力成本。学科或子学科之间缺乏沟通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历史的具体情况下，即使无法融合，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和解迹象。
这本文集出版至今已经有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正如这些章节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本书中讨论的一些领域或方法，如口述史或女性史，尽管发表了许多新的实质性研究，但基本上保持稳定。其他领域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身体史（第十章），本书新写的一章环境史（第十一章），以及情感史，包括愤怒、恐惧，甚至无聊。
撰稿人列表
彼得·伯克（Peter Burke）是剑桥大学的文化史教授，也是伊曼纽尔学院的研究员。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伊凡·加斯克尔(Ivan Gaskell)是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福格艺术博物馆绘画、雕塑和装饰艺术系的玛格丽特·温思罗普馆长。
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H. Grove）是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乔瓦尼·列维(Giovanni Levi)是威尼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罗伊·波特（Roy Porter）是伦敦大学学院惠康基金会医学史中心的医学社会史教授。
格温·普林斯(Gwyn Prins)是伦敦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英国国防部国防评估和研究局高级访问研究员、北约秘书长中欧和东欧事务特别顾问办公室高级研究员。
琼·斯科特(Joan W. Scott)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社会科学教授。
吉姆·夏普(Jim Sharpe)是约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是哈佛大学的政府学教授。
亨克·韦塞林(Henk Wesseling)是位于瓦塞纳尔的荷兰高等研究院(NIAS)的院长，也是莱顿大学的当代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