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蒋介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说蒋介石“懂”中国，是指他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了解，对民众心理的掌握技巧娴熟而运用自如，并有一整套的理论作为驾驭的指导。否则，他只能算是昙花一现的历史过路客，不可能在众多新旧军阀角逐中脱颖而出，更不可能数十年来,甚至退至台湾以后，一直将国民党统治大权始终控制在自己手中。
蒋介石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与认识，谈不上全面、科学和准确，但是却能道出某些令人寻味咀嚼的东西。这些东西尽管早有人作过类似的分析，也并非新鲜，但对于他这样一个新瓶旧装的统治者来说，却也是形成他政治思想和治国之策的重要依据。
研究中国社会，蒋介石认为就是要研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习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国民性，他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首先从历史地理方面来观察：中国社会是一个大陆社会。这种大陆国家特有的民族习性，当然是由于大陆的气候、地理以及各种生活、传统累积而成的。这种大陆社会的民族习性，最显著的，就是安土重迁和安居乐业的心理。在这种心理影响下，缺乏积极进取、协同合作、向上和主动精神的现象也就随之而生。因此，也就没有研究发展、创造和勇于负责、敢作敢为的习惯。千百年来的积习所遗传下来的就只有迟钝、粗重、散漫、消极和自私。国家的观念、民族的意识竟是家族观念、宗族观念的延续和扩大，一切都成了形式上的墨守成规。所以，见之于人心风俗的也就是淳厚朴实有余,进取和发展却不足。其次就政治伦理方面来观察：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蒋介石对伦理的解释参照了中国文字的本义说，伦就是类，理是纹理，引申为一切有条贯、有脉络可寻的道理，是说明人与人关系的，包括人对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世界人类各种关系上所采取的正确态度，是诉之于人的理性而确定的行为标准。伦理与法制不同，是从人类本性上启获人的自觉。前文说过，蒋介石认为中国政治哲学是与伦理紧密相连的，从一个人的修身推到亲亲，再从亲亲推到睦姻任?，推到仁民爱物。甚至一切的制度与组织，都有伦理的色彩。例如，从中国固有社会组织看，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这两方面的延伸和系统都很分明，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约。它们通过自治、互助而发展、生存和延续，运用伦理的力量、法则进行管理，而并不仅凭法律条文。“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会、言赡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以从事于修筑和疏通。”a 这种以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再次从经济民生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几千年来，以农立国的方针始终未变。农业社会的长期递嬗，固然养成那种淳厚和忍苦耐劳的朴实风气，尤其是它以敬老扶幼、除暴安良、守望相助、效死勿去的仗义来发扬其保家护乡、团结奋斗的精神。这种以其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组织在国家变乱、流寇蜂起、外侮侵凌的时期，将起到平定祸乱的作用。如太平天国时期的湘军淮军，正是依靠这种组织力量的典型事例。但是，由于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方式，农民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也产生了许多病态现象，其弊在狭小浅陋和偷惰自私，重感情而轻法制，好散漫而恶集中。蒋介石为此总结出十大缺陷：①轻忽时间；②不重数字；③不知奋勉向上；④消极颓唐；⑤不分本末、不求重点；⑥消耗时间；⑦反科学；⑧反组织；⑨反纪律；⑩因循苟且、推诿负责。
对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姑且不从科学的角度去论证其是否准确，但其中某些现象却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而蒋介石所承袭的中国儒家道统思想则是与这些社会习性相适应的。从地理条件看，我国大陆地区山岭河道纵横，形成一块块带有特色的区域，各个地域之间因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造成了相应的封闭性和因循守旧，使得适应这一社会环境的思想能长期存在下去。即使到了近代，由于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优势，因此传统的思想依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另外，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国家最重要的日常事务是兴修水利、征收赋税和防御外敌。农民的生活主要靠种田维持，他们只需要简单的农业知识，而儒家的伦理知识足以满足封建王朝的需要。所以，它是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国民知识。更由于几千年的耳濡目染，早已潜移默化，深入人心。既然儒学与小农经济时代人们自给自足的经济水平和人际关系相适应，人们男耕女织、自产自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加上聚族而居，乡亲父老之间穷则相济、急则相助，必然培养成义气、厚道、重义轻利的民风民俗。因此，儒家学说中的一些伦理规范也自然形成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它的优势在于，将其君权理论与群众以血缘亲情和自发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伦理观念结合起来，使之具有相当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任何一种新专制主义的理论，只要涂上合乎潮流的时代色彩，就能够借助于这种社会心理而影响社会，如果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就能够演变为社会统治思想。
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如此认识，蒋介石十分相信儒家思想的功效，并将其涂上了合乎潮流的时代色彩，即“三民主义”，并以此来掌握、改造社会。
蒋介石一方面看到中国社会中的传统力量，另一方面也看到近代以来所产生的变化，他认为这一变化的主要趋势，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口集中于城市，而在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社会组织所受影响最大的是大家族的瓦解。大家族制逐渐崩溃，小家庭制渐渐流行，原属大家族所具有的生产教育等多项职能逐渐分化出来。一个人从幼年到老年的各种问题，从前都是家族问题，现在都成了社会问题。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旧的社会组织已不能适应，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以至于共产党利用此点，并采取武装斗争，加速了社会的瓦解，遂造成国民党不得不撤离大陆之局面。
那么如何解决或补救这一情况呢？蒋介石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曲解的方法进行了改造，他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乃是一个含有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三种共同性质的国民革命问题，而“三民主义” 就是其指导原理。“三民主义”的核心在于科学、民主和伦理，即科学的民生、民主的民权及伦理的民族主义。
根据蒋介石的阐述，运用所谓科学的民生主义，就是要注意工业革命带来的结果，建立一种社会安全制度，用以维护并改善国民生计，它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辅导就业，办理社会保险，加强社会救济，以达到那种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最高理想境界，并以此为蓝本形成一种具体制度。而民主的民权主义，也就是实行民权训练和推行地方自治。重点工作就是加强社会组织，而立机关、注户口、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就是其具体步骤。让社会上一切分子的生活行动，都能遵循一定的规律，安分守己，不作异动。至于伦理的民族主义，就是要加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的精神以昌明我国固有的人伦关系，那种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在解释上可以赋予时代的含义，如君臣关系，就是国民对国家（国民是臣，国家、领袖是君）的关系。至于父子、夫妇、兄弟的家庭关系，虽不必如宗法时代那样规定的呆板，但家齐为国治之本，在责任观念上并没有古今的不同，应将这种家庭的伦理规范扩而大之为邻里乡党的关系，朋友一伦推而广之对同志对同胞的关系。因此，古时的五伦和现时的伦理观念，在形式上虽不尽相同，其精神上是一致的。蒋介石认为这正是孙中山伦理的民族主义的精义 所在。
凡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蒋介石在此对“三民主义”的发挥完全是断章取义，其核心精神仍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在科学、民主、伦理旗号下完全复原了传统的君权理论。蒋介石公开宣布：中国必须以“三民主义”为新道统，而“三民主义”则是继承了孔子的道统。中国社会尽管发生了变化，但他还希望人们的社会心理仍旧循照固有的模式发展下去，而这种带有时代色彩的新专制主义理论正是其驾驭民众的最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