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
19世纪西力东侵，欧美人挟其坚船利炮以及商业资本，打开亚洲的门户，其势如惊涛骇浪，莫之能御。亚洲国家仓猝应变，无论在武备与心理上均不足以应对此一史无前例的巨变。今日回顾历史，东亚二国——中国与日本——虽同在外力侵逼下起而应变，日本的应变能力显然大大超过中国。咸同中兴尚在明治维新之前，然而明治维新三四十年后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而同光自强运动三四十年后却是甲午惨败以及庚子国变。中、日同被西方势力逼向世界，追求富强，日本的成功，更衬现中国挫败之甚。
无论成败，各有原因可说。德川日本虽然锁国二百余年，但兰学一线从未中断，故明治之前西学已有基础。而其封建制度亦有利于应变，如德川幕府应变不利，而长州、萨摩诸藩应变较顺，卒于美国兵舰示威江户湾，受辱之余，发动尊皇攘夷的倒幕运动，明治天皇收还版籍，中央一统，开创了明治维新，走向世界的新局。中国情况则正好相反，西洋教士虽早于明末来华，然自雍正禁教之后，中西文化实已隔绝，至鸦片战争，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仍甚浮浅，而满清中央集权颟顸无能，既难应变，又无可资应变的地方势力。太平天国之起，固无助于应变，内乱更助长外患。所谓中兴，实在有名无实，无论宗旨与规模，全不能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中、日之间一败一成，诚非无故。
郭嵩焘一再感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不明洋情，不知如何应付洋人，以致屡次延误，使洋务愈来愈难办，国家也愈来愈艰危。这也就是说，中国应变愈早，自强的胜算愈大：不仅仅是因中国的国势日绌，而且是因列强的侵略性日增。这个“时机”问题，颇值得一究。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鸦片战后五六年），欧洲革命导致三十三年西方旧秩序的解体；革命虽不成功，但列强必须重组均势。洪秀全金田起义时，英国仍是唯一的世界性工业国，法国的工业力限于欧陆，俄国尚落后，美国更不足道，日本仍在闭关，而中国正遭遇到空前的内乱，坐失应变自强的良机。同治中兴尚未为晚，但已力不从心，见识亦不够。及光绪初年以后，德国崛起，危及均势，引发列强争霸，英、法、德、俄诸国分向海外扩张，争夺殖民地，以充实一己的资源与声威。日本约同此时维新，效法列强，不仅免于受害，反而有余力伙同西洋侵略，而中国正首当其冲。
郭嵩焘出使英、法时，颇注意俄、土战争，知道西方列强中，英、法为友邦，德、俄为友邦；回国途中更忧虑日本之起，类此都可见他对世界形势有基本的认识。他还注意到柏林会议，此一会议的结果又暂时恢复了列强的均势与国际和平。但郭氏回国后竟投闲置散，对世界的看法亦不被决策者重视，清廷的应变仍然无方，妄想与霸权力拼，以致藩邦与利权大量丧失，而又无可奈何。于郭嵩焘逝世前后，中国即将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康有为正极力奔走呼号变法。变法之紧急，正可见国家之危急，已到崩溃的边缘。
然中国之所以如此，论者每归咎于以天朝自居的政治立场，以及文化大一统概念下的拒外观点，而又以此政治与文化观点，来自两千余年的儒家传统。传统阻碍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能并存之说，遂甚嚣尘上，认为非彻底打倒传统，全盘西化，中国不足以言现代化。此种议论自“五四”以来，余波荡漾，迄今未竭。
但是近三十余年来，世界各地学者研究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发现传统与现代化并不一定是对立的，有时传统因素颇有助于现代化的发展。就以日本而论，如德川时代儒学中的伦理价值，对于日本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大有助益。同一儒家传统何以有助于日本，而有碍于中国？两国政治社会环境不同，自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可探，然而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仅以传统与文化为说，已显得空泛不实。
郭嵩焘生长于此一挫折时代，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对国家与人民的遭遇特为敏感，而且慧眼独具。我们不妨从他的眼光来探看此一问题。无论他的出身与教育，都属当时的主流。他亦以儒学自任，并对礼学有深入的研究。尽管许多保守派将他视为离经叛道之人，但他从未自认为儒家叛徒，事实上亦从未向儒学挑战。至少深厚的儒家背景并未阻碍他认识西方，走向世界。在他看来，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障碍是南宋以来虚骄的士风。南宋以来的士大夫阶层，固然大都信奉儒教，但虚骄之气显然是一种社会风气，未必扎根于儒家经典。风气之形成，有其时代背景。自两宋以后，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元、清两朝，即由边疆民族入主中原而兴建。士大夫高唱夷夏之辨，引发情绪性的反应，一反汉唐时讲究理（接之以礼）、势（备而守之）的政策，而“务为夸诞”，竟侈言用兵于靖康、绍兴积弱之后。
郭氏指出，史家班固曾说，文人多主和亲，武人则多主征伐；但宋、明以来，言战者却大都出于文人，议论繁多而不切实际，甚至轻易开启衅端，使曲在我而不在彼。所以他撰写《绥边征实》一书，以检讨从秦汉到明代的“边防战守之宜”，突现其得失成败，以明“兴衰治乱之大原”，“砭南宋以后虚文无实之弊”。
郭写此书，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杨联陞指出，郭嵩焘从未把洋人比作牲畜；古人将夷狄视若牲畜，因夷狄野蛮而无文明，而郭氏认为洋人的文明实已出中国之上。杨氏又说郭氏主张传统的羁縻政策，其实郭氏曾一再明言，洋人绝非传统的夷狄之比，西洋文明固高，其各国之主要目的在于通商，不似旧时夷狄的狼奔豕突，是以他有“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之说。情势既然大异，古代的政策无论攻伐与羁縻，都不足有为。他之所以要征实过去的绥边政策，正欲揭出南宋以来的虚骄士风。那种虚骄在宋、明时代，已足招祸，何况与坚船利炮的洋人对抗？势必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