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专业历史学者，从事清史研究已经 60 年。我的史学生涯，一得天时，二得地利，三得人助。天时，主要是新中国结束了晚清、民国以来一个世纪的内外战乱，70 多年中原地区没有战争，又逢改革开放的文化环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难得的。地利，主要是我身在古都北京，职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这里独具丰富的历史文献典籍、宫廷汉文满文档案、宫殿坛庙园林，高等学府、研究院所，以及学界名流、学术报刊、出版单位、传媒平台等，还是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之一。从改革开放初的 20 世纪 80 年代，我多次应邀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开阔学术视野，沟通学术信息，提升学术水平。人助，少树敌，多交友，特别是得益于贵人、恩人、友人、亲人的指导、解惑、关怀和支持。
此时此刻，我万千感慨，万言难谢，面对读者，赘言六点。
（一）
我从报刊发表第一篇小文到今年整 70 年。先后发表长短文章 600 余篇，其中学术论文 100 余篇，在海内外出版各种文字文体著作 100 余种。现由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总集其成、整合编辑、付梓出版的《阎崇年文集》，算作我历史学术生涯阶段性的总结。这既是我报人民培育之恩而向祖国的学术汇报，也是中国史学家同世界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
《阎崇年文集》分作三个板块：
其一，于学术著作方面，学术专著有《森林帝国》、《清朝开国史》（上下）、《努尔哈赤传》、《康熙大帝》、《袁崇焕传》和《北京文化史》等，共305万余字。学术论文则有《清史论文集》（上中下）、《满学论文集》、《燕史论文集》、《历史评论集》和《袁崇焕研究集》等，共210万余字。总计515万余字，力求按着中国传统史学规范、新的科学史观，进行考辨、分析和论述。
其二，于教育传播方面，即以电视、广播、网络和演讲为平台，进行历史教育传播，同步出版同名著作，包括《正说清朝十二帝》《清朝皇帝列传》《明亡清兴六十年》《大故宫》《御窑千年》《故宫六百年》《故宫疑案》等，共 300万余字。受众年龄自儿童少年到耄耋老者，学历从大学、中学、小学到没上过学的人，于时间，于观众，不容引经据典，而需从容悠然，通俗晓畅，事理圆融，款款道来。所以，在行文与体例、语言与文风上，自具特色。
其三，于其他方面，有《中国都市生活史》、《清史大事编年》、《古都北京》（中、英、德、法文版）、《演讲集》、《序跋集》和《琐言集》，共 191余万字，面向大众读者，提升历史素养。
此外，附录两卷，即星云大师同我合著的《合掌录》和众师友撰写的《日新集》。
有人问：这次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阎崇年文集》，与 2014 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阎崇年集》有什么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一是学术类著作做了重大修订、增补和调整，吸取近 10 年来的新资料、新成果，阐释新观点，增加新论著；二是史学论文重新整合分卷，收文有增有减，补入近年新作；三是新增此前没有列入的文录；四是编辑重新认真编校；五是前书700余万字，后书1000余万字；六是更全面集中地反映我在清史、满学、北京史领域学术研究和大众史学等四个领域的学术成果。
（二）
本文集收录的书和文，写作时间不同，出版单位不同，著文体例不同，文章载体不同，读者对象不同，发表形式不同等，所以书文的风格不同、编例不同。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体裁、不同形式、不同表述的书文，汇合在一套集子里，难免有不协调之处。有些问题，略做说明。
第一，背景不同，分别处理。文集中的文章和著作，发表或出版的时间跨度达 70 年之久，都盖着时代的文化印记。这些著作和文章放在一套文集里，显然有格调不同之处。这不足为怪，而且也好，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载体、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反映出文化的多样性，事物的复杂性。文集在编辑处理上尽量保持原作原貌，或做些许润色。
第二，书中注释，处理不同。注释学也是一门学科，以传、笺、注、疏、正义、集解、考释、章句等多种形式解经，是中华文化的一门学问。按照中国史学传统，引文有“意引”，即照原文大意引述；有“原引”，即照原文严谨征引。文集中引文，其学术论著，多用原引；普及著作则多用意引；或二者兼有，在此说明。
第三，典籍简册，版本繁多。如清实录，有汉文本、满文本、蒙古文本，同一种文字又有大黄绫本、小黄绫本和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及其各有内府本、崇谟阁本和皇史宬本，同一种文本又有写本、抄本、重抄本、内府本、坊刻本、木刻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石印本、铅印本、影印本，影印本也有多种，还有原稿本、二次稿本、三次稿本的影印本。同是清太祖实录，有崇德初修本、顺治重修本的武皇帝实录（其中有正本、副本、抄本、铅印本、影印本等）、康熙本和乾隆本的高皇帝实录以及满洲实录等，还有努尔哈赤实录、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弩儿哈奇实录等，仅“清太祖实录”就有多个版本。目前出版界通行的“机检”，是一种现代化、电子化的产物。但“机检”中“削足适履”的做法，对年代学、历史地理学、文字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文献学、档案学而言，虽有其优，亦有其弊，应正视其短，按个案处理，不可盖然画一。
（三）
我是幸运的。80 岁时，出版《阎崇年集》，共 25 卷。88 岁时，华文出版社汇集学界名家为我而写的文章，出版《日新集：师友笔下阎崇年》。90 岁时，出版《阎崇年文集》，共 26 卷，1000 余万字。上述这些，对一位研究历史的布衣学者来说，既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幸事，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喜事。我一生从事历史学研究，虽历经磨难、千辛万苦，却知难而进、从不言弃。文集出版，深感幸运和欣慰。
不观沧海难为水，不临辟雍慎谈经。我在治学之路上，有几点粗浅体会。
其一，多读一些书。研究中国古代史，要尽量多读点书。以清史而言，跟专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书，应在千种以上。古人言：“读万卷书。”这不是耸人听闻之语，而是打下牢实基础之需。以我个人治学体验，这需要 20 年的时间。同时及而后进行创新的专题研究，每个稍大些的专题，需读 300 种上下的文献资料，大约需5年左右的时间；如做四五个专题，合起来又需要读千种左右的书刊和档案，也需要约 20 年的时间，大致已到退休年龄。退休以后再经过多年，锲而不舍，继续奋进，才可能有大收获、大成果。
其二，多行一些路。做学问既要在书斋里坐冷板凳，还须如古人言：“行万里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可见他的游历是完成巨著《史记》的一个重要条件。行万里路，包括考古调查、社会考察，了解山川形胜、考察历史遗迹等。既读书、又走路，边读书、边走路，边记录、边思考，往往有大收获。我研究森林文化这个专题，跑了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穿越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从乌苏里江以东到海，考察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阿尔巴津（雅克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再经伊尔库茨克，考察贝加尔湖及其周围地域，直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又跑了新疆乌鲁木齐及其东南西北的哈密、吐鲁番，和田、喀什，伊宁、霍尔果斯，阿勒泰、北屯等，并从呼伦贝尔经锡林郭勒、鄂尔多斯、呼和浩特、阿拉善深入蒙古戈壁、草原。80 岁时去拉萨，登布达拉宫。南到三沙市。走遍全国 31 个省市区和港、澳、台。可以说，如果不“行万里路”，则难以提出中华文明是由中原农耕、西北草原、东北森林、西部高原、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等组成的新概念，也写不出《森林帝国》。而研究袁崇焕，搜尽存世相关资料，遍访袁崇焕历史遗迹，才出版了《袁崇焕资料集录》《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传》《明亡清兴六十年》。
其三，多悟一点理。研究历史学，不仅要阅读大量文献档案，而且要从史料中体悟出理。理，即义理、事理、哲理、道理。不仅从史料中读出来，而且从心灵中悟出来。掌握史料愈多，愈彰显学术功底；悟出道理愈深，愈彰显学术睿智。我从先师们那里体悟出一条道理：多读史料，钻进去；体悟道理，跳出来——这样才有可能究天人、贯古今，也才有可能成为一位史学名家、大家。虽愚庸不才，却心向往之。
其四，多动一支笔。学术遗憾，在于笔懒。如常感思虑不周，资料不全，不敢动笔，或不愿动笔。其实，学术研究过程，像是一条轨迹。轨迹上的某个点，与其前比感不足，与其后比则有余。勤于动笔，也是学习。所以，应当勤于动笔，善于论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如果每天写 1000 字，一年不就是一本 30 多万字的著作嘛！所以，眼要不懒，多多看书；腿要不懒，多多行路；心要不懒，多多顿悟；手要不懒，多多撰述。
其五，多拜一些师。《论语·述而》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要向一切人学习，择其良善，弃其不善。一位朋友说：“要交高人。”比自己高明的人，自然要学；比自己“低”的人，寸有所长，也是要学。
其六，多吃一些苦。人生得到幸福，是用苦换来的。一位贤者跟我说：“您做史学研究是很幸福的。”我说：“不是的！”他说：“为什么？研究不是幸福的事吗？”我说：“学者从事研究，好比农民种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种地过程是辛苦的，秋后收获才是幸福的。所以，学术研究是辛苦的，取得成果才是幸福的。”
（四）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今天所有的人、事、物，明天皆成为历史。所有的人、事、物，都在历史过程中兴盛衰亡。在在如此，盖无例外。
中国的传统史学，既有优良史官，也有优秀精神。
中国 2000 年的王制历史，记载着两位杰出的史官，一位是董狐，另一位是南史氏。前者，春秋时晋卿赵盾主使赵穿杀了国君夺位，史官董狐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仲尼谓之“良史”。后者，《左传》记载：太史书“崔杼弑其君”，遭杀；“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时“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是为真理、为科学而前仆后继的史学先贤。
中国 2000 年的帝制史，出现了两位伟大的史学家，一位是西汉司马迁，另一位是北宋司马光。司马迁竭尽毕生精力，完成千古一书《史记》；司马光耗尽生命精血，完成《资治通鉴》。前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学贯天人，史通古今，这是历史科学的精髓和神明之所在。后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和旨趣之所在。司马迁遭宫刑，蒙耻辱，忍悲愤，奋拼搏。他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磨难，既是能源，更是境界。司马迁完成 130 卷、52 万余言的《史记》，这是血泪凝晶而成的中国古代史学经典，学术精粹，百世楷模。司马光虽任官员，却为学者。其《进书表》云：“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史学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史学。经历千辛万苦，方获五谷丰登。
有人问我：60 年史学研究最深切的感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个人做成事情，需要“四合”，即天合、地合、人合、己合。我借此机会，将“四合”送予书友分享。
有人问我：治学需要什么精神？我的回答是：要专壹。《荀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历史经验证明：人生治学，贵在专壹，多蔽于两，而成于壹。
还有人问我：历史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历史是公正的法官。是非、正邪、真伪、实虚、忠奸、人鬼，都会得到历史给予的公正评判。
我曾劝我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喜欢历史，而不要专业研究历史，因为那是一条荆棘丛生、崎岖曲折、暗伏陷阱、四射矢镞的道路。个中甘苦，唯己自知。当然，智慧者、勇敢者、勤奋者、无私者也可去试一下，成不言功，败不言悔。
（五）
我在《阎崇年史学论文集·总序》中，说过一段话—治史的学程，应是三个字：博、专、通。如数，一为最小，而始于一；十为最大，而终于十。此喻治学，具体说来——其博，由约到博，就是“始一终十”，这应是所研究专题的视野、史料，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专，由博到约，就是“推十合一”，这应是所研究论题的水平，达到专精，为前人和世人所未发未解；其通，由约而通，就是“从一贯十”，这应是《淮南子》所说，在“四方上下”“往古来今”中求索，亦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以，通是指贯天人、通古今。
若就人生体悟而言，我概括为四句话：蓦然回首九十春，苦辣酸甜记犹新。人生万事何最要？健康寿龄当元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