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一生的起步，从少年时代开始。
左宗棠的成长起点，要从 1639年算起。
1639年，按大明纪元，是明思宗崇祯十二年；按大清纪元，是清太宗崇德四年。新年第一天从星期六开始。
满、汉两大政权生死对峙，开年第一天，中国境内，看不到承平年代的悠闲气象。
大明王朝忠臣顾炎武站在江南古镇水边，已经嗅到了异族铁骑踏来的亡国气息，惶惶然有如丧家之犬。顾炎武其时在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千灯镇担任大明王朝的兵部司务，一个从九品的办事小吏。但官职再小也是干部，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圣人古训，历代遵循。
儒家士人的担当情怀，激励他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何况，位卑人微，“抗清救明”大业，不是个人光有抱负就能使得上力气。
他所能做的，是改名明志。
顾炎武本名绛，字忠清。大明危亡之际，这名字也太有反讽意味。他毅然改作“炎武”，以示要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誓死保存炎黄子孙的文化血脉。
顾炎武反思明朝亡国的原因，有所醒悟：明朝尊崇“理学”，官员不懂实务，纷纷“空谈心性”。空谈误国，一误再误，想不亡国也难。亡国没有后悔药，只有寄望起死回生之术。他决心在民间倡导一种实学的新风气，以扭转学界与官场积重难返的颓唐坏风，“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
目的呢？只有一个：为复兴大明王朝做基础准备。
这年，他动笔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
5年后，满族凭借武力统一中国，政治成了不可论及的主题。顾炎武被迫潜心写书，远离政治，沉迹地理。
他每天牵着一匹骡子、两匹马，载着悉心搜集来的书籍，风餐露宿，游历在崎岖古道，对中国之内各大山川、都邑、城郭、宫室，展开烦琐细致的实地调查。
作为学者，他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但凡走到险要的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当地百姓，详细询问其中的曲折原委；遇有与已知不合，便找一处坊肆，翻书比对。
为了做到内容严谨，顾炎武“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几阅志书一千余部”。为了增强写作的实用性，他考察内容偏重“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通过实地调查印证，重点辑录兵防、赋税、水利。
到 1661年，历时二十余年，《天下郡国利病书》终于成书。全书共120卷，200万字，开篇总论舆地、山川，最后六卷详细论述边备、河套、
西域、交趾、海外诸番及互市。其余各卷则记载各省疆域、沿革、山川、 形势、农田水利、赋役、户口、马政、盐田、矿产、交通要隘、郊聚、要塞、兵防。
以现代眼光观照，这部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书，最醒目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今天“区域地理”体系。
新书写成后，当时并没有多少读者。毕竟，科举不考，官员不用，士子读了也是白读。
但这些有别于理学的实学，却为沉闷的学术界打开了一扇天窗，少数爱好者开始聚拢过来，翻阅习读。
受顾炎武启发，1659年，江苏无锡籍学者顾祖禹本着保存大明故国文献的目的，开始编写历史军事地理学著作《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与顾炎武一样，同是位铁杆民族主义者。明朝灭亡后，他谢绝入清做官，寄心著述，隐居乡下，贫贱忧戚，小日子过得凄惶、紧巴。
与顾炎武写作重实证一样，顾祖禹带上二十一史、一百多种地方志和文献，走出书斋，“览城廓，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考订古今郡县变迁、山川险要战守利害，详细论述“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历时 30多年，最终编成 130卷、280万字的《读史方舆纪要》。
与顾炎武比较，顾祖禹后浪递进，他更看重学用结合、经世致用。
关于这点，今天从他的一首自况诗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重瞳帐下未知名，隆准军中亦漫行。
半世行藏都是错，如何坛上会谈兵？
重瞳指项羽，项羽看人有重影；隆准即大鼻子，刘邦鼻子大，外号叫隆准公。这首诗表面说的是韩信，实则是在为自己一生作注脚，颇有对知行割裂的翻悔。
以知启行，知行合一。新思想的火花，让顾祖禹灵光闪现。
正是在这样一种“丝线牵牛”式的历史背景里，民间思想家顾炎武、顾祖禹倡导的“实学”学风，逐渐改变了大清学界的死板与单调，在全国刮起一股新空气。
新风气首先影响到清朝体制内的官员。
1747年，供职于清朝翰林院的官员齐召南前往山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实地勘查，历时 14年，写成 28卷本《水道提纲》。
《水道提纲》是一部专门记叙水道源流分合的地理书。比起前面两部著作，其创新之处，在于采用经纬度定位来区分水道。这是中国人首次创造并运用现代技术思维。
这三部开启风气的书，因强调实证逻辑与技术理性，与信奉“义理”的主流价值观大异其趣，因此被多数士子视作旁门左道。又因科考不涉及，读书人只能将它看作闲情野趣，隐于村野民间的箱柜，像一些“私赏读物”。之所以还能流传开来，全靠几个骨灰级的爱好者私下传抄、借阅，碰上运气好，旧书摊上偶然也能翻到。
左宗棠读到这三部书时，时间已至 1829年，距离顾炎武动笔，已过去190年。
大清童生、秀才多达 200余万人，为什么少年左宗棠慧眼独具，最先发现这三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