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年”本应如约而至。若不是世界大战，这一年当然应该是用来缅怀莎翁的。300年前,他告别了人世，人们原可利用逝世300周年之机好好纪念这位文坛魁首，但战争的浩劫扰乱了一切。世人对他的崇敬从未间断，这种崇敬也从未局限于英格兰以及英语世界，它遍布于文明世界——才华横溢者在其中能够得到应有的肯定与尊敬——的每一个角落。莎士比亚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尊敬不出意外，因为他的写作并不受具体国别的限制，而是紧扣人性。如果有谁可以被称为世界公民，他绝对是其中一位。不过，尽管他不仅仅为英国人而是为人类写作，尽管其作品具有超时代的特点，莎士比亚与其他人一样有其特定的来处。他属于他的国家，是其所处时代的产儿，虽然具有天主教的同情心以及对人生的宽广理解，莎士比亚依旧带有鲜明的国家民族性。他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英国人，最为基本的，他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
他来自于他的时代，来自于英国的文艺复兴，充满着都铎时期的英国精神。仅仅说他愉快地生活在自己的那个时代是不够的。从文学意义上讲，若出生于任何一个其他时代他都不可能成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莎士比亚。提前一个世纪，尽管已有相关戏剧传统，但玫瑰战争的各种纷扰不会成就莎翁的那些喜剧作品，关于英国历史的各部编年史剧更不可能与我们见面。
本书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些历史剧。当下这个时刻，重温那些历史剧所传达的教益似乎是格外适切的。除了创作较晚（1612）的《亨利八世》，其他作品均作于从击败无敌舰队到伊丽莎白时代结束之间的那15年。这些作品散发着时代的气息，表现出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英雄气概。那是一个在都铎王朝强力统治之下、在文艺复兴暖风熏陶之下得以重生的英国。与无敌舰队的决战标志着英国历史的一个高潮阶段。此前约一个世纪，波士委（Bosworth）战役结束了英国内部的分裂与失序、生灵涂炭与国家耻辱。都铎王朝在最危急的时候，给英国带来了秩序、安宁以及强有力的管治。之后，英国人的行为与思想经历了令人惊讶、方向各异的扩展。文艺复兴给英国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古代智慧的宝藏，更有科学探索的新气象、地理及商业开拓的新冲动。哥白尼给人类揭示了一个新的天空，哥伦布、达伽马与卡博特（Cabot）则打开了新的地理空间。
部分地由于政治纷扰，部分由于偏远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在文艺复兴对人们的心灵与思维产生重大影响时，英国其实有些反应迟钝。英国的苏醒在16世纪终于到来，其后便是高速的发展。不仅仅是高速而且是多方面的发展。科莱（Colet）、埃拉斯穆斯（Erasmus）以及莫尔（More）给牛津带去了新式的学习、新的训诂学、新的研究方向，新学又从牛津辐射到全国各地。许多濒临关闭的学校重振旗鼓，新的学校纷纷建立。农业生产上的新理念掀起了一场变革，农业革命又产生广泛的社会及经济影响，国内工业与海外贸易得到强有力的刺激，财富迅速增长，货币开始贬值，生活成本上升。在所有这些英格兰所经历的时代变化中，最为特殊的一方面就是新兴的对海上探险、地理发现的热切追求。戴维斯（Davis）、弗罗比舍（Frobisher）、霍金斯（Hawkins）、德雷克（Drake）、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Sir Richard Grenville）、亨弗雷•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以及瓦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等，都是伊丽莎白时代居功至伟的人物，他们真切地体现了那段美好的历史时期中英国人的新追求。哈克路伊特（Hakluyt）的作品集《航海家大事纪》（Voyager’s Tales）被看作是关于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一部散文化史诗，这一判断有其道理。不过，最能体现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气象的还得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那些历史剧作品问世距今已有三百年。自1588年无敌舰队入侵危机以来，我们国家还从未面临过像今天这样严峻的局面。彼时今日之间，虽相隔着漫长岁月，但却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均迅速发展的历史阶段，19世纪绝不次于16世纪。在精神发展、教育活动、地理扩张方面，19世纪不差分毫。就国内工业、科学研究、海外事业而言，维多莉亚时代的荣光更不弱于伊丽莎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