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9 月，我去北京读书。
20 世纪90 年代，在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之间，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火车除了传统的绿皮列车，也有红白两色相间的直达特快列车，一对是K13/14 次，一对是K21/22 次。在经过几次铁路大提速之后，京沪两地之间的单程时间已被压缩到了夕发朝至的17 个小时。
这夕发朝至的17 个小时行程，就让坐车的人有了昏晨交替的时空体验。火车从绿油油的江南水乡平原出发，在夜色中驶过南京长江大桥，在蚌埠短暂停留，加水，等到我迷迷糊糊从梦中醒来时，窗外就成了黄灰色的华北平原。当太阳完全升起来的时候，火车就已抵达最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火车站——北京火车站。
上海，就这样被留在了千里之外，从一个让我沉浸其中看不清全貌的“家”，变成一个需要回头眺望2450 公里的“远方”。
大学里的同学们来自天南海北，其中就包括来自新疆、海南、广西这样距离首都特别遥远的地方。他们每次回家不仅要耗费两到三天时间，可能还要辗转多种交通方式，颇为辛苦。另一些来自河北、辽宁、内蒙古的同学，打开地图看，好像距离不太远，就在隔壁省份，但由于缺少直通、便捷的交通，回一趟家所需的时间也并不短。这让我意识到，“距离”意味着两种概念，空间的概念和时间的概念。空间的近并不意味着时间的短，时间的短也不一定就是空间的近。这么看来，京沪之间路途虽然“远”，但对彼此来说也谈不上是“远方”。
学校里的生活乏善可陈，一段有趣的记忆来自校门外的一个小杂货店。
20 世纪90 年代大学校门口的小杂货店是多功能的，其中也包含了打长途电话的功能，比起学校的长途电话站，这里打电话更加方便。我常常骑车去校门口的小杂货店打电话，絮絮叨叨一番之后，老板娘会从柜台里伸出头来，问我是哪里人，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我不禁笑了起来：“我是中国人！我说的是上海话呀！”这个时候，我忽然发现，对于北京人甚至整个北方地区的人来说，那时候猛地听到一大段叽里呱啦的上海话，真的会陌生得像是听到了外国话。
因为这种距离，因为这种误会，我像是一个被时空分离出来的角色，既远离了曾经的家，又漂浮在新的城市中。这让我有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观察那个曾经熟悉的或者说貌似熟悉的上海。
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并不了解它。
从地理格局看，上海位于海陆边缘、江河尽端。在今天的地域版图中，上海有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成陆时间不超过一千年。相比中华民族辽阔疆域中那些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城市，上海这座城市根本排不上名次。
从历史脉络看，上海属于良渚文化的影响范围，曾是偏安一隅的传统水乡市镇。近代的开埠成为这座城市历史性崛起的关键节点。其堪称一枝独秀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上海最终成为黄浦江畔的世界级都会，一个连接内与外的特别窗口。
地理决定了历史，历史又影响了地理。这种边缘的、后发的状态，使得上海在所谓的东方—西方、封闭—开放的对立关系中反复切换，充满了非正统的气质。“上海”这个名字也似乎有了跳出时空的特殊内涵，短小而意味深长。
而身处其中的人，可能反而很难观察明了。
从小到大，我搬过很多次家，静安区、长宁区、黄浦区、虹口区……不同的区自然充满了相似之处，但也有显然不同的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近代的城市化进程并非从一个原点开始，更像是很多个雨点打落在水面上泛起点点涟漪，多个城市板块各自生长后自然交汇拼合。它们成形于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携带着不同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构成。这些板块之间相互抵触，相互依存，在历史的舞台上此消彼长，反复糅合，直到最后糅合成一个“共同”的上海。
这种错综复杂的糅合过程，使得上海就像是一幅颗粒极细但尺幅极大的马赛克拼图。每个人、每件事、每处空间、每个细节……似乎都只是嵌在其中的一小块亮片。任何一道光线投来，都会给画面带来不一样的色泽和质感。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化，不论是长居于此的人，还是短暂路过的人，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只是这幅马赛克巨画中很小的一个局部，光影倏忽而逝的一刻。
我，当然也不例外。虽然身处其中，但我所了解的那个“上海”，也只是出于个体有限视角的观察，难说完全。
因此，当我着手开始写《上海的细节》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心生胆怯，仿佛突然不认识“上海”这两个字了。然而，上海的这种难窥全貌的复杂性，又让我为之深深吸引，生出了探究一番的冲动。所以，这是一本在有限的上海视角下写就的有限的上海书。
我时时提醒自己，我要做的，是探究“上海”，而不是概括“上海”，过于概括可能就不“上海”了。如果通过这些文字，能够让读者在上海这幅马赛克巨画中发现一些特别的亮片，那已经是一件幸运的事了。如果读者还能从这本书所描绘的城市细节中感受到一点点我这样一个上海人的喜怒哀乐，那就更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