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 論
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魏晉南北朝是繼漢開唐的重要時代，亦即通常所謂“文學自覺的時代”。文學同歷史、哲學日益劃清界限，文學的觀念更加明晰，文學創作逐漸成爲一種自覺的藝術活動，作品的審美功能日益加強。雖然曹丕仍祖述《詩大序》，將文學作用提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亦即事功的高度來加以認識，而在實際寫作中，作家却更加自覺地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
此期文學中最重要的事件，一是五言詩取代四言詩而興盛；一是四聲的發現和漢字形態特徵的自覺。詞藻繁衍，聲律學與駢偶學興盛，詩歌創作聲色大開，形成一場新體詩運動。詩歌創作日益遠離漢詩的渾厚古拙，而趨向精妍新巧，最後導致了律詩的形成。這一趨勢，深刻地影響到賦與文的創作，俳賦、駢文得以成立。從此，中國古代文學家不僅通過詩文來言志抒懷，表情達意，同時也按美的規律來創作，從中獲得游戲一般的審美愉悅。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學的一大轉折點。
魏晉南北朝詩的發展大抵以晉室南渡爲界，分爲前後兩期。前期始於曹魏，而止於西晉。此期的政治特點是從分裂走向統一，也就是三國歸晉的過程，而詩風則有一個從悲涼慷慨向華靡繁縟的轉變過程。漢獻帝建安年間（１９６—２２０），實際執政者的曹氏父子同時又是詩文領袖，他們和圍繞在他們周圍的作家——七子、蔡琰，形成了一個鄴下文人集團。其時詩歌面向艱難時世，內容充實，慷慨悲歌，以風骨著稱。魏齊王正始年間（２４０—２４９），實際掌權者爲司馬氏，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加劇，政治迫害滋多。詩人阮籍、嵇康不滿現實，嘯傲於竹林，以詩歌抒發內心苦悶，或清峻脱俗，或旨趣遙深，詩風爲之一變。晉武帝太康年間（280—２８９），天下安定,權貴賈謐門下，聚集了潘岳、陸機等一大批文士，號稱“二十四友”，此時的詩歌創作，片面追求形式的華美，內容上較乏新意。唯左思有所創新，並在一定程度上弘揚了建安風力。
後期始於晉室南渡，止於南北朝。其間產生了一位大詩人即陶淵明，他從大自然和勞動生活中發現了一片淨土，並用詩文描繪了一個理想的世界（世外桃源），求得了心靈的解放和心理的平衡，在藝術上達到了詩情與哲理的結合，深厚與真純的統一，從而超越時代，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陶淵明開創的田園詩，與謝靈運開創的山水詩，繼玄言詩之後，成爲這一時期詩壇的重要收穫。此外，另一重要的文學現象，就是永明體亦即新體詩的產生，標誌着漢語詩歌在聲律上的自覺。梁陳時代的宮體詩，則對新體詩的聲律詞采的技巧有進一步的發展，而內容上則比較貧弱。後來，庾信因經歷喪亂，由南入北，所作詩文在內容手法上均有大的突破。
東晉以來，長江流域經濟增長，商業發達，城市繁榮，世風奢靡，音樂文藝蓬勃發展。南朝樂府機關采集南北民歌，主要滿足統治階層娱樂的需要，當時的樂府詩較漢樂府已有顯著的不同。現存南朝樂府內容比較狹窄，絕大多數是情歌，文人加工的痕迹較爲明顯。南朝樂府以五言四句體爲主，以《子夜歌》系列最受歡迎。《西洲曲》在五言四句體的基礎上，發展成爲長篇，全詩如多首五絕組成，聲情搖曳，首尾呼應，堪稱南朝樂府最成熟、精緻的作品。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後的作品，陸續傳到南方，由梁代的樂府機關保存。與南朝樂府相比，北朝民歌口頭創作居多，以謠體爲主，數量較南朝民歌爲少，而內容比較開闊，藝術表現質樸剛健，生氣勃勃。《敕勒歌》雖由鮮卑語譯來，却是北朝民歌的上乘之作。
魏晉南北朝文（散文與辭賦）較先秦兩漢有較大發展，主要趨勢是學術性減少，文藝性增強和個性的張揚。散文家更重抒寫情志，而不是發表見解。述志、言情、體物類散文，尤其是書札，寫得情真語暢，佳作纍纍。抒情賦的興盛，則是此期辭賦的突出特色，賦作在內容上突破了“勸”與“諷”的功利藩籬，題材變得十分廣泛，或寫男女愛情如《洛神賦》（曹植）、《閑情賦》（陶淵明）；或寫田園山水情趣如《歸去來兮辭》（陶淵明）、《游天台山賦》（孫綽）；或寫離愁别恨如《恨賦》、《别賦》（江淹）；或寫身世或滄桑之感如《登樓賦》（王粲）、《蕪城賦》（鮑照）、《哀江南賦》（庾信）。另一重要文學現象，是此期散文和辭賦的漸趨駢儷，產生了俳賦和駢文。俳賦與駢文的共同特點是講求聲律、對偶和用典，對形式美有更多的追求，統稱駢體。
魏晉南北朝文言短篇小說即筆記小說，已初具規模，頗有可觀。大體分爲志怪、軼事兩類。志怪小說以干寶《搜神記》爲代表，其間保留了大量的民間傳說，反映了人民的愛憎、憧憬和價值判斷，延續了古代神話的浪漫主義精神。軼事小說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爲集成，通過大量片段的記載，使當時士族階級的形形色色的心理狀態及生活風貌躍然紙上，比正史更生動地反映了那一時代士大夫的面貌，在語言藝術上亦有很高造詣，其文學價值不容低估。
創作感性認識的豐富積纍，造成文學理論的升騰。“文筆”之說盛行，文學理論批評逐漸由單篇論文發展爲成部的系統的專著。提出了諸如“神韻”、“境界”、“形象”、“風骨”等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和範疇，對後世文論影響深遠。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標誌着中國傳統文論劃時代的高峰。《文心雕龍》下篇論述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對諸如藝術想象、藝術創作的主客觀關係、作家的才具修養對創作的影響、繼承與創新、創作技巧等問題的探討，尤具卓見。鍾嶸《詩品》針對刻意追求聲律藻繪的時風，糾偏補弊，提出詩貴“吟詠情性”，並對五言詩的重要作家、作品及其相互傳承關係，進行了系統的批評，對中國詩話的形成和發展有開創之功。
創作的繁榮、作品的滋多，導致了選學的興起。蕭統《文選》大膽地將經史諸子排斥在文學範疇之外，提出“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選擇標準，入選作品中辭賦、駢文占了很大比重，詩歌也偏重於顏延之、謝靈運爲代表的格律嚴謹的作品。《文選》在後世成爲歷代文人必修的課本，對唐代文學的繁榮有不可估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