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道中国”的文明意义
韩愈古文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典，宋代以下千年时间里，无数人对韩文沉潜涵咏，心追口摹。在家族礼法、亲缘乡土传统很深的中国社会，以韩文为代表的古文，涵育了自励自强、同道相知的精神共同体，塑造了“同道中国”的文明传统。“同道中国”让中国人摆脱外在的依傍，追求道德的绝对性与内在性，树立了同道的思想价值基础；通过文以明道，让同道拥有丰富的情感文化基础；通过发明师道，让同道拥有交流传承基础。正是这三个基础的结合，让古文塑造的“同道中国”情理兼备、血肉丰满、生气淋漓。
韩愈古文在传承中不断引发后人的思考，当然也不乏争议。宋人对韩愈的复杂态度，反映了韩愈的“同道”精神，对宋人日趋显著的“同理”追求的特殊意义。20 世纪以来，陈寅恪为弘扬韩愈历史文化成就做出重要贡献。他的有关见解，深受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影响，“唐宋变革说”所带来的积极启发与所存在的局限，值得深入反思。这些意见起伏、赞誉与争议，一次次印证了韩愈的重要影响，反映出理解韩愈是一项十分艰巨但极有意义的课题。
韩愈古文是塑造中华文明精神价值的“深文本”，其深刻的意义、深邃的思理以及复杂的语言，需要以贯通古今的视野，在复杂的文本环境中加以解读。对中华文明的深入理解，需要对韩文与杜诗这样的“深文本”不断做出新的探索。
第一节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同道”对“同理”的意义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这个“首”，并不只意味着开端，更意味着首要与主脑。韩愈古文奠定了古文传统的基本道路。宋代古文以韩愈为法而又有新的创造，展现出与韩文有所不同的风格。而宋代古文相对于韩文所发生的变化，令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韩文所特有的重要意义。
宋代是韩愈传承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古文家还是理学家，在继承韩愈古文理想的同时，都明显增加了“理”的反思。古文家令文章更趋理性化、平易化；理学家则更加强化韩文“拟圣”的超验与神圣，探索形而上的“天理”。宋人重“理”，不是否定“同道中国”的理想，而是面对更复杂的现实矛盾和群体纷争，希望通过将“同道”发展为“同理”来回应现实的挑战。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推崇韩愈，但不满于韩文的艰深奇僻，希望古文更加关注现实，更加平易而理性。韩文的艰深僻涩，很大程度上出自其“拟圣”的脱俗追求，欧阳修则希望以更加务实的理性态度来理解“圣人之道”。他认为：“（圣人之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与张秀才第二书》）他明确反对学者虚谈性命，主张多关心具体的现实问题。对此学界言之已详。关于文道关系，如前所述，韩愈认为“文”承载着修身成德、优入圣域的修养意义，强调对“文”深入沉潜涵咏；欧阳修则明显弱化了这种修养论的体认，其《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道胜”之人，在“文”上取得成就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与韩愈对“文”的强烈关注与投入，显然颇为异趣。欧阳修古文特有的“六一风神”，即表达了理性化、平易化的文风追求。
苏轼追随欧阳修，对古文理性化、平易化的趋向做了更加丰富而深入的开拓。他认为“道”是物之“理”，包括宇宙万物的全部规律，不限于儒家之道；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要通过实践修养获得对“道”的认识，既认识事物的规律，又养成内在的德行修养；而“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答虔倅俞括一首》）他主张“道艺两进”：“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诗文创作如果能随物赋形、辞达无碍，就反映出对“道”的透达无遗。
宋代理学家则发展了韩愈“拟圣”神圣化的一面。北宋道学家不断表现出机械模拟圣人言语的文风，他们所谓“作文害道”，并非一概排斥文字表达，只是针对有别于圣人言语风格的文字，这显然是对韩愈别白“文”之正伪精粗一面的极端化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