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摇飘荡的过渡时代
杨国强
（节选自《两头不到岸》，注释从略）
这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都在层层分解中走向支离破碎的时代；是一个旧学衰落，新学纷争的时代；是一个无从以体用本末贯串连结的时代和社会没有了中坚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既不同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中国，也不同于此前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而着力借法自强的中国。1902年，梁启超作《过渡时代论》，在庚子与辛丑之后的大幅度变法刚刚开始之际，言之明了地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其意中的“过渡时代”，既是“希望之涌泉也”，又是常在“危险”之中而没有归路的过程，而下笔申说，于后一面尤其言之谆谆：
抑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青黄不接，则或受之饥；卻曲难行，则惟兹狼狈风利不得泊，得毋灭顶灭鼻之懼；马逸不能止，实维踬山踬垤之忧。摩西方彷徨于广漠，阁龙之漂泛于泰洋，赌万死以博一生，断后路以临前敌，天下险象，宁复过之？且国民全体之过渡，以视个人身世之过渡，其利害之关系，有更重且剧者。所向之鹄若误，或投纲以自戕；所导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届。故过渡时代，又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线，而所争间不容发者也。
因此，以“过渡时代”说“庚子国变”之后中国的大变，重心俱在“过渡时代”的“两头不到岸”。他在20世纪开端之日预言后来，所以，章士钊称他为“知更之鸟”。而十年以后黄远生论世相，以民初比清末说：
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立宪党曰：吾国立宪，则盛强可立致；革命党曰：吾国革命而易共和，则法、美不足言。今以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象，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
同样的意思，李大钊谓之“百制抢攘”而“国运”衰痿，“未意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而举目四顾，“固犹在惶恐滩中也”。他们都身历了这个过程里的以变应变和一变再变，而眼中之所见，显然是从清末到民初，中国人仍未走出过渡时代而依旧在两头不到岸之中。但梁启超预想的“希望之涌泉”，则都已汨没于“往日所祈向者”一一破灭之后的“丧心失图”里了。
民初犹未走出清末开始的“过渡时代”，说明了两者虽因国体不同而各成一段，而就社会变迁的历史内容而言，则都同出于一个源头而同属于一个过程。清末的变法与发生在社会深处的断裂、脱节、四分五裂和发生在人心深处的失措、异变相为因果，并在君权倒塌之后都留给了民国。但清末能使“人心勃勃”的立宪和革命，在民初已俱成了不可收拾的“种种败象”，而致人在其中“不知所归”，之后是曾经深信变法的人不再相信变法。戊戌年间怀抱急切之心作《拟上皇帝书》，力倡变法的严复，这个时候追本溯源，从头说起，在一封信里深论因果始末，痛诟本是同道的康有为、梁启超：
嗟嗟！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
遂成其“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尤其指梁启超纯持“理想”鼓盪天下，“欲以无过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这些话不能不算是言之锐利。然而以被议的康有为民初作“国会叹”，自劾“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被议的梁启超民初已变其“一往无回”而常在“忏悔”之中为对照，则其自己否定自己，又更具典型性和更富深刻性地表现了其时的曾经深信者变为不再相信。后来梅光迪说“我国严复，不明欧人学术源流，辄以其一时流行者，介绍国人。如所译之《社会通铨》中，分社会进化阶段，为图腾、宗法、军国，其影响吾国当时思想者至大。吾国人之自甘居于文化落后民族者，实此书作之俑也”。于是痛诟康梁的严复也成被痛垢者。
比之辛丑之后的变法维新挟一边倒之势径情直遂地前后相逐，这种先倡变法的人物此日之被人否定和自我否定，正明显地说明，时至民初，曾在清末十年主导朝野而歆动人心的变法变制，已被这一代人中的由希望而变为失望者置于事后省视之中，成了追而论之的究诘对象。康有为所说的“不察国情”，后知后觉地看到了与历史中国断裂的变法，因其脱空而起，文不对题，给现实中国带来的其实是更多的搅动和淆乱。梅光迪指“自甘居于文化落后民族者”为大弊，尤其注目的是“欧化”淹没了中体西用之后，一个没有了本体和本位的中国，在浸灌而来的西潮面前只能跟着走的失其自我。严复深憾当日力倡移西法变中国的“康、梁师弟”之“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则意在说明，十多年来以西学西法为一世开风气的人物实际上并不真懂西学西法。因此其“立言多可悔”，而风气一旦演为万窍怒号于天下，则已悔无可悔。与“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相比较，这些由辛丑、壬寅以来大变旧法，而所得“莫不与往昔所祈者相左”引发的深度质疑，正明显地是在回归于重新认识中国的本来和中国之固有。然则同属过渡时代，其一时和一时之间的观念也在前后殊异的变迁之中。从曾经的“人心勃勃”到这个时候的质疑和回归，是当初以“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为预想的言之断然，以及“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危言警世，由其简捷明了的单面立论，衍化为清末最后十年一往无回的单面亢进之后，本与这个过程相为因果，而被单面立论和单面亢进所遮蔽和回避掉了的种种矛盾、逆反、冲击、倾覆、动荡、瓦解、无序，以及随这种掀簸而来的世路动乱，都在这个时候撇去了遮蔽，成为人人可见的事实而又直接殃及人人。因此，十多年来断裂、脱节、摧折、四分五裂与人心的失措和异变步步累积而又不止不息，时至此日，时论已概括谓之曰“内变之烈，尤甚于外患”。
就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而言，戊戌之前历时三十年的借法自强起端于“万不得已之苦心”和“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那一代人以“万不得已”和“卧薪尝胆”自述怀抱，既说明时至19世纪中叶，为回应西人的冲击，中国已不得不变；又说明借法自强自始即立脚于体用本末之分，不得不向欧西借法的中国仍然是守定自我本位而不同于欧西的中国。以此为比照，则因甲午丧师而有戊戌年间的“大变”、“全变”；因庚子国难而有辛丑之后的“比照各国之法度”而“尽去旧法”，并由“大变”、“全变”和“尽去旧法”，引申而有“欧化”之说，虽然都是沿此前三十年中国的不得不变而来，但其重心已随时势逼桚化为人心危岌，由人心危岌化为四望迷离，全然不同地移到了中国的东洋化和西洋化一面。因此，后洋务时代的中国之不得不变，其理路遂以“旧之亡也勃焉。支那欲立新国乎，则必自亡旧始”为当然。这个过程使得合“各国之法度”为总称的“新”，因其大而化之而越来越抽象，又使中国之为中国的“旧”，因其近在眼前而越来越具体，之后是危岌和迷离之下的除旧布新便只见旧的一面节节坍塌，而未见新的一面实随名至。两头之间的矛盾无可化解，正说明一个“旧之亡也勃焉”的中国，因其没有了立足的本体和本位，实际上又成了一个无从嫁接和消纳“各国之法度”，以实现其蓬蓬然而新的中国。黄远生笔下的“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李大钊笔下的“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海”，写照的都是这个起于开新的过程在“亡旧”之后的两无所依而不知归宿。而作为曾经身在除旧布新的局中，而以文字动天下的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的否定和自我否定，是其立论的要旨，已由深信中国与东西洋之间能够互通和共通了无窒碍，从而深信移东西洋之成法可以强中国，变大信为大疑地反转到由“立国自有本末”说中国与东西洋之殊异和隔阂，而以“妄师”东西洋成法只能乱中国为论断：
瑞士不师罗马，美不师瑞，法不师美，葡不师法，各鉴其弊而损益之，但取其合于本国之情，而为至善之止耳。今吾国何师乎？即采择欧、美，岂尽能从？况于远隔绝海数万里之域，有亘古历史民俗政教之殊，乃欲强移用之，削趾适屦，顾盼自喜，而不顾其流血也，岂不大傎哉！
论其事实，他们都曾是“妄师”的开先者，因此，以此评说民初时事，其得自于跌挫起落的阅历之知，又切近事理地为黄远生和李大钊笔下的两无所依而不知归宿解说了由来和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