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江督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现象，在时人及前辈学者的论述中多有依据。但以前论及晚清政治，或者含糊地提出同、光以来湘系长期盘踞东南，或者笼统地认为同、光以来朝廷在南洋用湘系、在北洋用淮系，贯彻湘、淮分治。但实际情况如何，仍有深入检讨的必要。
第一，本章的论述表明，湘人江督格局虽奠基于湘军之崛起，但最终形成实有复杂多变的内外因素。以光绪六年(1880)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前实为江督纷更的年代。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天京后，清廷在稳定东南半壁和防止曾国藩系统尾大不掉之间微妙平衡，结果曾国藩被频繁调动，七年三往返，不能稳坐江督。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前后，马新贻、 何璟、 李宗羲、 沈葆桢相继出任江督。既往多认为， 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虽非湘人，但都是“久与湘军共事者”。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34页。然而，一方面，当时的东南大员几乎都与湘军共事过；另一方面，马、何、李、沈诸人皆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毕竟与湘帅不同，况且沈葆桢与曾国藩还大为龃龉。直到光绪六年(1880)之后的二十多年，实任江督皆系湘人，湘人江督格局方才真正形成。这是中俄危机及中法战争形势、左宗棠和曾国荃的刻意经营、东南湘系军政实力增强、慈禧和醇亲王平衡湘淮南北等多重因素的结果。因此，光绪六年前后两个阶段的微妙差别值得注意。
第二，既往多强调李鸿章对江督人选的影响，以马新贻、何璟、李宗羲、沈葆桢都是他的进士同年为据。参见樊百川：《淮军史》，第280—290页。其实，以上诸人也都是军机大臣沈桂芬的进士同年，并且均为沈桂芬所赏识。此外，刘坤一尽管不为李鸿章所喜，却能继沈葆桢为江督，更可见沈桂芬的推举作用。以往大体知道沈桂芬在光绪七年(1881)去世前长期“当国”，但限于论述角度和材料，往往语焉不详。前文用可靠史实，论证了沈桂芬主政的军机处在江督任用上的政治理念及其运作。进言之，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彭玉麟为首的湘系都希望影响江督的任用。而沈桂芬等清廷高层大体有两个用人倾向：一是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二是非湘非淮；希望既能听命朝廷，又可兼顾湘、淮。马新贻、何璟、李宗羲、沈葆桢、吴元炳都可作如是观。即使因为海防形势严峻，必须借助湘系领袖，也倾向选用刘坤一这种在湘系比较弱势，且供给朝廷上表现甚佳的湘帅。所以，此期江督的选任，不仅涉及朝廷、湘系、淮系各方的权力之争，也反映着晚清内治与洋务、科举与军功的不同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的分歧。
第三，更重要的是，湘人江督格局形成和终结的历史表明，在内外轻重和央地关系之外，南北关系的平衡和演变也是分析晚清政治格局的一条重要线索。晚清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以致内轻外重，甚至督抚专政的观点，以罗尔纲为代表(《罗尔纲全集·湘军兵志》第1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196页)。对此观点的修正以刘广京为代表(《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载《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第247—293页)。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443页)近期提出辛亥革命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新观点。南北关系是中国历史中长久的重要议题，历来广受关注。晚清文献中南人北人相轻的文献甚多，而同光之际军机高层中的南北之争以及庚子事变前后的南北新旧之争已颇有研究。高阳(《同光大老》，第3—17页)从南北之争的角度分析了明末清初以降，尤其是晚清辛酉政变至甲申易枢前的高层政局。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高阳基础上，围绕1861—1884年的军机处汉大臣，讨论了派系政治中的南北之争。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64—265页)指出，发轫于东南的洋务运动经过三十年的累积，“常常使新旧之争与南北之分交叠在一起”，故庚子东南互保中“形成的南方颉颃北地”， “昭示了三十年新陈代谢之后的分化和分野”。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史林》2001年第1期)从庚子报刊时论中看出了东南意识和南北界限的凸显，认为它是满汉、帝后、新旧等界限的扩大和深化。冯志阳(《庚子救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0—331页)从丝茶等对外贸易和轮船电报给南北带来不同影响的角度，分析了南北新旧关系的变化和东南意识的兴起。戴海斌(《晚清人物丛考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691—707页)聚焦士人言说和东南互保，突出了庚子事变前后的南北新旧分野。吉泽诚一郎(《天津的近代：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万鲁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10—125、149—151页)讨论了南北矛盾在晚清天津慈善事业中和天津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自从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后，中国经济财赋历来南重北轻，清朝亦然。但就政治和军事而言，清朝长期内重外轻，相应也就北重南轻。不过，19世纪60年代起家南方的湘、淮军，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并驻兵江南后，一时间东南不仅是经济财赋中心，也实为政治军事重心。这时，清朝不仅暴露出罗尔纲提出的内轻外重和督抚权重问题，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北轻南重局面。朝廷为扭转这一局面，想方设法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的掌控。一方面，湘军裁撤后曾国藩不能久任江督，李鸿章淮军一开始也要尽量裁撤，或者开往西南或西北。另一方面，文祥、沈桂芬等清廷高层重用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的非湘非淮大员(如马新贻)，替朝廷接掌东南大权。然而，同治九年(1870)的天津教案和刺马案暴露出的中外紧张形势和江南隐伏的骚乱，打断了这一进程。清廷不得不优先加强北洋畿辅实力，故手握重兵且擅长外交的李鸿章得到重用，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就始于李鸿章。于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形成晚清的南、北洋体制。经过十年由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和畿辅国防建设，政治军事上的北重南轻固然回归，但北洋淮系势力也已膨胀。
以往为了凸显清朝湘、淮分治的政治策略，过度强调同、光两朝在江督和直督用人上的分治湘、淮原则，似不尽符合事实。石泉、刘广京、王尔敏均有相关论述。易惠莉说：“同、光两朝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人选安排问题上贯彻了相当彻底的分治湘、淮的原则，且赋予江督和直督在国务问题上具备同等重要地位的发言权，即分别兼任南北洋大臣。由此构成清廷贯彻钳制治术的重要一环。”易惠莉：《光绪六、七年的晚清中国政坛：以刘坤一与李鸿章之争为中心的考察》，《近代中国》第18辑，第39页。其实，湘、淮分治南、北洋，要到19世纪80年代后才由于局势变化而逐渐明显。在光绪六年(1880)以前，朝廷颇忌讳湘人领袖坐拥江督。所以曾国藩在世时难以久任，频繁调动；迨曾氏去世后，沈桂芬等“当国者”也尽量不用湘人出任江督。但光绪六年之后情势大变。这时，李鸿章的北洋淮系自然是清朝最重要的支柱，但醇亲王奕等清廷高层为了稳固统治，开始有意追求南、北平衡和湘、淮分治，以防止北洋独大居奇。加以中俄伊犁交涉、中日琉球问题、中法越南危机相继发生，海防形势严峻，中外关系紧张，遂使南洋地区越来越需要军功出身、谙练洋务者坐镇。在光绪七年(1881)沈桂芬去世及枢廷不得力的情况下，醇亲王的发言权增大。光绪七年和十年(1884)，醇王先后说服慈禧，实授湘系领袖左宗棠和曾国荃为江督，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左宗棠和曾国荃相继出任江督后，利用越南危机和中法战争的局势，大量增募湘军，引用湘系文武，一举改变了江南驻军淮主湘辅的局面，遂使湘系军政势力在江南更为盘根错节。这可视为湘系在东南的“二次创业”。同时，这也能部分解释恭亲王、沈桂芬为何历来在中外交涉时力主持重，不愿轻动兵戈。殆因局势一旦紧张或者中外开战，湘系、淮系便会利用“危机”扩张势力，同时军费开支急剧增长，令财政不堪重负。李鸿章利用天津教案和日本侵台事件的危机，避免裁撤淮军，并将淮军由临时勇营“转型”为东南沿海“国防军”的历史，可参见樊百川：《淮军史》，第308—318页；王瑞成：《危机与危机利用：日本侵台事件与李鸿章和淮军的转型》，《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中法战争前后，湘系在江南的经营，亦可作如是观。加以湘军和长江流域蠢蠢欲动的哥老会千丝万缕的联系，终令朝廷颇有顾虑。于是江督“选帅必于湘人”，以稳定东南大局。这无疑是形成湘人江督格局的重要原因。光绪六年(1890)曾国荃去世后，刘坤一接任江督，正是这一形势的反映，也使得湘人江督格局更加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