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死在爪哇也不错
我站在这场景中，久久不能开口。即便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依然感到语言的无力。我深知任何一个简单的陈述句背后，都是无法想象的艰苦现实。有人说这里是炼狱，可对每天采矿的硫黄工人来说，炼狱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同我们吃饭、散步、朝九晚五地工作一样平常。作为亚洲蕞大的火山坑，伊真火山的硫黄喷发量为世界之蕞。这被看作一种幸运。因为在人口日益密集的爪哇，城市和乡村都无法再提供更多供养。对当地人来说，挖硫黄是一份得天独厚的工作，更是一条现实的出路。工人们告诉我，在爪哇，一名普通教师的月收入不过一百美元，而他们可以拿到一百五十美元。
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的场景，我从地上拾起一块金黄色的硫黄晶体，用塑料袋包好带回中国。这样做并非有什么重大意义，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英雄行为”，只是为了深深铭记—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生活。
突然，火山湖喷发出一阵巨大的烟雾，夹着热气和硫黄气体扑面而来。工人们纷纷扔下工具，四散躲避，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感到眼前一片昏暗，泪水夺眶而出，嘴里产生一股强烈的二氧化硫的酸味。我剧烈地咳嗽着，虽然戴了口罩，也毫无作用，肺叶好像都燃烧起来。
这时，一只手把我拉向旁边的一处背风岩石——是一个硫黄工人，他看到我困在那里，便出手相助。他也在流眼泪，也在大口喘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脸上的皱纹里全是黄色粉尘。我们蹲伏在岩石下面，等待火山平息怒气。然后我鼓足勇气，爬回人间。
回去的路上，吉普车经过一片林中墓地。小小的墓碑，插在落满树叶的土壤里，没有文字，亦无名无姓。是的，在爪哇，我终究没有发现绝对的事物，也没有发现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
我见识了繁华而凌乱的雅加达，也看到被刻意回避的历史。我参观了雄伟的佛塔，却发现它早在一千年前即被遗弃。我整日听到伊斯兰教的唱经声，但明白那只是一种信仰，与爪哇的文明无涉。我在人群散去的火山小镇游荡，发现它美得近乎忧郁。蕞终我抵达一个强有力的存在，它用人的故事告诉我，这才是爪哇的灵魂。
《午夜降临前抵达》记录了我在欧洲大陆的两次漫游：“夏”以搭火车的方式，“冬”以自驾的方式。
其实去欧洲大陆的次数远不止两次。这三年来，总有各种机会让我像旧地重游的幽灵一样回到中欧，这其中或许有什么潜在的缘由，就像地心引力那样存在。我想，除了这一地区本身的魅力，中欧对我的吸引还在于它始终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执拗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它至今仍有一种强烈的撕扯和游移感，而这让三十岁的我感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
并不是说我此前遭遇过多大的不幸，以致丧失了人生的意义。在我看来，随着年纪渐长，尽可能有尊严地应付日常生活，已经是足够有意义的事。或许正因如此，我才时常觉得，需要在这平庸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支点”——只有找到了这个“支点”，今后的生活才会获得更有力的抓手。这恐怕也是我这一代人的共同感受。
作为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我们没有经历过饥饿和战争，也没有过父辈那样大起大落的人生。但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猛的三十年，目睹了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证了一波又一波的时代浪潮。我们希望找到某种恒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故乡还是童年，熟悉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某种层面上，遥远的中欧就像一个镜像：它也在撕扯、游移、焦虑，却依然保持了某种永恒不变的特质——有不安与刺痛，也有亲切与安慰。这种特质并非显而易见，而是需要旅行者耐心地观看、倾听。这大概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回到中欧的原因。
当然，我也喜欢旅行者的身份。正是这一身份赋予了我既可置身其中，又可超然世外的特权。在旅行中，我收获喜悦，却不必害怕乐极生悲；我见证苦难，却不必担心承担重负。没人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成为任何人。这种自由自在的身份，若有若无的归属，大概正是如今最为稀缺的东西。
旅行之后写下什么，对我来说，就是那个获得现实世界“支点”的过程。写作时，我仍能闻到奥地利山间雪松林的松脂味，想起摩拉维亚啤酒爽朗的口感，看到自己驾驶的小汽车像玩具一样漂浮在匈牙利大平原上。如果不能以写作这一艰苦的方式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加以确认，我总害怕有一天记忆会像我曾经养过的那只小猫，不辞而别。
日本艺术家村上隆在定义他的作品时说：“在理解精致艺术跟低阶艺术界限的前提下，刻意将低阶艺术以精致艺术来操作。”这本书便是妄图以文学的手段让“廉价”的旅行写作重新焕发光芒。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也不确定如何抵达。就像我在本书中写过的一句话：“旅行中最大的困难不是抵达，而是如何抵达。”这不仅适用于旅行写作，也适用于生活中的诸多事情。
好在，我已经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