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曹丹红
《事实与虚构》是法国文学研究者弗朗索瓦丝•拉沃卡近年来的一部重量级专著，于2016年由瑟伊出版社出版，收入热奈特主编的“诗学”文丛。《事实与虚构》的出版备受法语学界关注。2017年，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在法兰西公学院组织召开“文学这边：十年新方向”研讨会，以一年一书的形式介绍2007—2016十年间法国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事实与虚构》成为2016年的文论代表作。出版几年来，《事实与虚构》的影响已溢出法语学界，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出版，现在中译本也已翻译出版。《事实与虚构》有一个简短的副标题——“论边界”（Pour une frontière），“pour”一词有赞成之意，表明了作者面对事实与虚构所持的立场，也明确道出了本书的写作动机。在导读中，我们将展现作者如何捍卫这一边界，揭示这一捍卫行动的意义，同时思考《事实与虚构》对今日文学研究的借鉴价值。
一、边界的模糊
之所以要捍卫事实与虚构的边界，首先是因为作者认为当今社会，“虚构的边界可能会消失或最终会模糊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引言）。拉沃卡将导致这一模糊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并在著作第一部分“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中分四章进行了论述。这四个方面包括storytelling（故事讲述）概念获得的成功、后现代主义影响［巴特（Roland Barthes）、利科（Paul Ricoeur）、怀特（Hayden White）、韦纳（Paul Veyne）］、拉康（Jacques Lacan）与精神分析学影响、认知科学影响。
首先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storytelling在西方世界取得的全面胜利。2007年一项调查显示，在谷歌网站输入“storytelling”后出现2020万个结果。这个数据在2021年初翻了十倍。所谓storytelling，是指用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来替代现实，以达到“格式化思想”界甚至精神控制的目的。作为“一种交际、控制与权力技术”，storytelling由叙事学引发的广泛兴趣造成，但其实践与思考最终在很多层面取代了叙事学。这一取代的结果是，一方面，storytelling的拥护者更多来自英语世界，是塞尔语用学的继承者，否认大多数叙事学者持有的虚构性内部评判标准，认为仅从形式看无法区别事实与虚构，进而模糊了这两者的边界。另一方面，storytelling更多应用于政治经济领域，因此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也从文学领域转移至非文学话语实践。广义的“story”被用来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与故事相关的虚构观念得到极大拓展，最终形成了一种“泛虚构主义”（panfictionnaliste），“溶解了虚构的边界，也溶解了虚构观念本身”（第一部分第一章）。
其次是后现代思想导致的历史与虚构之间的混淆。拉沃卡主要探讨了巴特、怀特、利科和韦纳的学说，因为“它们构成了1960—1980年代质疑历史与虚构区别的论调的基础”（第一部分第二章）。从巴特的《历史话语》（1967）、利科的《时间与叙事》、怀特的《元史学》与《形式的内容》到韦纳的《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与《人如何书写历史》等著作，这批理论家的态度可以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名言来总结，即“文本之外别无他物” 。一切均由语言编织而成，而语言只能指向自身。在这批后现代思想家笔下，连被认为如实再现现实的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也被解构，被指其所呈现的真实是一种“真实效应”（effet de réel）或“指称幻象”（illusion référentielle）。这批思想家进而将这一结论扩展至一切语言产品，包括历史著作在内，其中海登•怀特的观点尤为极端，他用四种比喻模式来描述四种理解与阐释历史的方式，将历史的书写等同于情节的编制，由此抹平了历史书写与虚构创作之间的形式差异。
再次是精神分析对现实的质疑。拉康（Jacques Lacan）的名言“真实，就是不可能性”（Le réel, c’est l’impossible）充分体现了一部分精神分析理论的真实观。在拉康看来，真实既是精神分析师要抵达的终极目标，同时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真实与对真实的认识之间隔着主体，主体的欲望主宰着他的感官，主体的语言限制着他对觉察到的事物的表达。与其他后现代理论一样，拉康的真实观也深受当时的语言观影响，将现实视作语言构筑的产物，同时认为这一现实并不等同于真实。因而，文学艺术提供的，只能是真实的拟象，是对真实的再现，甚至是对这种再现的再现。如此一来，“‘真实’与‘虚构’通常所指的事物之间形成的两极被彻底颠倒。真实位于主体那无法定义、无法触及的心理现实（das Ding）之中，虚构涵盖感觉、话语、概念、社会艺术产品的整体，后者构成了‘世界’”（第一部分第三章）。拉康的名言随后被不断引用与反复评论，特别受原样派克里斯蒂瓦（Juliaf Kristeva 1979，1983）与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 1971, 1983）等人的推崇，在文学领域长期被奉为圭臬，塑造出某种意义上的“幻觉人类学”，其影响一直持续至21世纪，主要体现于法国小说家兼文论家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 1999，2006）等人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探索中。
最后是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影响。从广义上说，最早从认知角度考察文学作品的研究是心理学家巴特利特（F. C. Bartlett）出版于1932年的著作《回忆》（Remembering）。狭义的认知科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大约始于1970年代中后期，今日已成为跨学科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认知心理学主要通过实验考察文学阅读对被实验者行为的影响，而实验表明，文本属性——被认为属于事实文本还是虚构文本——不会对实验者产生明显影响。从神经科学领域来说，1990年代初镜像神经元被发现，研究者通过磁共振成像等科学实验观察到，某个行动，无论它是被真实执行的、被察觉到的还是被想象的，它所激活的都是同一些神经网络，且神经网络活跃的时间也等长。总的来说，认知科学关心人的叙事理解能力，但并不刻意区分事实叙事与虚构叙事，因为在认知科学家看来，无论从过程还是从影响看，这两类叙事在神经元层面引发的变化是一样的。这样的结论深刻影响了批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认知科学的影响被看作对事实叙事与虚构叙事差异问题的摈弃，甚至令这一问题失效”（第一部分第四章）。
总之，20世纪末出现的泛虚构理论用哲学家拉马克（Peter Lamarque）和奥尔森（Stein Haugom Olsen）的话来总结是一种“最为极端的修辞学，反映了现代思想中的一种普遍倾向，根据后者，不存在‘真实的’世界，存在的一切都只是被建构的，真实是一种幻觉，而虚构无处不在”。
二、边界的捍卫及其意义
拉沃卡虽然自视为虚构理论研究者，但《事实与虚构》的出发点并不是要捍卫虚构。因为在拉沃卡看来，尽管当代人对虚构越来越不信任，但虚构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无须我们去捍卫，而形形色色的泛虚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虚构的生命力。“反过来，虚构的边界需要得到捍卫，因为五十年来，在被反复攻击之后，这些边界已被破坏。”（结论）
捍卫虚构的边界，即是坚持对虚构与事实进行区分。实际上，在呈现泛虚构主义观点时，拉沃卡已于同一时间指出了泛虚构主义本身的矛盾，因为这些理论本身都暗含了一种二元思想。从storytelling理论来看，尽管这类理论确实有抹除事实与虚构边界的倾向，但不少storytelling理论家其实并非对所有跨越现象一视同仁，往往在最后关头区分出具有欺骗性的虚构与审美虚构——也就是狭义的虚构，用拉沃卡的话来说，“狭义的虚构始终是大部分有关storytelling的论著的隐含范本”（第一部分第一章）。所谓狭义的虚构，即认为“虚构是一种由想象力创造的文化产物，不受由对经验世界的指称所确立的真值条件性（vériconditionnalité）限制”（第一部分第一章）。对欺骗性虚构与审美虚构、想象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区分无疑需要以坚实的真伪判断为前提。
从历史书写角度看，无论新历史主义如何强调历史的虚构化，历史学家的出发点始终是对真实的追求。历史学家在工作条件受限的情况下，经常要靠想象力填补空白，但在面对例如大屠杀、大灾难等极端问题时，历史学家的伦理观念与职业道德往往会阻止其采取虚构方法，尤其当此种方法可能导致历史被歪曲时。从接受者角度来说，对历史文献的阅读必然会考虑“著作的书名、作者的身份、副文本等形成的语用学背景”（第一部分第二章），也就是说，“阅读历史叙事时占主导地位的阅读契约意图让我们相信存在一个权威的声音，并且对其予以信任，除非存在相反的指示（例如我们被告知这位历史学家不太可信等）”（第一部分第二章）。历史是一个求真的学科，在这个学科内，刻意抹除事实与虚构的界限往往意味着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诉求。
从认知科学角度说，近些年的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发展非但没有抹杀事实与虚构的区别，反而坐实了区别主义假设。认知科学借助问卷调查、测试或磁共振成像等实验方式揭示，“我们拥有一种认知结构，能够辨别真实与想象，在涉及记忆进程时尤其如此”（第一部分第四章），也就是说，大脑对事实与虚构的理解会“动用的不同记忆类型……不同记忆类型会引发特殊的神经元反应，证实它们逻辑属性的差异”（第二部分第五章）。具体而言，事实与虚构刺激的是大脑的不同区域。事实更多刺激大脑皮质中线结构，尤其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虚构刺激的主要是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大脑不同区域与不同记忆类型相关，事实激活的是与自身相关的记忆，引发个体做出反应，而虚构激活的是语义记忆，这一区域反过来会控制并降低情绪波动。如果大脑判断作品为虚构，那么对这一作品的接受一方面会导致认知及感知脱节，使得道德评判与共情反应变得松垮，促使我们对虚构人物持更为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还会阻止我们采取行动，不至于像堂吉诃德那样，冲上木偶剧舞台去解救“公主”。实际上，对一些学者来说，“区分不同类型以及控制它们之间的混淆的能力正是精神健康的一个标志”。
在二元论很容易被诟病的时代，为什么拉沃卡不仅坚持对事实与虚构进行区分，而且还用数百页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谈论？实际上，《事实与虚构》虽多次指出，对事实与虚构的边界的坚持具有“在认知、观念及政治上的必要性”，或者说“对其边界的定义具有社会与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引言），但没有系统论证边界混淆的危害。不过我们在其他场合看到了拉沃卡捍卫边界的理由。在2017年一场特殊的模拟法庭中，以拉沃卡为代表的学者作为“原告方”，向混淆边界的做法提出了“控诉”，陈述了其五大“罪状”：如果不区分事实与虚构，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特别容易导致虚假新闻的泛滥；不区分历史与虚构就是否认历史学家的伦理，否认其肩负揭示历史与过往真相的责任；模糊边界有时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特别是在以真人为原型的虚构作品中；模糊边界会导致我们无法体验虚构及其与边界的游戏带来的乐趣；模糊边界会导致认知与科学错误。
鉴于上述种种理由，事实与虚构的边界不可混淆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舍费尔甚至认为，“让我们暂且假设人类‘决定’不再区分真假，或者说科技进步有一天会促使我们混同真实与想象……假如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那么结果不是导致产生一个完全异化的社会，结果会更为简单，那就是导致我们这个具有扩张性的种族的快速灭绝”。
三、虚构的本质
捍卫事实与虚构的边界从另一个角度说，意味着对事实与虚构的不同属性有预先的判断。实际上，界定虚构的本质属性正是《事实与虚构》第三部分试图进行的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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