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结合》
七 “起承转合”
陕北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中国革命 与陕北革命之间的关系、与陕甘宁根据地之间的关系，被毛泽东精彩地概括为起承转合的关系。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这样感慨万千地说到了陕甘宁边区：
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 “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 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
所谓起承转合，是说陕北革命既继承了中国革命的 基本特点，又重塑了中国革命、陕北的性格；既融入了此前中国革命的风格，也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 国革命的性格。 正是这种“起承转合”，使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 革命，既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又具有了中国黄土地的宽厚与博大，使得革命者的性格中，既有了毫不妥协 的斗争意志，又有了同志式的温暖和浓烈的人间情怀。
如果用共产党人自己（或者毛泽东的语言）来说，就 是使全党认识到，要使得革命胜利，就既要坚定地进行武 装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同时，又必须灵活而广 泛地建立“统一战线”，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既要讲共产党人纯洁的理想信念，有严格的纪律与原则，同时又要讲中华文明深邃博大的“人情世故”。
既要团结紧张，也要生动活泼。
共产党人当然要敢于斗争，但是斗争的目的是团结，竞争的目标是互助。这个信念，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坚信不疑。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相结合—这两个“结合”，就是毛泽东所谓“起承转合”的要害所在。
因为这种起承转合，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红军走向了成熟，中国革命走向了成熟。从中国革命这种“起承转合”的大势来看，陕北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转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西北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经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 义路线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对于这两个 错误路线的认识是刻骨铭心的，从而对于毛泽东同志的 正确路线的认识，同样是刻骨铭心的。在秋收起义、井冈山道路走出来的革命战友大部牺牲的情况下，西北的 革命同志，就这样成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拥护者， 如果不是在陕北，如果没有西北革命领导人的全力支持，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发动整风，与莫斯科派来的布尔什维 克进行斗争，纠正党的错误，势必会是艰难的。
正是在陕北，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陕北时代，甚至是毛泽东本人的性格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贺子珍 后来曾经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之 后，毛泽东的性格是有很大变化的。此前，他困惑于自 己的主张正确，而往往不被同志们所接受，因此而苦闷，乃至焦躁；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变得更为细致、更为温和、更加有耐心，乃至更加幽默，对同志更加包容。他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党内 的分歧，应该通过耐心细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尤其重要的是，他深刻地认识到，肃反的那一套，对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对于党的伤害极大，共产党要前进，就必须处理好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不能扩大化，尤其不能扩大为党内和 无产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正是在陕北，毛泽东成为党的团结的象征，也正是在陕北，毛泽东终于 得到了全党同志的一致拥护与衷心爱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首先是与中国这一方水土的结合，特别是与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出发点—陕北这方水土的结合。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关键 在于我们脚下的土地。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不过八千人，现在我们的几十万军队、两百万党员，就是在陕北这块黄土地上长出来的。
究竟什么是陕北的性格？什么是陕北革命者区别于一般革命者的比较特殊的性格？这种性格，又是怎样融入了中国革命的性格，怎样改变了、塑造着中国革命的风格？
实际上，许多人都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不远万里访问过陕北，其中就包括斯诺和他美丽的夫人海伦，还有萨特和波伏娃—这一对良知与思想情侣、战友，而 无论是斯诺《西行漫记》还是波伏娃的《长征》，其中都包含着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与探究。
两年前，我也是带着这样的问题，第一次访问陕北，集中到访了榆林、吴堡、米脂、绥德这些充满传说的地 方，接触了鼻音浓重、庄重幽默、保守浪漫的陕北人，天天吃着“黄灿灿的油糕热腾腾的馍”，听着信天游，在黄土高坡上奔驰了一个星期。
我日益感到，陕北革命与中国革命，陕北的性格与中国革命的性格—这个“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共 产党苦难辉煌的历史，对于理解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极其重要。 这是打开中国革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钥匙，也是理解陕北是中国革命落脚点与出发点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