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遇刺身亡，那时我20多岁，还是一名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倍感痛苦与震惊。那次事件之后，我感觉自己有义务采取行动，为促进以色列社会中不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几个月后，我加入了一场防止暴力侵害女性的运动。参加这场运动，获得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伴随我至今：反对暴力行为，支持相互尊重——一种认同男女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女性主义观念。参加这场运动期间，我被邀请成为特拉维夫格里克曼纳马特中心(Tel Aviv GlikmanNaamat Center，一个暴力治疗和预防中心)的治疗师，负责预防家庭暴力和治疗有过暴力行为的男性。加入该中心后，我就开始一对一地接触在亲密关系中有过暴力行为的施暴者。从1997年开始为这个治疗中心提供服务，直到2020年该中心解散，算起来，我负责的治疗小组已有23年。这本书也是在此之后写的，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记录下这些年的经验和感悟。
在此工作期间，我每周三晚七点到中心，给小组8个成员或治疗对象上课。每次课一开始，大家会进行一轮分享，随后由一位成员提出疑问、发表观点或分享他正面临的问题。小组其他成员或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或提出反对意见，有时候甚至相互对抗。多年以来，加入小组的男性已多达数百人，他们的情况各有不同：有的很矛盾，有的自以为无所不知，有的喜欢反对别人。他们之中有负责任的家长，也有叛逆的孩子；有的好奇心重，有的安静，有的腼腆，有的易怒；有的不被理解，有的擅长表演，有的多愁善感；有的理智，有的冲动。我就像一支乐队的指挥，乐队的每个成员都参与了演出，我们共同创作了一个作品，包括面对和处理他们的生活困境、压力困境、暴力行为、私密问题、父亲身份、情绪的自我调节和创伤经历等。我所用的方法是开放式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加入，然后大家一起走向终点——离开小组。而在封闭式小组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同时加入、同时离开。开放式小组中，参与者们有来有走，我却一直都在。
1986年特拉维夫格里克曼纳马特中心成立了第一个治疗小组，11年后，我所服务的小组成立了。同一时期，该中心还有由另一位治疗师带领的一个治疗小组，以及其他类型的治疗小组。这些小组的治疗对象大都是迫于执法部门的压力或因另一半的起诉而加入的；也有少部分是因面临离婚威胁而加入的；还有更少一部分人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愤怒和暴力而主动寻求帮助。他们大多数人的目的是通过参加这个小组获得认可，从而“逃过”诉讼程序。而对于大多数他们的伴侣来说，他们去寻求帮助，让她们又燃起了希望——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变得相互尊重，不再有暴力。
来到这里以后，大多数人会对自己曾有过暴力行为而觉得羞愧，并且对于参加治疗的态度很矛盾。通过治疗，有的人摒除了暴力行为，有的人尽量减少暴力行为；而有的人因被责备而生气，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有的人则愿意为伤害他人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加入小组的这些人，他们的暴力行为和愤怒程度都不严重。他们大多数人此前还过着正常生活，并且和伴侣在一起。也有一些已经离婚的，有的后来又找了伴侣，有的独自生活。那些经感化服务中心认定会对伴侣造成伤害的“高危人群”，以及因严重暴力行为而被捕的人，大都被拘留或定罪入狱，因此他们是在感化服务中心和监狱接受治疗。加入此中心治疗小组的这些男性，他们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因为和伴侣之间的关系危机上升到了暴力层面，所以才加入治疗小组。
在过去的50年里，家暴问题一直是公众讨论的核心。那些一度被认为是“个人行为”的行为，如今已进入媒体、社会、心理学界和法律界的讨论范畴。鉴于家暴现象和问题的曝光，及其普遍程度和产生的严重反响，国家层面的干预也在增加，试图利用执法体系和特定的家暴治疗方案来防止家暴行为。\[谢尔曼(Sherman)等人，2015\]
作为纳马特中心和赫兹利亚社会服务部门的一部分，以色列的第一批针对亲密关系中男性施暴者的治疗小组成立于1986年。自那以后，又成立了一百多个家暴治疗和预防中心。地方政府也为这些男性提供治疗和住所，监狱管理局和感化中心甚至设立了治疗部门，提供群体治疗。此外，一些心理健康专家也愿意为他们提供对策。
尽管有诸多选择，大多数施暴者仍然没有获得以上服务。因为大多数施暴者很难求助于专业的心理援助\[沃格尔、韦德和哈克勒(Vogel,Wade and Hackler)，2007\]，他们甚至倾向于排斥心理援助\[阿迪斯(Addis)和马哈里克(Mahalik)，2003\]。那些寻求心理援助的男性往往都出于一些外部原因。在关于因情绪困扰而寻求心理援助的内在因素和外界因素的调查中发现，96%的受访者称他们之所以寻求帮助，是因为外界的鼓舞或介入\[库萨克(Cusack)等人，2004\]。碍于羞耻心和面子，又害怕牵涉法律和社会福利等问题，在家暴问题出现后寻求帮助就更加困难了。
那些加入特拉维夫格里克曼纳马特中心的男性也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对心理治疗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需要专业的心理援助：本来谋生已不易，还要通过治疗增加生活压力。因此，每周参加一次治疗小组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甚至是一种负担。尽管如此，参与者们这些年也收获了许多。对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地方；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里是学习的地方；有的人说，来到这里，他们第一次在跟别人谈话中打破了沉默的僵局；还有的人觉得这里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总之，对大多数人而言，来这里确实让他们有所改变和得到了帮助。每当有新人加入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我会陪着你”，并且说到做到。这些年来，我发现自己一直致力于创造一种让参与者感觉被关爱和被需要的小组氛围：这是一个他们想来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即便感到羞耻和恐惧(害怕被评判和羞辱)，也会被接受。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参与者越优秀，他们身边的人也会变得越优秀。
尽管如此，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施暴者的治疗上，仍会面临诸多问题。一些参与者并没有把治疗落到实处，他们不愿把想要治疗的问题描述清楚。另一些人还在考虑是否参与治疗。还有一些人，不愿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许多人因为羞耻、尴尬、害怕被谴责，以及不愿揭露自己灵魂深处的脆弱情感等，很难进入角色。他们面对治疗师时的困难，对我们这些帮助他们的人来说也是一大挑战。尽管如此，主持治疗小组23年，对我来说是一次绝妙的经历，它教会我识别暴力行为，让我认识到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健康关系的本质。通过这些人，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男子气概和父亲身份的模糊观点，认识到了暴力的破坏性，以及暴力行为如何实现代际传递。我也了解到一些普遍的情感，和男性的一些独特而复杂的情感，了解了什么是相互依赖和控制，明白我们有义务给予受伤一方同情与关爱。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一些适用范围广的创造性的方法，来帮助施暴者获得改变。
本书延续了社会工作领域所谓“实践性智慧”(wisdom of practice)的传统，反映了多学科融合。因此，本书写给精神卫生和公共卫生行业从业者，特别是那些为处于暴力循环之中的男女提供专业援助的人。此外，对于那些致力于消除家暴现象和所有想更好地了解施暴者心理世界的人，这本书也可以作为一本指南。
基于这些年与数百名施暴者打交道的经验，我在本书中给你一些有效的方法，用以帮助施暴者作出改变。本书的观点源自我作为男性治疗小组的推动者和家暴专业治疗师的经验。与那些敢于面对生活现实、参与治疗的男性接触，让我有机会深入他们的内心，在他们面临危机的时候同他们在一起，从而帮他们渡过难关。与那些遭受暴力的女性，尤其是一些正在参与治疗的男性的伴侣们接触，加深了我对暴力演变和受害者体验的了解，也让我掌握了更多促进或阻碍变化过程的方法。此外，本书还提供了过去十几年来在亲密关系暴力、家庭暴力、暴力动态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对施暴者，特别是亲密关系中的男性施暴者进行有效干预的方法。
本书第一章我们将了解施暴者实施暴力行为的原因。但是它不对暴力行为本身进行解释，因为不管作何解释——即便是出于同情，都有将其泛化或解释不准确的风险。但是，掌握暴力行为的动机依然很重要：第一，可以帮助遭受或可能遭受暴力的女性学会保护自己；第二，帮助男性了解他们自己和导致他们暴力行为的动机；第三，帮助专业人员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以便为每个客户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因此，本书并没有通过理论范式和模式来解释暴力，而是提炼了我在长期与施暴者打交道之后总结出来的导致暴力行为的九大原因。本书以穿插案例的方法来探讨这些原因，以便于读者理解这些暴力行为的动机。这种方法并不对现象和问题加以解释。一个人一生中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通过这些事，可以描绘出人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九大原因具体为：习得性行为、童年和成年创伤、控制欲和报复欲、自卑、冲突和关系升级管理失控、亲密关系中的男权主义观点、亲密关系中的威胁感、抑郁、自我防御。
第二章将讨论雷诺尔·沃克(Lenore Walker)提出的“暴力循环”的适用方面，主要讨论那些最终升级成暴力行为的情感问题。沃克认为，每一段男女关系，都有紧张的时候。在存在暴力的关系中，往往有一个循环的动态：暴力行为导致关系逐渐紧张后，施暴者的暴力行为会增强其愧疚和悔恨感，让他更想去补偿和乞求原谅；但由于冲突并未得到解决，两人也没有认真分析导致他们关系紧张的原因，所以这个过程会不断循环；于是，两人的关系会再度变得紧张，一方再次通过暴力行为释放这种紧张，然后再次道歉并试图弥补。“暴力循环”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描述亲密关系中暴力行为演变的理论基础，并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暴力行为的看法和暴力治疗与预防中心的治疗。本章将会展示“暴力循环”以及它在群体治疗中的运用。此外，本章还会从批判性的角度探讨如何通过“暴力循环”了解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
第三章主要描写那些参加群体治疗的男性。群体治疗是治疗男性施暴者的常用模式，具有很多优势。对于这些治疗对象来说，小组是他们熟悉的环境，他们可以通过与其他成员的互动来发现问题、学习和进步。参与者可以从其他成员的经验中了解到一些情境、模式和应对方法，还能获得一些处理困境的办法。此外，其他男性的存在可以让他们从面临相似问题的人那里得到反馈、获得支持和产生归属感。本章将会讨论同性治疗小组的特点，以及治疗对象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对治疗的影响。另外，本章还会涉及小组中存在的“恐同现象”及其对小组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本章也会讨论治疗小组中男性之间信任的复杂性，在小组中进行自我坦露的困难，以及他们不肯面对自身弱点而防御性地为自己辩解和想要掌控形势的强烈意愿。而且，本章会讨论开放式小组的优缺点，将心理动力学(psychodynamic)干预方法同心理教育方法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治疗小组内提供意见、给出建议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在进行对施暴者的干预中，攻击性和关爱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第四章主要讨论那些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男性的动机和矛盾心理，及其对于治疗的影响。这些男性很难认同“施暴者”这一标签，对他们而言，这是在报纸上才会看到的表述。他们难以接受被迫治疗的事实，而且很难将惩罚与治疗区分开来。他们还会遇到一些障碍，比如因为觉得心理治疗是件丢脸的事，所以不想揭露自己的秘密，也不相信自己能改变，还有涉及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本章将讨论这些问题给群体治疗带来的挑战，以及增强治疗动机的方法。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将会讨论创建一个治疗联盟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及其对于一个开放式小组的独特意义，尤其是在小组中有一些充满矛盾的参与者——不确定自己是否在特定时间需要帮助的情况下。最后，为促成改变，本章还提供了加强治疗师与小组之间联系的方法。
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这样一种认识：如果施暴者不愿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承担责任，我们就无法帮助他改变暴力行为。然而，由于亲密关系中暴力行为的复杂性，有必要弄清楚这些人对其暴力行为承担的责任比重，而不是简单地将责任一分为二(男性施暴者与女性受害者)。本章提出了亲密关系中暴力的责任模式，可以加深治疗对象对责任的理解，从而帮助其应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暴力行为。我们可以通过该模式中暴力事件发生的三个阶段——矛盾升级、爆发和消除痛苦，来划分暴力事件中每一方的责任；还可通过这一模式明确地区分行为、责任和导致暴力事件发展的因素，其中包括个人因素、社会观念因素、家庭因素和创伤等外部因素。
第六章讨论了愤怒、无助和控制之间的联系。要解决亲密关系中的暴力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施暴者的心理，了解引发他们实施暴力行为的情感机制，从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此外，为了解暴力行为的“作案方式”，我会在本章提出一种模式：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信念模式。
第七章介绍了共情的重要性，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无法实现共情的情况。虽然我们觉得很有必要为参与者营造一种共情的氛围，但是对我来说，要与那些承认对妇女儿童有过伤害行为但又对治疗表示抗拒和矛盾的男性产生共情，是一大挑战。因为这些复杂情况，我产生了批判心理，很难支持这些参与者。然而如果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对象没有感觉到被共情，那么，即使诊断和观点再准确，也无法取得治疗效果。本章会讨论在治疗施暴者的过程中“共情失败”的七种情况：个人痛苦和认同受害者，想要撇清自己和不认同施暴者，无助和失控，施暴者需要寻求受害者的保护，跨文化方面的障碍，治疗中法律上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移情(Transference)是心理学上的一种常见心理现象，指求助者把对生活中某个人的情感、态度转移到咨询师身上的过程。与之相对的是反移情，则是指咨询师把对生活中某个人的情感、态度转移到求助者身上。——编者注相关的困难，以及大多数治疗对象同时正面临刑事诉讼。我将在后文提供有效应对这七种情况的方法。
第八章主要介绍在治疗过程中有助于取得治疗进展的五种方法。第一种是针对男性性别意识(强调男孩和成年男性之间独特的发展关联)、男性的痛苦和对女性的暴力的治疗。第二种使用强化意义感和认同个人优势的方法。具体而言，采用意义疗法和积极心理学相关的方法，促使男性对自己和周围的人产生积极的看法。第三种方法则是治疗师的自我坦露。我以身作则，鼓励参与者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弱点。同时，这个方法也增强了治疗师和参与者的主体关联性。第四种方法是鼓励对抗，尤其是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对抗。通过这个方法，我知道如何应对那些喜欢狡辩、试图否认暴力行为或最小化暴力行为影响的人。同时，参与者也可以通过对抗练习，学习如何避免将冲突升级成暴力行为。最后，我还用了比喻的方法，通过比喻把我的观点转化成能被他们接受的语言，传达给他们。
本书描述了我作为小组治疗师的个人经验，其中包括我这些年来的一些感悟和观点。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我这些年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以及男性施暴者小组的治疗师兼引导者这一角色。除了我个人的经验，本书还提供了过去这些年参加该小组的治疗者的研究案例。不过为了保护隐私，所有的名字和个人细节均已修改。
过去这些年，每周一次的小组会议，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无论于我个人还是于我的专业，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里，去解决问题。这些年的治疗师工作，我也有做得不对之处，也有过不堪重负和疲倦的时候。但是，我喜欢和那群需要理解、同情与陪伴的人在一起。他们也想被爱、受欢迎；他们也愿意倾听、倾诉，也想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也向往更加平静和有尊严的生活。我并不轻易宽恕他们，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与他们对峙，但对我来说，充满共情的小组氛围更重要。除了对该领域的专业贡献，我希望本书能让人们感受到施暴者的情感世界——哪怕只是片刻，以及我在对他们进行治疗时的心情。
——节选自（以）亚尔·阿普特《施暴者心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