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一个人来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柏拉图《申辩篇》（Apolog，38a）中的苏格拉底
我们的思考方式皆出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认为，作为个体，我们需要去质疑自己周遭的世界，而这正是生活在“现代”（modern times）的核心意义。在源起于24个世纪前的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目睹“ethos”（道德）—“ethics”（伦理）的诞生，以及对“psyche”（灵魂）的确认。这位“第一殉道者（Martyr）”—希腊语中的“Martyr”是指“见证人”—见证了“真理、德性、正义”和“言论自由”，因而也被尊奉为西方文明的基石。
苏格拉底立身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开端——民主和自由就是在那时首次被人们当成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我们需要去理解他，因为他不仅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更是在追问我们自己的人生意义。
苏格拉底预见了我们这个时代。他担心追求富足会招致盲目的物质主义，而“民主”则会沦为争斗的托词。他说，若我们不幸福，若我们遗忘了什么是善，那战船、城墙和光彩夺目的雕像还有何意义？他的这一问题在如今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切。他问道：“怎样的生活才是正当的？”
“我是一只会蜇人的飞虫，被派来撩拨这座城市，而它仿佛就是一匹巨型的纯种马，因为体型庞大，所以行动迟缓，需要一点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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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他并不是个说教者：他会漫步于雅典街头，与人辩论何为人的本质。对于这座城市的年轻男女来说，他是不可抗拒的：他无休无止地提问，似乎是想挖掘人们认识自我的潜力。他的“伦理”方案的核心就是追寻“善的生活”。他的话语是无与伦比的睿智（sophia）之声，饱含知识、技艺、智慧和真理，在当时以及此后的2400年里都是人们的谈资。苏格拉底的大半生都是在雅典的公共场合度过的，他在那些地方能不受限制地与人进行哲学讨论。但当这位哲学家年近古稀之时，雅典却和他翻脸了。公元前399年3月，这个年迈的公民在宗教法庭上接受了审判，并被判有罪，主次罪名分别是：“没有恰当地承认城邦诸神，且捏造新神”和“腐化青年”。法庭最终做出了死刑判决：大约4周后，苏格拉底在雅典的牢房里喝下了狱卒留给他的毒堇（hemlock）汁，随即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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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论点或许太具煽动性，弥漫着一股格外危险的魅力。他相信人有享受完美幸福的潜力。对于苏格拉底的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力，他的弟子柏拉图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线索。在其洞穴寓言中，柏拉图以绝妙的细节呈现了苏格拉底所描述的一个人类种族，他们生来就戴着锁链，永远盯着一面墙壁，只能看到上面的人影，同时坚信这些影子就是现实。当这些囚徒转瞬间被带入现实世界的光明中时，柏拉图便展现了他们所感受的惊愕和喜悦。这些被锁住的人代表的就是尚未听闻或理解苏格拉底之论说的人。
然而，人类向来不善于全心全意地接受新生事物。在一个迷信成风的城邦里，苏格拉底的精神和道德气质都有些标新立异，容易招惹是非。他似乎患有某种癫痫症或“失神发作”（所以当他长时间凝视远方时，那就是一种古怪的全身僵硬症状），在那个虔诚的时代，这会被人解读为一种有害的“内在之声”。与他同时代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就曾说到一些被“苏格拉底化”了的人，那些人热情地去听他布道、一门心思地关注一些根本问题而不是轻松的乐事。在他的喜剧《云》（Clouds）中，阿里斯托芬嘲笑了苏格拉底高尚的怪癖，让他爬进了一个升到高空的浴盆里，在云层中爬来爬去，只为了“端详月亮的屁股”。民主制需要务实主义者，但苏格拉底拒绝克制自己，不愿收敛真理的力量。于是菲墨（谣言、流言）便开始在这座雅典娜之城疯传。这位坚定的哲学家非常清楚，造谣中伤正是最有害也最阴险的敌人。
“这些人捏造我的丑闻，实在是险恶。他们的武器是嫉妒和诽谤，这很难对付。我不可能把他们都带到法庭上来质问他们或驳斥其指控。我只能保护自己，就像跟影子搏斗一样。”
苏格拉底的思想与活生生的苏格拉底
在所有城邦里，害一个人都比帮他容易。
—柏拉图，《美诺篇》（Meno，94e）
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中，有一幅画描绘了苏格拉底死前的那一刻，作者是新古典主义大师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画中的苏格拉底被焦躁的门徒环绕，这位德性与崇高原则的殉道者缓慢而坚定地说着话，毒堇汁正在他的血管中流淌。蹲伏在他床边的人都将如柏拉图一样把他的话载入文典，进而注入世界文明的基因之中。
“今已至离别之时，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处境更好，唯有神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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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本探究哲理的书。我是个史学家，不是哲学家，不可能比往圣先贤更胜一筹，他们已经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中挤压出了各种不断演变的解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 the Cynic）、阿尔—肯迪（Al-Kindi）、耶胡达·哈列维（Yehuda ha-Levi）、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这些人都曾为苏格拉底哲学的真正含义争论不休。这已经是一部在不断膨胀的正典了，我不会贸然加以扩充。但我可以把目光转向我脚下的那些石头，探查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如何在他所处的时空中逐渐演变的。
就本书的写作目的而言，我想说明一点，苏格拉底思想的趣味就在于他不相信或者不探讨抽象事物。对他来说，道德都是在探讨现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时起源和浮现的。他借以表达自己思想的角色通常都是些鞋匠、面包师、女祭司和妓女。苏格拉底不断强调他是血肉之躯，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生活和理解生活的。这是他的哲学如此贴近我们的原因之一。因此，用一些不起眼的、考古学上的、物质性的东西来回溯苏格拉底的经历还是恰如其分的。简言之，苏格拉底所传达的图腾般的思想与他的经历是脱不了干系的，比如他恰好在当地港口目睹的一场宗教仪式、赤脚穿行于雅典的快乐、亲朋好友的亡故，以及在一场消耗战中体验的恐怖，其分量在他的思想中不亚于任何一种纯粹的智识概念。苏格拉底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鲜活的世界。这本书会把他生活中混杂的证据编织到一起，让物质遗存与文学和文献资料并驾齐驱，一个世界的图景将就此浮出水面，显现出人们在其中首次自觉尝试建立的一个以“民主”为基础的“文明”。
不过苏格拉底关心的并不仅仅是我们周遭的环境，还有我们的内心。“他要求我们认识自己，其实是要求我们了解自己的灵魂。”苏格拉底饱含深情。这位哲学家认为开诚布公的对话是灵魂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抚慰，他是以对话而非独白的方式将内心的想法传达到了公共场域。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宣泄——柏拉图用了希腊语中的“katharsis”一词——意思是释放出灵魂中“不好的东西”。根据我们现存的记载，正是苏格拉底最先探讨了我们应该如何同处一世，就像这个世界努力适应其自身一样。
“真理其实是一种净化［katharsis］……自我克制、正义、勇气与智慧本身都是一种净化。”
苏格拉底的哲学和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尤其因为它是如此的顽强。从伊丽莎白一世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从第三帝国到21世纪的美国，人们一直在以苏格拉底为范例来力图理解社会现在的样貌，以及它理应是何种样貌。苏格拉底的话语曾充盈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门厅。公元11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耶胡达·哈列维在与哈扎尔国王（King Khazar）谈论犹太教本质之时，就引述了苏格拉底的话。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托马斯·霍布斯的政治论说文中也随处可见苏格拉底的名言。
苏格拉底还是早期伊斯兰教的一个核心人物。阿尔—肯迪是“第一位”自封的阿拉伯哲学家，无疑也是首位穆斯林哲学家，他就在公元9世纪写下了大量有关苏格拉底的论文（失传已久）。苏格拉底的睿见曾被勾画于彩石之上，涂绘于撒马尔罕的公共建筑之中。这位哲学家还被列为智慧七柱之一，获得了“源头”（The Source）之名。苏格拉底内心的声音被中世纪的穆斯林当成了一种征兆，表明他就是一位身着穷人衣裳的天使。从公元11世纪至今，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认为他有提神和滋养之效，“就像……正午烈日下最纯净的水”。
然而，我们为什么至今仍要关注他呢？为何还要挂念这个早已离我们远去的古人呢？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苏格拉底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我们仍然渴望的事——他暗示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种方法，在这片土地上使自身得到满足。苏格拉底的吸引力就在于他劝说人们关照灵魂。他认为，只有当人与自身和谐相处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他提出，能让事情变得更好的是“我们”，而非“他们”。